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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H. Maghin and A. Sapir,“Covid and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VoxEU, June 25,2020，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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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2 德国和美国面临贫困风险的人口占比与失业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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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转引自P. Aghion, H. Maghin and A. Sapir,“Covid and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VoxEU, June 25,2020，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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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创新成就的国别比较，另一方面是不平等、贫困、宏观经济冲击保护的指标比较，初步看，结果似乎证明了非此即彼的推测。但我们想强调，这些国别比较是针对特定时间期限（2010—2017年）或特定年份（2017年）的，并未揭示各国的长期变化。另外，北欧国家和美国近期的某些演化趋势让我们有理由期待，两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可以实现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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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欧国家，我们曾在第11章和第14章介绍过丹麦的弹性保障制度。这一政策背后的考虑是，在劳动力市场引入更大灵活性，以鼓励创新和创造性破坏，同时保障被裁员劳动者的收入，并让他们得到再培训，更容易找到新工作。改革推动了丹麦的创新，却并未动摇其社会保障模式，如今的丹麦依然是全球平等程度最高、贫困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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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例子同样有意思。1991年，以刺激创新为目标，瑞典对税收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最高收入组别的所得税边际税率从88%下调至55%，资本所得税按照30%的单一税率征收。[6]加上瑞典克朗贬值，这些税收改革推动了该国的创新和生产率增长：改革后的生产率年增速达到原来的4倍，创新也从1990年起飞。这个过程是否以削弱再分配为代价？虽然从1990年以来，以顶层1%群体在总收入中的份额测算的不平等显著扩大，可是全球通行的以基尼系数测算的不平等以及贫困率几乎没有增加，瑞典依然位居世界上保障最完善、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国家行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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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丹麦和瑞典在开展促进创新的改革的同时保留了福利国家制度原来的基本要素。它们的成功给了我们希望，有可能把两种资本主义模式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形成两全其美的新类型。美国同样采取了加强资本主义制度的保障性质的改革，尤其是《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俗称《奥巴马医改法案》。该法案的目标是让更多美国人能够负担得起医疗服务，其主要条款之一是禁止保险公司拒绝承保身患某种疾病的人，或者向他们收取更高的保费。尽管遭到激烈反对，该法案仍于2013年底被通过，到2016年使无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的数量减半。共和党方面曾多次试图废黜该法律，但到本书写作时无一得逞。当然，奥巴马医改只是美国走向更为人道的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一步，前方的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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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一般地说，自200余年前诞生以来，资本主义在历史之初的很长时期里是颇为残酷的制度，即便瑞典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亦不例外。如今的瑞典距离电影《阿达伦31》里描述的情形有万里之遥，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当前的法国同埃米尔·左拉的《萌芽》的差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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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已日益变得具有保障性和包容性，这首先要感谢民间社会领导的斗争，包括工会、进步党派与媒体等组织。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人物推动了政府的演变，以顺应民间社会的压力，同样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利昂·布鲁姆在1936年为法国建立带薪休假制度，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0年推行新政，威廉·贝弗里奇在1942年为英国创建福利国家制度，1945年推行全国抵抗委员会计划的夏尔·戴高乐，20世纪70年代的瑞典社会民主党总理奥洛夫·帕尔梅，2010年推出医疗改革方案的巴拉克·奥巴马等。而在另一个方向上，某些改革家推动了保障模式的资本主义的调整，如20世纪90年代的丹麦弹性保障制度之父波尔·拉斯姆森（Poul Nyrup Rasmussen）,1991年瑞典改革的策划者阿萨尔·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让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具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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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部分进步，美国还远不是一个能提供充分保障的国家，包括应对失业、疾病、2008年金融危机或新冠疫情等宏观经济冲击，以及环境风险等。欧洲国家则受困于另外一种烦恼，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包括大学、机构投资者、风险投资人、慈善事业、国家科研支持机构等，以担当未来技术革命的领导者而非跟随者，并且有可能在不久后被中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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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我们仍坚信两全其美的新模式，至少出于两个原因。首先，美国开展的加强保障和包容性的改革没有束缚创新与创造性破坏，德国和北欧国家开展的促进创新和创造性破坏的改革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原先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服务。其次，如本书的分析所示，创新与包容、创新与保障并非零和博弈。事实恰恰相反，帮助创新企业进入、鼓励年轻人从事科研事业，既能加速创新与增长，也能让增长变得更具包容性。精心设计的弹性保障制度可以让人们免受失业的负面影响，同时鼓励他们掌握新的技能，为新工作做好准备。这样做既能加强对民众的保障，又不会妨碍创造性破坏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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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一匹活力十足的骏马，随时准备挣脱缰绳，腾空而起。但如果我们能牢牢把控，就能让它按人的意志前进。在本书中，我们考察了引导资本主义发展的若干路径，并探讨了驾驭它在这些路径上疾驰的杠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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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令不同资本主义模式的缺陷与不足充分暴露。在美国，疫情让成千上万缺乏失业和医疗保险或保险不足的人深陷困境。在法国，疫情凸显了价值链过度外包（包括医疗等战略产业）的经济体的脆弱性；还证明了过度集权的官僚主义政府的局限性，没有充分信任民间社会的力量和自下而上的组织方式。在其他一些国家，疫情揭示了缺乏言论自由的资本主义模式的危险性：信息封锁和自我审查使新型病毒的危害性迟迟未受重视，最后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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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将不可避免引发如何塑造未来的生死攸关的大讨论。虽然我们难以预测讨论的具体走向，但可以确信，其内容必然包含本书述及的许多主题和分析。针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将会怎样”的疑问，我们借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名言来作答：未来不在于我们将遇到什么，而在于我们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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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ee János Kornai,“Innovation and Dynamism: Interaction between Systems and Technical Progress,”EconomicsofTransition18, no. 4（2010）:629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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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enri Weber,Rebellejeunesse（Paris: Robert Laffon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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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aron Acemoglu, James A. Robinson, and Thierry Verdier,“Asymmetric Growth and Institutions in an Interdependent World,”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25,no. 5（2017）:1245 -1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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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见本书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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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 Aghion, H. Maghin, and A. Sapir,“Covid and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VoxEU, 25 June 2020, https: // voxeu. org/ article / covid-and-nature-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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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改革前，资本所得税实行累进制征收，最高边际税率达72%，平均税率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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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部分经济学家（包括Per Molander）认为瑞典在市场导向改革上走得太远，例如，分几个阶段开展的教育改革引入了学校之间的竞争，给吸引到更多学生的学校提供大笔补贴。这一改革的广泛后果是让成绩普遍膨胀，而非改进教育质量。在税收方面，为了给投资者发出更强的信号，佩尔松总理（Goran Persson）在2002年决定取消遗产税，保守派的财政部长努德（Per Nuder）在2006年取消了房产税。参见: Per Molander,“Dags för omprövning”（2017）,https: // eso. expertgrupp. se/ rapporter/ politiken-forvaltning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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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政治题材电影《阿达伦31》讲述了1931年瑞典军队对专业从事锯木产业的阿达伦地区工人示威活动的血腥镇压。参见: Bo Widerberg, dir. ,Adalen31,Svensk Filmindustri, 1969。左拉的名著《萌芽》描写了19世纪末法国警察和军队镇压矿工罢工活动时爆发的暴力事件。参见Emile Zola,Germinal,trans. Roger Pearson（London: Penguin,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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