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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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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能够帮助履行雇主与雇员之间、借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不完备合同，还可以推动执行同样属于不完备合同的国家宪法。民间社会在这里的作用是为上文提到的保证手段提供现实支持，[31]让限制行政权力的宪法规定发挥效力，或者说把保证手段从理论王国带到实践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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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案例：新冠疫情与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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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鲍尔斯与卡林近期的研究着重指出，民间社会是政府与市场这对组合控制新冠疫情蔓延的必要补充。[32]他们承认市场与竞争在促进发现新疗法和疫苗方面的决定性作用，也肯定政府在短期控制医疗危机、在中期重启经济方面不可或缺的贡献，但尤其从韩国的例子看，他们呼吁同样要重视作为阻止疫情扩散必需的第三支柱，即民间社会。该研究认为，韩国的出色抗疫表现与当地民众普遍的自律和公民意识关系甚大，这些条件让国家能从很早开始实施社交距离措施，从而限制病毒传播，并可以立即帮助受感染者。如果完全依靠政府与胁迫手段，控制病毒的整体公共卫生策略将难以有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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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是，公民意识在其他许多国家较为欠缺。例如在法国，我们看到大量巴黎人在春假期间违反隔离指示。在美国，特朗普总统本人甚至利用推特账户支持各地反对隔离的抗议行动，违背自己的政府给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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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问题。我们在第9章介绍了可以促进绿色创新的若干政策杠杆。碳税和绿色创新补贴等工具依靠政府与市场这对组合：政府可以采用此类工具，把企业创新引向环境友好型技术。碳税可以削弱污染技术的生产和创新激励，补贴可以降低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同时我们也讨论了支持环保的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及其与竞争的相互作用。社会价值观与竞争的互动能把市场与民间社会这对组合利用起来。民间社会可以培育环境友好型价值观，市场则是开展竞争与创新的场所。[33]首先我们看到，如果国民表现出更强的环境偏好，并愿意支付更高的金额推动绿色经济，企业就会有更强的动力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以迎合消费者的偏好。其次，我们已指出，产品和服务市场的竞争力度会强化社会对绿色创新的偏好。在消费者关心环境问题的国家，竞争会推动企业开展环境创新，以超越对手。最后是政府与民间社会这对组合，涉及公众行动与政府决策的相互作用。当公众更重视生态问题时，政府将受到压力，从而制定有利于环境的法律或政策。总之，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需要市场、政府与民间社会三个支柱的配合来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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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社会如何把民主制度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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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权斗争。美国的民权运动提供了一个绝好的范例，表明民间社会如何发挥了必要作用和激发力量，推动立法、提起诉讼并迫使行政部门的官员忠实执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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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后，美国宪法得到修订，赋予所有种族相同的权利。但某些州的政权破坏了这些保障，在军队、学校、公共空间和公共设施等场所，它们通过法定的种族隔离否定黑人的政治权利与平等地位。虽然宪法第15修正案赋予了美国黑人投票权，南方的许多州仍以人头税为由，或要求黑人选民参与不公平的文化测试，在事实上剥夺了他们的公民权。甚至在最高法院做出历史性的禁止学校种族隔离的判决之后，许多学校依然拒不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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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运动在20世纪中叶进入高潮，尤以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于1955年12月1日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公交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男子为标志。她的行动催生了一长串的事件。首先出现了对蒙哥马利市公交车的抵制行动，接下来从1957年开始，马丁·路德·金等领导人组织了一系列反对种族歧视的非暴力抗议。然后，九名黑人学生在前往过去的纯白人高中上学的第一天，同阿肯色州州长派遣来阻止他们的国民警卫队发生对峙。这一事件开启了美国总统调集联邦军队强制废除种族隔离的先河，并在随后的若干案例中如法炮制。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博罗市，四位黑人大学生拒绝离开“只接纳白人”的午餐柜台，引发了席卷南方的类似静坐抗议。由黑人和白人参与者共同组成的自由乘车运动者在南方各地乘坐公交车抗议种族隔离，也屡次遭遇危险的暴力袭击。除了这些著名事件，还有若干组织的行动作为补充，如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所有这些积极分子的努力于1963年8月28日汇聚成华盛顿就业与自由大游行，其间，马丁·路德·金在大约25万人面前发表了享誉至今的著名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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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重大事件与民间社会成员的众多其他行动，加上媒体的广泛报道，成为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的背景。该法案禁止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或原籍国家的雇佣歧视。