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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少有人意识到，自然形成的度量体系背后自然有其逻辑：我们用英尺、英里、磅、英寸、弗隆、英石等计量单位，因为这些都是古人直觉的产物，我们使用它们只需付出最低的认知努力。而且，所有文化中都有一些类似的度量方法，用实物去衡量每天遇到的事情。比如，公尺无法与任何实物匹配，但英尺却有相匹配的东西。我可以轻易地想象“30英尺”的长度。再看英里，该词源于拉丁文miliapassum，意思是走一千步。同样的，一英石（14磅）与什么相对应呢……当然，是石头。一英寸对应的是一个拇指的长度。一弗隆的距离是人们一口气可以冲刺的距离。一磅源于libra，就是你能想象你的双手可以捧得住的重量。回想一下我们在第12章中所说的泰勒斯的故事，我们用到了舍客勒这一度量单位：在闪米特人–迦南人的语言中，这个词的意思是“重量”，具有实体方面的内涵，与磅类似。这些单位出现在我们祖先的生活中绝非偶然——而数字系统本身与我们的10根手指也存在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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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写这些文字时，毫无疑问，一些每天晚餐吃200克煮熟的肉类和喝200厘升的红酒（这是有益于其身体健康的最适当数量）的人，正在计划促使“效率”更高的公制度量深入其成员国的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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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学变成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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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把脆弱性和强韧性的标准应用到信息的处理方面——这种情况与技术类似，脆弱的东西就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东西。所以，最好的过滤性启发法，就是看书籍和科学论文的流传年数。只出版一年的书籍通常是不值得一读的（它具有“流芳百世”的质量的概率非常低），不管炒作得多么厉害，或者它们看上去是多么“惊世骇俗”。所以在选择读什么书时，我以林迪效应为指导：已经流传10年的书将再流传10年；流传了2 000年的书籍还将流传更多时间，以此类推。许多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并未将其应用到学术工作中；学术工作的许多现代实践，与新闻工作没有多少区别（除了偶尔的原创作品）。学术工作因为有寻求关注的倾向，所以很容易受制于林迪效应：想想看，数以百万计的论文不管在出版时如何大肆宣传，本质上也只是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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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科研成果或新的“创新”是否真的是突破，问题在于我们需要去看相关观念的所有层面——而且仍有一些迷惑需留待时间去解决。很多人像老鹰般盯着癌症的研究成果，我却喜欢引述下列事实：曾有段时间，犹大·福克曼的研究工作令大家兴奋不已。福克曼认为，人们可以通过抑制血液供应治愈癌症（肿瘤需要营养，而且往往会制造新的血管，就是所谓的新生血管）。这个想法表面上看起来无可挑剔，但大约15年时间之后，我们得到的唯一显著成果是找到了缓和黄斑变性的方案，与癌症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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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看似无趣而可被忽视的结果，在10年之后却可能被证明是行业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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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时间可作为噪声的清洁剂，把所有言过其实的作品都扔进时间的垃圾桶。有些组织甚至把此类科学生产变成了廉价的观赏性竞技运动，比如评选出直肠肿瘤领域或诸如此类的子学科下的“十大热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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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学家”取代上文中所说的“科学成果”，我们也常常会看到相同的新事物狂热症。对“40岁以下”的明日之星科学家的授奖简直是种病态，这种病蔓延到了经济学、数学、金融等领域。数学领域比较特别，因为其成果的价值是可以马上看到的，所以对该领域我就不作批评了。但对于我很熟悉的领域，比如文学、金融、经济等领域，我则非常肯定，向40岁以下的人授奖恰恰是其价值最好的反向指标（这很像交易员们屡试不爽的经验：在杂志的封面或者在《从优秀到卓越》[35]等书籍中被誉为“最佳”的公司往往最终业绩不如预期，做空它们的股票一定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设置这些奖项最糟糕的后果是，将没有获奖的人置于不利地位，将这些领域降级成为竞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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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要设奖的话，就应该为“流传百年以上”的成果设奖：人类花了140年来验证朱利·荷纽的贡献，后者发现了可选择性，并从数学的角度将其绘制出来，同时他还发现了我们所称的炼金石。但是，他的作品多年来一直默默无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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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要看看你高中和大学时感兴趣的基础教材——任何学科都可以，你就会同意我所说的科学领域充满了噪声的观点。