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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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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有家企业生产中间产品，然后将其卖给生产最终产品的其他企业。采购方企业可能和生产方企业同处一个国家，也可能分属不同国家。另外，生产方企业与外国企业存在竞争。例如，有家生产汽车发动机的法国企业M，希望把产品卖给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整车制造商。M与外国的发动机生产商存在竞争，如果它的生产率不够高（处于图13.7中I点的左侧），性价比较低，则作为其潜在客户的各国整车制造商（包括法国厂商在内）都会选择其外国竞争对手的发动机。所以I点被称为“进口门槛值”。如果M的生产率超出了这个水平，则法国的整车制造商愿意从它手里采购，而不再选择其外国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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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中的生产率横轴再向右侧移动，我们将来到E点。此时，企业M的生产率提高到可以出口产品的水平，也就是说，该企业不仅能把发动机卖给法国整车制造商（已位于I点右侧），还能开拓外国客户，市场规模自然随之扩大。E点由此名为“出口门槛值”：超出这个生产率水平后，该中间产品生产商（法国的发动机公司）就能进入外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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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来看看国内企业的创新。为改进质量，提高性价比，M必须通过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或者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压低发动机价格）。当这家中间产品生产商的生产率在图13.7中从左向右移动时，其创新密度会如何变化？答案可见于图13.8。从最左侧开始，随着该企业更加靠近进口门槛值I，创新密度逐渐提高。因为越靠近进口门槛值，该企业在本国中间产品市场上面临的外国企业竞争就越激烈，创新动力也会越强。学者们将其称为“防御性创新”，意思是旨在守住本国市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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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该企业跨过进口门槛值I，其创新密度会下降，因为企业在本国市场上已经没有外国企业的挑战，通过创新来超越竞争的动力随之消失。然而当该企业更靠近出口门槛值E的时候，它同外国企业争夺外国市场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于是我们重新看到该企业的创新密度提高。学者们称其为“扩张性创新”，意为旨在夺取新的外国市场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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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当企业跨过进口门槛值或出口门槛值以后，创新密度并未立刻下跌。事实上，如果企业在跨过任何门槛值后就马上停止创新，则很可能失去刚刚获得的市场，换言之，竞争对手的性价比稍有提高就会让战局反转。总体上，本国中间产品生产商的创新密度曲线类似于一条有两个峰值的山形，如图1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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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8 创新密度与生产率水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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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轴反映生产率与0水平的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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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T. Ates and G. Impullitti,“Innovation and Trade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NBER Working Paper No. 245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 MA, April 2018），图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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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了解这一普遍模式后，我们再来探讨进口关税提高会如何影响该曲线。从理论上讲，关税提高会使进口门槛值向左移动（见图13.9），曲线则会从原先的实线变成虚线。外国生产的中间产品被加征关税，增加了其生产成本，使外国企业更难在本国市场上竞争。于是，国内企业赢得市场所需的生产率门槛将下降。进口关税带来削弱竞争的效果，从而减弱了防御性创新（确保本国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占据主导的创新）。但与此同时，扩张性创新的需求将维持不变。所以总体看，保护主义关税的长期影响将是削弱本国中间产品制造商的创新与生产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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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9 实施保护主义关税造成的曲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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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轴反映生产率与0水平的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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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T. Ates and G. Impullitti,“Innovation and Trade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NBER Working Paper No. 245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 MA, April 2018），图1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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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为生产中间产品的国内企业提供研发补贴会有不同的效果。如图13.10所示，此类补贴会使曲线向上移动（从原先的实线到虚线），因为它给所有企业都带来了创新激励。研发补贴会给防御性创新和扩张性创新都带来促进作用。相关的研究还发现，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与居民消费增长基本上可以抵消补贴所需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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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0 研发补贴造成的曲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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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横轴反映生产率与0水平的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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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U. Akcigit, S. T. Ates and G. Impullitti,“Innovation and Trade Policy in a Globalized World”（NBER Working Paper No. 2454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ambridge, MA, April 2018），图1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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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讨论并不意味着，永远都无须考虑保护主义政策。在处理有社会倾销或环境倾销行为的外国企业时，或许有必要动用此类政策。[19]我们这里的分析是说，仅就应对外国企业并无不公平的竞争而言，相比大幅提高进口关税，采用对知识经济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以及产业政策等工具，更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长期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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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例证，我们可以比较法国与德国对抗击新冠的产品和设备的政策。我们发现，德国对抗击新冠产品所需的生产价值链保持了较强的控制，包括药物（试剂、药品和活性成分等）、医疗设备（特别是呼吸机）与防护设备（手套、口罩等）。[20]实现控制的手段主要是投资和创新，而非保护主义措施。图13.11显示了法国（灰色曲线）与德国（黑色曲线）自2000年来上述产品的进口和出口的变化。德国的出口在2002年与法国处于类似水平，此后快速提高，远远超过法国。这并非由于保护主义政策，因为德国进口的抗击新冠类产品同样在增长。德国人取得这样的结果是靠维持高水平的竞争力（即高性价比），源于对质量改进创新的大规模投资和培育社会对话机制。其成就毋庸置疑：如今的德国在呼吸机和检测上都拥有更好的物质装备，能比法国更好地应对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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