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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20 想想看,在涉足经济活动的近100万专业人士中,无论他们是在政府(从喀麦隆到华盛顿特区)、学术界、媒体、银行、企业中,还是为个人需求进行经济和投资决策,只有少数人看见了危机的到来——预测到其破坏程度的人就更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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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22 即使是在那些看到危机即将到来的人中,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这场危机正是现代化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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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24 尼罗站在纽约前世贸中心附近,他可以看到,对面那些高楼大厦中进驻的大多数是银行和经纪公司,每天有数百人在楼里跑来跑去,他们仅仅从新泽西往返通勤,便耗费掉10亿瓦的能源,消耗掉数百万个奶油奶酪面包圈,胰岛素反应(在理论上)刺激着他们的动脉,通过说话、交流、写文章制造出千兆字节的信息。但他们根本不知道:所有这些都只是噪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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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26 确实是噪声:被浪费的努力、不和谐的声音、缺乏美感的行为、增加的熵值,导致纽约经济区局部升温的能源产量,以及将会蒸发的泡沫视为“财富”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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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28 你可以把书摞起来,堆成一座大山。可惜的是,对尼罗这位专家来说,不管这些书的内容是什么,无论是关于概率、统计还是数学模型,也不管是否有证据,所有的一切都如空气一般。就算你花了3 300万个小时,也就是差不多9 000年的时间用于读书,读完了哈佛大学图书馆社会科学分区[24]中近200万本书籍和研究论文,你所学到的东西还不如跟胖子托尼吃几顿饭学到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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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30 让我们来谈谈一个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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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32 非预测者能够预测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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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34 胖子托尼不相信预测。但他进行了一个庞大的预算预测,让某些人——那些预测者们——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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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36 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在研讨会上,尼罗常常会遇见来自美国圣塔菲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他们笃信预测,使用新奇的预测模型,但同时,他们根据预测模型所进行的商业交易却屡次失败——而胖子托尼,这个不相信预测的人,却从预测中发了大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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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38 通常说来,你无法准确地预测未来,但你可以预测到,那些依靠预测行事的人往往会承担更多的风险,遇到一些麻烦,甚至可能失败。为什么呢?因为预测者在预测误差面前是脆弱的。过于自信的飞行员最终导致机毁人亡,而数据预测则导致人们承担更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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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40 胖子托尼是具有反脆弱性的,仅仅因为他与他那些脆弱的手下败将有着相反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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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42 胖子托尼使用的模型很简单。他识别脆弱性,在脆弱事物的崩溃上下注,之后就开始对尼罗发表长篇大论,在社会文化问题上与尼罗相互攻击,或者反驳尼罗对新泽西生活的冷嘲热讽。然后,在他下注的事物如期崩溃后,大赚一笔,接着,他便去享用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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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44 [24]社会科学图书馆中唯一的例外是少数几个认知科学领域内的文献,其中一些确实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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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49 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1704518349]
1704520050 反脆弱:从不确定性中获益 第10章 塞内加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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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54 如何在听取建议之后活下来——一无所失或一无所得——下次沉船时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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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56 在胖子托尼出生的几千年之前,还有一个人解决了反脆弱性的问题,他也是意大利半岛的儿子。除此之外,他还比胖子托尼更聪明,擅长用出色的散文来阐述自己的大道理。此外,在现实世界中,他做得也毫不逊色——事实上,他的生意比胖子托尼做得还要成功,而且他的知识水平也绝不输给尼罗。这个人就是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加,我们早先提到过他,据称,他还是尼禄母亲的情人(当然,实际上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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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58 他用斯多葛派哲学解决了反脆弱性的问题,以及三元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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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60 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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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62 卢修斯·安内乌斯·塞内加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罗马帝国最富有的人,他的财富部分得益于他的经商头脑,部分是因为他曾担任充满传奇色彩的尼禄皇帝的导师。尼禄皇帝就是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企图弑母的那个人。塞内加笃信斯多葛主义,同时也是斯多葛主义的一位优秀的诠释者。他的书籍深深地吸引了我和听了我的推荐而阅读其书的朋友们,因为我们感觉到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心说给我们听的;他身体力行,专注于斯多葛主义的实践,甚至细化到如何旅游、在自杀时(他曾奉命自杀)如何控制自己,或者如何面对逆境和贫困,甚至更关键的是如何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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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64 因为塞内加专注于引导人们的实际决策,因此一些学者称其思想不能上升到理论或哲学层面。然而,他的评论者中没有一位能够洞察到塞内加对“不对称性”的看法,这种看法不但是本书的核心,也是生活的核心,是强韧性和反脆弱性的关键。真的没人认识到。我的观点是,决策过程中所用到的智慧比书面知识重要得多——不仅仅在实践层面,也在哲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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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66 其他哲学家在做事的时候,总是以理论指导实践。亚里士多德在打算提供实用性建议时,以及几十年前柏拉图向统治者(尤其是锡拉库扎的统治者)宣传他的治国思想和建议时,都采用了这种方式,但不是效果不佳,就是造成灾难。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哲学家之王,最好一开始就成为一个国王,而不是一个哲学家,正如下面这个当代故事所讲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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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0068 现代决策理论的拥趸,同样也是遵循了以理论指导实践的单向模式。非常典型的是,他们热衷于解决最复杂的,但他们的理论却最不适用的问题,还美其名曰“做科学”,下面一则故事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个故事说的是特里法特教授(名字是化名,因为这个故事可能是杜撰的,但根据我的经验,他的故事非常典型)。特里法特教授是决策理论领域中“被引述率很高”的一位学者,是主流教科书的编撰者,也参与开发了大而无用的“理性决策”理论,这个理论中充斥着许多大而无用的“公理”和“伪公理”,以及更大并且更无用的概率论和伪概率论。特里法特教授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正在纠结于是否要接受哈佛大学的聘书去那里任教——许多谈论风险的人一生所遭遇的最大的风险,也不过如此。一位同事建议他使用备受瞩目的高端学术技术,比如“期望效用最大化”方法来解决问题,并提醒他:“你总是在写这些东西。”特里法特气愤地回答说:“别闹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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