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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在2000年的一篇论文中用规范理论阐述了扩大公民权利可以成为防止骚乱或革命的手段。[34]他们的模型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民间社会的压力下，英国的选举权在1820—1920年间得以稳步扩大（见图15.4）。1832年之前，只有寡头精英阶层享有投票权。1832年，选举权要求的最低财富和房产门槛被降低，公民权利扩大至全国1 /7的男性。到1867年，公民权利扩展至生活在城市区域且拥有房产的所有男性。1884年的选举改革把这一权利扩展至在农村拥有房产的男性。到1919年，所有年满21岁的男性与年满30岁的女性都获得了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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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英国精英阶层要不断扩大选举权，由此导致公共投资与再分配增加，最终削弱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答案在于，扩大公民权利是精英阶层对建立公共服务和再分配体系的一种可信承诺。借用这种方式，他们避免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乃至革命。简单地做出再分配承诺是不够的，为使此类承诺具有可信度，必须通过扩大公民权利给民间社会更大的控制权。[35]正是来自民间社会的革命威胁迫使执政当局通过扩大公民权利来完善社会合同，从而增强了妥善履行合同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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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4 英国享有投票权的人口占比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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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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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艾德（Toke S. Aidt）与彼得·詹森（Peter S. Jensen）近期开展的一项研究借助12个欧洲国家1820—1938年的历史检验了上述假说。[36]该研究分析了革命威胁对一个国家选举权扩大的影响。公民权利由立法机构选举中有投票权的人口占比来反映，革命的威胁程度由相邻国家发生的革命事件来测算，因为革命会在各国之间传播。[37]结果发现，平均而言革命威胁对投票权利扩大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具体来说，欧洲某地发生的一次革命带来的短期效应是让一个国家拥有投票权的人口比例提升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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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起义的恐惧并非当权者扩大民主参与的唯一原因。例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2008年倡议的宪法改革就并非来自这种恐惧。那场改革增强了议会反对派的权力，尤其是允许在任何法国公民申请下，把法律提交宪法委员会做追溯审查，即在法律生效后的审查。[38]他推动改革的动机乃是希望更普遍地联合反对派，以开展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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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可以忽略重大动乱的风险吗？类似的进程在如今是否还有意义？法国在2018年11月到2019年3月的“黄马甲”运动证明，我们依然必须严肃看待这种风险，过于自负的执政者仍可能遭遇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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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民间社会的代价：“黄马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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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龙在奥朗德政府中出任经济部长后，于2017年赢得了法国总统大选。[39]一个月后的2017年6月，议会选举的结果进一步巩固了这场胜利。马克龙的“前进”运动发展成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国前进”运动，在国民议会中占据了压倒性多数席位，而传统的左翼和右翼政党遭到大幅削弱。这个结果使马克龙可以依靠强势多数地位发起改革，他也确实从2017年夏季就全速开进。新总统瞄准的目标是通过改革资本收入单一税、劳动力市场和职业培训以及教育，促进长期增长，降低失业率。[40]所有这些改革议程都曾出现在他作为候选人的计划里，目的显然是为当选后的施政争取政治上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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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突出的一点是，马克龙政府多次借用一条宪法规定，让行政部门能够绕开议会，强行通过由政府起草的法律，除非议会以不信任投票加以否决。这个程序回避了议会辩论，加快了改革进程。该宪法条款的规定是，议会授权政府制定针对特定领域和适用期有限的法律，但放弃对法律内容讨论的参与。[41]例如，国家铁路系统改革和劳动法改革等都是以这种程序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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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议会的反对派不成气候，并自信工会已被边缘化之后，马克龙政府此时决定引入竞选纲领中没有提及的不受欢迎的政策措施：取消对退休金的通胀调整，这给退休金较低的家庭带来了沉重打击；下调对学生的住房补贴；把道路限速从每小时90公里降低至80公里；以及最为重要的环节，大幅提高碳税，这最终点燃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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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反抗行动的最初原因可回溯到2018年初，但碳税上调才是“黄马甲”运动这一来自民间社会的抗议运动的真正起点。