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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论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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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通过计算工作替换率（新工作对旧工作的替代）或机构替换率（新机构对老机构的替代）来客观衡量创造性破坏的力度。而对生活满意度的衡量，我们主要依靠的是盖洛普的健康之路项目（Heathways）在2008—2011年开展的民意调查。盖洛普公司通过对近1 000名随机抽取的美国人的电话访谈，收集了超过35万个对其问卷的回答，据此测算出生活满意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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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指标与生活满意度相反，是记录受访者报告的焦虑程度。它来自对如下问题的二选一回答：你是否在昨天的很多时候感到担忧？第二个指标基于坎特里尔阶梯表（Cantril ladder），该表源自以民意调查研究而闻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坎特里尔。[18]坎特里尔阶梯表是基于如下问题：设想有个自下而上从0到10排列的阶梯，顶端代表你可能拥有的最好生活，底端代表你可能拥有的最差生活，你感觉自己此时正站在哪级阶梯上？你预计自己在五年后会站在哪级阶梯上？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的基础，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未来坎特里尔阶梯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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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满意度指标对创造性破坏有何反应？[19]图11.5表明：创造性破坏增加了焦虑，但在控制了创造性破坏对失业的影响后，程度将减轻（虚线）。或者说，失业是创造性破坏加剧焦虑的作用渠道之一，但并非唯一渠道。从之前的讨论中我们或许能看出，学历过时以及更普遍的失去企业中的位置也会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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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创造性破坏与焦虑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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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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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a则显示，即使考虑到对失业的影响（实线），创造性破坏对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的总体效应仍接近于零。这意味着工作破坏的负面效应被工作创造和增长的正面效应抵消了。而当我们忽略对失业的负面影响时，创造性破坏对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具有积极效应（虚线）。这些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第一个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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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b是类似的情形，但利用未来坎特里尔阶梯表作为满意度指标。从中可以发现，较高的创造性破坏率对未来坎特里尔阶梯表的提升甚至超出当前情形，两条曲线都比图11.6a中的对应曲线更为陡峭。事实上，即使我们考虑创造性破坏对失业造成的影响（实线），其整体效应仍然为正面。也可以说，当人们展望五年后的情形时，他们通常会淡化创造性破坏的负面效应（即失业），而强调其正面效应（即工作创造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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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图11.7比较了美国失业保障较为慷慨的各州（图11.7a）与失业保障较差的各州（图11.7b）。这些图表明，创造性破坏对生活满意度的积极效应（用当前坎特里尔阶梯表测算）在失业保障较好的地区更为显著。由此证实了类似丹麦模式的失业保障或弹性保障制度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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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6 创造性破坏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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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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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7 创造性破坏与生活满意度：失业保障较好与较差地区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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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P. Aghion, U. Akcigit, A. Deaton and A. Roulet,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AmericanEconomicReview106, no. 12（2016）:3869 -3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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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弹性保障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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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的弹性保障模式具有双重优势，既减少了可能制约创造性破坏进程的劳动力市场的僵化，[20]又给人们的职业道路提供某些保障，使他们能更为平缓地度过失业期，减少收入损失，并有望快速回到就业状态。对劳动者而言，弹性保障意味着从“岗位保障”转向“就业保障”或者说“就业能力保障”（employability），便于适应创新带来的更频繁的职业转换。欧盟理事会认为，弹性保障“需要灵活可靠的合同安排……全面的终身学习策略，有效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以及现代社会保障体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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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该机构所述，职业培训与技能培训是成功的职业转换的关键因素。为强调这点，两位丹麦学者奥维·彼得森（Ove Kaj Pedersen）与索伦·安德森（Sϕren Kaj Andersen）发明了“流动性教育”（mobication）的概念，把流动性（mobility）与教育（education）结合起来。[22]此概念背后的思想是，技能发展不仅能促进劳动力市场内部的流动性，还可以提高应对挑战的能力，例如我们在第3章讨论的人工智能革命等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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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1704513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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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