还有1965年的《选举权法案》（Voting Rights Act），禁止以文化测试来决定选民资格，并向某些选区委派联邦审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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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权运动的目标今天仍属于未竟之事业，美国社会依然在通过示威、诉讼和其他行动，争取完全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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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与对法律合宪性的争议权。我们在前文提到，由于1974年10月29日的修宪改革，要求法国宪法委员会发起法律合宪审查的权利得到了扩展。这一改革由当时新当选的共和国总统瓦勒里·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提议，增强了议会反对派的力量，允许不少于60名国会议员或60名参议员的团体向宪法委员会提起合宪审查动议。改革立竿见影，合宪审查的案件数量从改革前10年的5起，猛增至改革后10年的94起，增幅达到19倍。德斯坦本人在被问及发起改革的动因时，将其与1968年5月由学生主导的骚乱直接联系起来：为防止今后爆发类似规模的骚乱，有必要扩大反对派的权利并加强多数派同少数派的对话。我们再次看到，1968年学生运动代表的民间社会力量促使政府官员修订宪法，以强化对行政部门的权力制衡。这些例子证明，民间社会的行动可以迫使执政者交出权力，从而把宪法中的契约内容变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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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扩大公民权利作为承诺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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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在2000年的一篇论文中用规范理论阐述了扩大公民权利可以成为防止骚乱或革命的手段。[34]他们的模型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民间社会的压力下，英国的选举权在1820—1920年间得以稳步扩大（见图15.4）。1832年之前，只有寡头精英阶层享有投票权。1832年，选举权要求的最低财富和房产门槛被降低，公民权利扩大至全国1 /7的男性。到1867年，公民权利扩展至生活在城市区域且拥有房产的所有男性。1884年的选举改革把这一权利扩展至在农村拥有房产的男性。到1919年，所有年满21岁的男性与年满30岁的女性都获得了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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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英国精英阶层要不断扩大选举权，由此导致公共投资与再分配增加，最终削弱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答案在于，扩大公民权利是精英阶层对建立公共服务和再分配体系的一种可信承诺。借用这种方式，他们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乃至革命。简单地做出再分配承诺是不够的，为使此类承诺具有可信度，必须通过扩大公民权利给民间社会更大的控制权。[35]正是来自民间社会的革命威胁迫使执政当局通过扩大公民权利来完善社会合同，从而增强了妥善履行合同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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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 英国享有投票权的人口占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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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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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艾德（Toke S. Aidt）与彼得·詹森（Peter S. Jensen）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借助12个欧洲国家1820—1938年的历史检验了上述假说。[36]该研究分析了革命威胁对一个国家选举权扩大的影响。公民权利由立法机构选举中有投票权的人口占比来反映，革命的威胁程度由相邻国家发生的革命事件来测算，因为革命会在各国之间传播。[37]结果发现，平均而言革命威胁对投票权利扩大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具体来说，欧洲某地发生的一次革命带来的短期效应是让一个国家拥有投票权的人口比例提升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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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起义的恐惧并非当权者扩大民主参与的唯一原因。例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2008年倡议的宪法改革就并非来自这种恐惧。那场改革增强了议会反对派的权力，尤其是允许在任何法国公民申请下，把法律提交宪法委员会做追溯审查，即在法律生效后的审查。[38]他推动改革的动机乃是希望更普遍地联合反对派，以开展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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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可以忽略重大动乱的风险吗？类似的进程在如今是否还有意义？法国在2018年11月到2019年3月的“黄马甲”运动证明，我们依然必须严肃看待这种风险，过于自负的执政者仍可能遭遇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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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民间社会的代价：“黄马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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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在奥朗德政府中出任经济部长后，于2017年赢得了法国总统大选。[39]一个月后的2017年6月，议会选举的结果进一步巩固了这场胜利。马克龙的“前进”运动发展成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国前进”运动，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了压倒性多数席位，而传统的左翼和右翼政党遭到大幅削弱。这个结果使马克龙可以依靠强势多数地位发起改革，他也确实从2017年夏季就全速开进。新总统瞄准的目标是通过改革资本收入单一税、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培训以及教育，促进长期增长，降低失业率。[40]所有这些改革议程都曾出现在他作为候选人的计划里，目的显然是为当选后的施政争取政治上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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