在主张提高碳税的人看来，这样做能达成两个目标：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彰显政府的环保追求。然而，这一措施的设计者没有考虑到再分配效应，尤其是在上班通勤和接送子女时只能开车的郊区民众受到的强烈负面冲击。运动发端于2018年11月，到12月1日，已发展为一场城市游击战。马克龙在阿根廷出席G20（二十国）峰会时，从电视上看到凯旋门遭到肆意破坏，香榭丽舍大街变成示威者与警察激烈冲突的战场。正是在当天的城市骚乱之后，这位法国总统于12月5日宣布取消上调汽油税。忽略民间社会的代价不仅是用于扑灭骚乱之火花费的1 800万欧元，更关键的是让改革进程就此延宕了近一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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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马甲”运动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导致法国的政治体制更加走向分权化与去中心化。尤其是，这推动了“公民气候大会”的成立，由150位随机选出的公民组成，为抗击全球变暖给出建议。马克龙总统承诺将无保留地把这些立法和监管建议提交给公民投票或议会表决。可见，对抗议运动风云再起的担忧重新成为法国政府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仅触发了制度变革，还保证这些变革将被付诸实施，而非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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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马甲”运动的另一个影响是肯定了社交媒体在权力制衡中的真实作用，特别是通过脸书网站，让国民能够在没有建立正式组织时采取协调行动。社交媒体的兴起值得引起民间社会的传统发言人即新闻媒体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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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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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民间社会的作用时，我们难以忽略媒体作为扩音器扮演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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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媒体的积极作用的案例研究。媒体的用处之一是向公众发出政府滥用权力的警报。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军队在阿布格拉布监狱虐待囚犯的照片和视频被曝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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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4月，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电视台收到一组照片和视频文件，详细展示了伊拉克阿布格拉布监狱的虐囚行为。作为美军最高指挥官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当时联系该新闻台的负责人，请求至少暂时不要播放，以保护美国驻伊部队。可是三周后，CBS新闻台获知《纽约客》杂志可能发表这些照片，为避免坐失独家报道的良机，CBS将照片公布，丑闻就此被掀开。到2006年，监狱管理权被转交给伊拉克政府。该丑闻的揭发，尤其是利用水刑的行径，迫使美国政府下令任何政府机构在审问时禁止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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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独立媒体的存在是民间社会影响政府的一种手段。此外，媒体之间的自由竞争对它们发挥权力制衡作用提供了助力。身份的独立与竞争的存在这一双重自由让社会合同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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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与新冠疫情。在一些国家，新冠疫情在不同程度上给审查和胁迫媒体提供了借口。为了给压制新闻自由寻找合法性，许多国家的政府以打击“假新闻”为旗号，号称要确保公众安全和社会秩序，这是它们不时用来窒息独立媒体的伎俩。也就是说，疫情变成了政府打压民间社会、巩固自身权力的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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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中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称，记者们不对抗击疫情做贡献，反而散布虚假消息和不实言论，简直比病毒还要危险。他指责反对派的媒体“对自己的祖国发起战争”。在印度，最高法院于2020年3月31日指示媒体只能参考和发表官方对疫情发展的说法，宣称这是防止广泛恐慌的必要之举，并呼吁媒体应该有“责任心”。2020年3月30日，匈牙利议会通过法律，授予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无限期的施政令治理权，并对散布有关病毒或政府措施的“虚假信息”的行为处以最高可达5年的刑罚。由此可见，某些专制主义政权有可能利用公共卫生危机强化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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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控制总是具有政治意义，但在疫情期间显得尤为突出。控制手段从内容审查到针对个人的直接威胁不等，如肆意收监或者暴力伤害等。例如，摩洛哥、约旦和叙利亚以可能传播病毒为由，禁止出售新闻用纸。审查行动加强伴随着新闻记者遭到攻击、威胁或监禁的数量增加，例如在土耳其、约旦、津巴布韦和乌克兰等国。另外，记者们对数字跟踪软件的使用也感到担忧。这些工具原本是为了帮助抑制新冠病毒扩散，但也被用来监视媒体。在自我审查已成为常态的许多国家，威胁和监视被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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