随机翻开一个章节，看看其中的想法如今是否仍然重要。哪些观念有点儿枯燥，但仍然具备现实意义，或者非但不枯燥，还很重要。它们可能是著名的1215年《大宪章》（英国历史）、恺撒的《高卢战记》（罗马历史）、对斯多葛学派的历史介绍（哲学）、量子力学概论（物理），或猫与狗的基因树（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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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请尝试找到5年前有关某一受关注主题的随便一场会议的会议记录。你可能会发现，它与5年前的新闻没有多大区别，甚至可能更无趣。因此，从统计上来看，出席一个会议可能与买一张彩票一样浪费时间，回报很小。一篇论文在5年后仍然重要且有趣的概率不超过万分之一。由此可见科学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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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名高中老师或者不成功的大学教授的谈话，可能也比最新的学术论文更有价值，而且这种谈话会较少地遭到新事物狂热症的侵蚀。我最酣畅的一次哲学交流是与一位法国的公立中学教师进行的，他热爱哲学，但没有兴趣靠写论文投身这个行业（在法国，他们在高中的最后一年教哲学）。不管在哪个领域，业余爱好者往往都是最优秀的，如果你能够接触到他们的话。与业余爱好者不同，职场专业人士奢谈知识就好像妓女奢谈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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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你可能会幸运地在一些地方遇到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但总体来说，在最好的情况下，与学者谈话就像与管道工谈话一样，有时候情况更糟，他们就像喜欢聊娱乐新闻的看门人：他们所聊的话题无外乎一些无聊的人（其他学者）和其他琐事。当然，顶尖科学家的谈话有时会令人着迷，这些人积累了渊博的知识，对他们来说，谈论某个相关话题游刃有余，因为这些主题与他们的整个研究领域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太罕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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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用以下故事来结束本章。我的一个学生（他偏偏是学经济学专业的）问我应该根据什么原则来选择可读的书。“尽量不要读过去20年里出版的书，除了不是写过去50年内历史的历史书。”我脱口而出，而且颇有些不耐烦，因为我最讨厌这样的问题：“你读过的最好的书是什么”或“你能否列出十佳书籍”——我心目中的“十佳书籍”的书名在每个夏末都会改变。另外，我一直在推荐丹尼尔·卡尼曼的书，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其34~40年之前的研究心血经过精心筛选和现代修订后的呈现。我的建议似乎是不切实际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这位学生形成了一种阅读亚当·斯密、马克思和哈耶克等人原著的习惯，因为他相信这些书籍即使到他80岁的时候也会时常引用。他告诉我，在定下这个书籍选择规则后，他意识到他的同龄人读的往往都是最及时但很快就会过时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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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会消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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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经济学人》杂志邀请我参加一个专栏的写作，主题是想象2036年的世界。由于《经济学人》杂志知道我一向拒绝预测未来（从《黑天鹅》一书中得出的结论），因此他们的意图是把我当作反方作者，驳斥那些数不清的想象性预测，以实现对立观点的“平衡”，因此，他们满心认为，我会像平时那样生气、不屑和气急败坏地进行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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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两个小时的散步之后，我一气呵成地写了一系列的预测，并将文稿发给编辑，让他们着实吃了一惊。他们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我跟他们玩了一个恶作剧，或者某个人误收到了他们的邮件，于是冒充我写了回信。在概述了脆弱性和不对称性（在错误面前呈凹性）后，我解释说，我预测未来还可以看到靠着一整面墙的书架、被称为电话的装置、手工业者的崛起，等等。我的预测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大多数存活了25年的技术应该还能再存活25年——再次声明，我指的是大多数，不是全部。但脆弱的事物将消失，或者被削弱。现在，让我们看看什么是脆弱的呢？大的、优化的、过度依赖于技术的东西。脆弱的事物过度依赖于所谓的科学方法，而不是经时间验证的启发法。今天的大型公司到那时应该都消失了，因为它们将规模视为自己的实力，结果却被规模所误：规模之所以是公司的敌人，是因为它会导致公司在“黑天鹅”面前呈现不相称的脆弱性。城邦制国家和小型公司更容易在未来幸存，甚至茁壮成长。集权制国家、印发货币的央行，以及那些被称为经济部门的机构，名义上可能仍然存在，但它们的权力将被严重侵蚀。