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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概括一下这些观点。如果能置身世外地看待这个世界，就能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种在脆弱性的权衡中形成的紧张关系。我们看到，自然希望其本身作为整体能够生存下来，而不是每一个物种都能生存下来，每一个物种也希望其中的个体是脆弱的（特别是在繁衍之后），以便整个物种的进化和选择。我们看到，脆弱性从物种到个体的转移对其整体的生存是必要的：物种具有潜在的反脆弱性，因为脱氧核糖核酸（DNA）信息将永远延续，但各物种的成员却无法永生，它们随时准备着牺牲，在现实中，它们的牺牲就是为了成就集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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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脆弱性和伪反脆弱性。有些关于健身和自然选择的理念让我甚为反感，这让某些章节的写作过程变得相当痛苦——我讨厌自然选择的冷酷，讨厌大自然的无情和不忠。我讨厌以对他人的伤害为代价来换取进步的理念。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我反对建立在个体牺牲基础上的反脆弱性系统，因为如果你遵循这些理论，那么个人就变得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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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的一大贡献就是将个体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其权力、自由、独立、“对幸福的追求”（不论“幸福”具体指什么），以及最重要的隐私都得到了保护。尽管其拒绝反脆弱性，但启蒙运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体制（多少）将我们从长期主宰历史的社会、部落、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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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是以集体为单位的；而且大家会认为，集体可能因为个人的行为受到损害，比如，如果哪一家的女儿未婚先孕，或者哪一个家族成员卷入了大规模的金融诈骗和庞氏骗局，或者更糟糕的是，在大学里讲授诸如金融经济学等夸夸其谈的学科，那么其家族的名誉会被玷污。这种传统甚至延续到了启蒙运动之后。即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还非常常见，比方说，法国的农民还会用他所有的积蓄来为远方的表亲还债，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存大家族的尊严和名誉——它被认为是一种责任。（我承认我自己也做过类似的事，就在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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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为了个体的生存，系统也必须存在。因此，在这个相互依存和复杂的世界里，人们在宣扬其中一方利益的合理性而贬低另一方的利益时还需小心行事。[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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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黑手党或者说西西里黑手党中，所谓的“君子”就是被警察抓到后，无论怎样威逼利诱都会选择保持沉默而不会出卖朋友的人，他们宁愿坐牢也不愿意做出伤害其他成员的抗辩。在这里，集体（黑手党）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而让黑手党遭受重创的是，最近几代成员更倾向于为自己抗辩。（请注意，黑手党中的“荣誉”仅限于这种内部的团结，而在其他方面，他们会说谎，干的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他们还善于放冷枪，这在地中海东部地区会被认为是最纯粹的懦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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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人类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为了人类的生存，我们不得不牺牲其他物种，不顾生态的脆弱性。我们认为人类的利益高于自然的利益；为了保护个体，我们可以容忍一些系统的低效和脆弱，殊不知，让大自然牺牲太多最终很可能伤及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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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了集体和个体之间的利益权衡。如果不打破个体的利益，整个经济体就无法生存；一味地保护是有害的，为了个体的利益制约进化的力量似乎毫无必要。但是，我们可以保护个体不被饿死，并提供一些社会保障，给予他们尊重或者更多，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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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创业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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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果作为一个空想家（确实如此），我会痛恨我所明白的这些道理，但我认为希望还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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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主义以及它所赢得的尊重是社会对于那些为了他人而承担风险的人所做出的一种补偿。创业就是一个高风险、英雄式的活动，对经济的增长，甚至仅仅是生存来说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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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它也必然是集体主义的，旨在促进知识的发展。有些人虽然什么也没有得到，无名无利，但却为别人贡献了最好的知识，即有关“无为”的知识（什么是不可行的）。他是这个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自己失败了，把好处留给了他人，更糟糕的是，他还未必能获得他人的尊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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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因过度自信而创业开餐馆，随后生意惨遭失败的人，我根本不会记得他给整个餐饮业带来了什么好处，不会想到在我享受美食时，他大概只能吃金枪鱼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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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进步，现代社会应该像纪念牺牲的士兵一样对待破产的创业家，也许不用给予那么多的荣誉，但应该基于完全相同的逻辑给予他们认可（创业者们仍然活着，但却被贴上了道德败坏、欺世盗名的标签，尤其是如果他生活在日本，这种情况更甚）。这个世上不存在“失败的战士”的概念，无论他是牺牲了还是活着（除非他做出了懦夫的行为），同样的，也不存在失败的创业者或失败的科研人员这种说法。但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成功的胡说八道者、成功的伪哲学家、成功的评论员、成功的顾问、成功的说客，或成功的商学院教授，而他们根本不承担个人风险。（请原谅我这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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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将“过度自信”列为一种疾病，认为过度自信可能会让人们在创业的过程中被成功的可能性所蒙蔽。但请注意，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承担风险的英雄式良性行为（比如反脆弱性的案例），与更肮脏的现代模式，涉及负面的“黑天鹅”事件（比如过度自信的“科学家们”计算的有关福岛反应堆的风险概率）的行为大不相同。在前一种情况下，过度自信是一件好事，而不应该被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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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比较一下创业者与公司内墨守成规、谨小慎微地等待升迁的经理人就知道了，后者几乎很少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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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今的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伊拉斯谟所称的“大众的忘恩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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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想的解决方案是，我们设立一个美国创业者日，并为其写就以下感谢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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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将遭受失败、轻慢和贫困，但是我们非常感谢你们为了全球经济的增长与他人脱贫而承担的风险和做出的牺牲。你们正是反脆弱性的来源。美国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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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们现在对适应性标准为什么与概率无关的问题进行一个技术性评论（已经理解的和不喜欢技术语言的读者可跳过余下这段注释）。随机过程的特征就是在任何t期间不可能预测到任何t期间之后（即任何大于t的期间）发生的事件，因此反应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不可压缩的滞后性，这被称为非预测性策略，这是随机集成的要求。滞后时间的不可压缩性是核心及不可避免的问题。生物体只能有非预测性策略——因此大自然只能是不可预测的。这并非小问题，甚至概率专家，比如以斯特拉托诺夫维奇及其集成方法的使用者为代表的俄罗斯学派也没有弄清这一概念，他们陷入了常见的心理误区，认为未来会给我们发送一些我们能够体察得到的信号。希望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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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强烈的反脆弱性源于对波动性的无穷热爱——其益处极大，几乎没有边界（到天空才是极限）。但这只能存在于人为的、人造的生活中，如经济合同、文化产品，而不存在于自然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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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许多人认为自己的死亡是遭遇了“黑天鹅”事件，其实并非如此。除非研究现代经济学走火入魔，否则，一般人都会明确同意他们的死亡，加上自己亲人的死亡，再加上人类的终结，将是一个比自己的死亡可怕得多的糟糕结果。回想一下我对复杂系统的评价。我们仅仅是一条巨型生物链上的一部分，我们既要担心自己也要担心系统，以及担心如何保存这条生物链上的各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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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一位叫让–路易斯·雷奥尔特的记者写道：“我已经注意到，人们越是用抽象的概念称颂创业者，他们越会轻视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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