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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8 2009—2011年平均研发支出与企业总资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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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A. Dechezleprêtre, E. Einiö, R. Martin, K. -T. Nguyen and J. Van Reenen,“Do Tax Incentives for Research Increase Firm Innovation? An RD Design for R&D,”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20，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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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文所述，英国的税收研发激励体制尤其面向中小企业。如果中小企业的创新更活跃（以每千名员工获得的专利数计算），法国（见图12.9a）和美国（见图12.9b）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一政策选择就是合理的。[30]此外，中小企业产生的创新更为激进、更有影响力。不过，英国体制的这个优点并没有被其他发达国家借鉴，包括法国在内（图12.10）。2018年，法国对研发支出的税收补贴率很高，但对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的幅度基本相同（均为43%）。[31]英国的这一补贴比率总体上更低，但中小企业受益幅度（27%）明显高于大企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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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获得免税额度的资质门槛不是根据企业规模而是根据研发支出金额设定的:1亿欧元以内的研发支出可获得30%的补贴，超出部分则为5%。不过很少有企业的研发支出能超过1亿欧元，于是几乎所有开展研发的企业都获得了30%的补贴。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即使没有对研发的税收补贴，研发支出超过1亿欧元的特大型企业也会在研发上做非常大笔的投资。也就是说，门槛内的研发支出的税收补贴对这些大企业而言纯粹属于意外收获，对它们的研发投资决策并无实际影响。然而在2014年，100家最大的法国企业在全部研发税收补贴中的占比却达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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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9 法国与美国不同规模企业的创新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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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a. Matched employer-employee data（DADS）and Patstat; b.转引自U.Akcigit and W. R. Kerr,“Growth through Heterogeneous Innovation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26, no. 4（2018）:1374 -1443，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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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0 不同国家和不同类型企业对研发支出的补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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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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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研发税收补贴不那么向大企业倾斜，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是模仿英国体制，针对企业规模设立门槛。另一种较中庸的解决方案是设立边际补贴比例，随企业研发密度（其定义为研发支出与企业规模之比）的提升而增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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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破坏的力量 5.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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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新尤其是颠覆性创新的不同阶段提供融资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我们已经知道在基础研究阶段，来自研究机构和大学的资金对促进革命性发现往往还不够充足，为有潜力的研究者提供支持的私人基金会要扮演关键角色。在开发阶段，我们指出除财务考虑之外，投资人对企业项目的参与程度也关系重大。在早期创业阶段，风险资本对企业决策的控制权会随时间变化，成为促进颠覆性创新和企业成长的一种关键机制。当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后，机构投资者将接替这个角色，他们为从事创新项目的经理人提供保护，从而鼓励其承担更多的风险。最后，政府也在创新融资中发挥着作用，尤其是通过对研发活动的税收激励，另外还可以利用采购合同以及更普遍的产业政策工具（见本书第4章和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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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金融生态体系对创新有重大影响。美国受益于研究基金会、机构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人形成的强大网络，他们有必要的经验辅导新企业走向成功。这一网络增进了美国在创新领域的主导地位。当然，融资必须加以监管，以防止其成为增长的障碍。有关内容可参考专栏12.1和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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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12.1 融资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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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描述了不同的创新融资方式，但融资也伴随着某些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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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包括公共部门、风险投资人和机构投资者等）在决定是否支持某个创新项目时可能犯两种类型的潜在错误。第一类错误是错过好项目，第二类错误是支持坏项目。如我们所知，熊彼特式的创新者有很高的失败概率，这意味着项目易遭受挫折，但较低的成功概率却对应着极高的回报。因此在创新融资中，犯第二类错误并不罕见。投资者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减少犯第一类错误的风险，即错过后来有丰厚回报的好项目。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某些投资人在脸书或谷歌之类的公司创立时错失了参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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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书第3章谈到，重大的通用技术发明后会出现众多次级创新，而它们的成功机会较大。由于投资人担心犯第一类错误，金融业可能出现投资热潮，图12. A显示了股票上市发行金额与GDP比率的变化。[33]20世纪20年代随着电力的引进出现了投资高潮，90年代后期的信息技术革命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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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A 股票上市发行收入与GDP的比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