换句话说，我们在三元结构图“脆弱类”一栏中所看到的东西将消失——取而代之以其他脆弱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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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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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事物的弱点提出警告（减法式预言），更接近于先知扮演的传统角色：警告，而不一定是预测，并在人们拒绝接受的情况下预测灾难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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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传统角色，至少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并不是展望未来，而是谈论现在。先知会告诉人们该怎么做，或者在我看来，更牢靠的方法是告诉人们不该做什么。在近东的一神论传统中，无论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先知们，其主要作用是避免会众放弃唯一真神，而加入崇拜偶像的异教徒行列，以致引来灾难。先知是与唯一真神有着直接沟通，或者至少可以领会神的旨意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要对他的教徒发出警告。闪米特人的先知，称为Nevi或nebi（希伯来原文），在发音上与阿拉姆语和阿拉伯语在发音上的细微差别相同，主要是指能与上帝沟通并传达上帝旨意的人——‘nab’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新闻”（其最初的闪语词根nabu在阿卡迪亚的意思是“召唤”）。早先被翻译成希腊文时为pro-phetes，意思是“代言人”，这在伊斯兰教中被保留了下来，因为先知穆罕默德就有双重角色，一是代言人，一是信使。代言人和信使角色之间还有一些细小的等级差别。单纯做预测工作的人仅限于占卜者，或者会运用占卜术的各类人等，比如《古兰经》和《圣经·旧约》中不受人喜爱的“占星家”。迦南人的神学和各种探索未来的方法同样混乱，但先知仅指与唯一真神打交道的人，而不是像邪神那样与未来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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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先知并不是让大家特别羡慕的一份职业。正如我在本章开头所说，他们很难受人欢迎：耶稣在提到以利亚的命运时（以利亚警告会众不得敬拜巴力神，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又不得不到敬拜巴力神的西顿寻找慰藉。）宣称：没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成为先知。而且先知的使命并不一定是有人自愿承担的。想想耶利米的生活，充满了悲叹（《耶利米哀歌》），因为耶利米有关灾难和监禁（及其原因）的不愉快的警告，令他不那么受人欢迎，可以说他恰好是“棒打信使”和“真相带来仇恨”的体现。耶利米遭到了殴打、惩罚、迫害，还是无数阴谋（其中涉及他自己的兄弟）的受害者。在一些杜撰的故事中，他甚至最后在埃及被人用石头砸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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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闪米特北方，在希腊的传统文化中，我们发现了同样的信息，那些对现实发出警告，以及那些能够理解别人所不理解的事情的人，遭受了同样的惩罚。例如卡珊德拉，当神殿的蛇清理了她的耳朵后，她就能听到一些特别的信息，获得了预言的天赋，同时却背负着不被人相信的诅咒。提瑞西阿斯是因为泄露了诸神的秘密而失明，并变身为女人——但作为弥补，雅典娜舔了他的耳朵，使他听得懂鸟儿歌声中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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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一下我们在第2章中提到的，我们无法从过去的行为中学习的现象。学习时缺乏递归思维，也就是缺乏二阶思维的问题是：如果那些传递一些从长远来看有价值信息的人在过去的历史中受到迫害，人们就会预期，应存在一个纠错机制，使聪明的人最终从这类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而传递信息的那个人也终将得以正名。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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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递归思维的情况不只出现在预言中，也出现在其他的人类活动中：如果你认为别人没想到的某个新创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创新”，行得通而且有很好的表现，那么你会预期别人也能够接受它，不用太多参考别人的看法就能眼睛雪亮地捕捉到新创意。被视为“原创”的东西，往往是根据当时是新的但如今已经不新的东西设计的，因此对许多科学家来说，成为“爱因斯坦”就意味着解决一个与爱因斯坦解决的问题相类似的问题，但实际上，当年爱因斯坦解决的也根本不是标准问题。成为物理学领域的爱因斯坦这个理念本身，也不具有原创性。我在风险管理领域发现过类似的错误，因为科学家们总试图以标准的方式创新。数量金融学界的人只将过去伤害过他们的事认作高风险的事情（鉴于他们对“证据”的关注），而没有意识到，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也完全没有先例，无法以标准来衡量。我个人曾努力劝他们摆脱固有的思维，以二阶思维模式来考虑问题，但是我没能说服他们——我也曾努力让他们认识到脆弱性的概念，但也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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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培多克勒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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