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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应该为我的先见之明及时机把握能力感到高兴。这本书的出版商是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IIE），后来，我的书成了他们那儿最畅销的书。我想，原因之一是IIE一直是全球化最坚定的支持者，它出版这本书就有点像尼克松访问中国一样，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对全球化的怀疑论从最意想不到的角落冒了出来，更为引人注目：“哈佛大学教授的著作警告我们全球化并不像说的那么好，出版这一大作的居然是一向支持全球化的智囊团！”这可真是一本不可错过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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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的先见之明非常有限。我对当时即将席卷金融市场的那场风暴毫无察觉。其实，我不但没有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风暴，我还决定对金融全球化只字不提，对每天交易量达数万亿的外汇、证券、衍生产品及其他金融资产视而不见。我集中讨论了商品的国际贸易给劳动力市场及社会政策制造的难题。我担心国际贸易繁荣及外包业务的兴起会使社会不公更为凸显，令劳动力市场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并削弱贸易参与国的社会传统。我认为我们需要覆盖更广的社会服务设施及更完善的国际贸易规则来处理这些矛盾。当时，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对我这些考虑嗤之以鼻，使我们不能有效地介入关于这些问题的社会辩论，这促使我写了这本书。我现在还认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正确的。从那时起，经济学界也逐渐向我的观点靠拢。但是，金融全球化的弊端？我当时想都没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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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我将我的研究重心逐渐转向金融全球化的优点和弊端。所以当10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让我就该议题准备一篇论文时，我是有备而来的。2007年，我和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金融全球化为何令人失望》（Why Di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Disappoint?）的文章。金融全球化使企业家更容易筹集资金，把风险转嫁到历练更深、更能驾驭风险的投资者身上，这是金融全球化对我们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将获益最多，因为他们缺乏现金，抗风险能力较低，分散风险的手段较少。结果却与这承诺大相径庭。表现好的国家，比如说中国，其实并非资金流入国，而是借钱给富裕国家的国家。那些依赖国际贷款的国家往往表现很差。我们的这篇文章希望阐明，金融开放没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其承诺过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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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将文稿寄给杂志编辑部时，席卷美国的次级债危机爆发了。房地产泡沫破灭，以房产抵押为保障措施的金融资产的价格一落千丈，信贷市场萎缩，短短几个月华尔街的金融集团就集体自杀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政府不得不介入，提供大量的救市资金并接管即将破产的金融机构。金融全球化就是这场危机的核心所在。亚洲及石油输出国的过度储蓄，对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及衍生品风险的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金融全球化使得资本很容易从一个经济实体转移到另一个经济实体，就好像全球的资产负债表都混在一起了，这就使这场危机很快从自华尔街扩散到全球其他金融中心。这次，我也没有预见到正在天边升起的这朵蘑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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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和我一样的经济学家大有人在。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在为金融创新大唱赞歌，而对日益扩大又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系统”及其危害不加重视。就像亚洲金融风暴来临前一样，他们没有看到那些危险信号，忽略了可能出现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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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金融风暴都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金融风暴后有关研究连篇累牍，但最终结论都是：如果政府允许金融资本自由进出，又要保持其货币价值的稳定，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1997年8月之前，你没有预料到泰铢会暴跌，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关于次级债危机的长篇大论比比皆是，由于它的规模巨大且影响深远，关于它的研究一定还会源源不绝，陆续有来。但是主要的结论我们现在应该都有了：市场很容易产生泡沫，不受监管的杠杆作用会带来系统性的风险，缺乏透明度会削弱市场信心，当金融市场崩盘时政府及时介入是关键。17世纪的“郁金香狂热”就给我们上了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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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危机发生了，但是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可预测，而是因为它们没被预测。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对于他们当时所持的观点过于自信：市场是有效率的，金融创新将风险转嫁到最有能力承受它的人身上，政府的干预是无效而有害的。他们忘了有很多其他因素会使形势的走向完全不同。狂妄使人产生盲点。虽然我一直以来都反对金融全球化，但我也沾染了这样的习气。我和经济学界的大多数同仁一样，不假思索就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发达国家监管审慎，央行政策得力，能够有效地防止金融恐慌和金融危机，而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制度复制到发展中国家。我的观点和大家的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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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满了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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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处于全球金融体系边缘的国家，例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被危机吞没时，我们认为错在这些国家，因为它们达不到这个系统的严格要求。而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体系中心国时，我们认为错在体系，我们要修改这个体系。据此推测，2008年的金融海啸会将我们带入一个要求改革的呼声冲天的新时代。这场风暴使华尔街大伤元气，让美国及其他主要工业国威风扫地，并让我们怀疑全球性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否能持续下去，或者是说是否能以最近25年的形式存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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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能预防这场金融危机？问题出在哪里？将贷款不择手段地借出去的金融机构？挥金如土的借款人？信贷评级机构弄虚作假？金融机构借贷比率过高？全球储蓄过剩？美联储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美国政府不应该对房利美和房贷美进行担保？美国财政部对贝尔斯登和友邦保险施以援手，对雷曼兄弟却拒施援手，这种做法正确吗？贪念在作怪？道德危机？监管不力？监管过度？有关这些问题的剧烈争论毫无疑问地要持续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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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处着眼，这些都只触及了些旁枝末节的问题，更为根本的是金融全球化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可信度和吸引力。很长一段时间内，制定政策的决策人都不会相信金融创新对全人类有巨大贡献，也不会相信金融市场自我监管最为有效，更不会相信政府可以袖手旁观让金融机构为自己的不负责行为买单。下一阶段的全球化需要新的理论根据。我们对这套新理论的考虑越缜密，各国经济就越能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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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体系并不是唯一一个不再令人信服的领域。无独有偶，在2008年7月，正当次级债风暴风潮暗涌之际，要给国际贸易降低壁垒的全球性谈判也触礁了。这轮在世界贸易组织支持下进行的“多哈会谈”从2001年开始，持续进行了多年。谈判桌旁，大家言语尖刻，互相指责。很多反全球化的组织认为，这些会谈象征着跨国集团对劳动力、贫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环境的剥削。对会谈的攻击不断，一些简单的原因使得会谈无疾而终。由印度和中国带领的发展中国家觉得美国及欧盟国家开出的条件不够优厚，不愿意为此取消它们的工业和农业关税壁垒。世界贸易组织一直在努力重开会谈，但是说到如何能提高自身地位以更好地适应新形势发展时，它也是黔驴技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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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体系跟金融体系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被削弱的贸易关系并不会引起一次又一次的突发性危机。如果有关国家觉得贸易规则过于局限或者不再适合他们的需要，他们会想办法绕过这些规则。这些做法的后果不那么明显，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偏离多边主义及无差别对待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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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经常投诉整个体系对他们不公，因为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工会、改革论者等各色人等不时地会以反全球化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他们反全球化的原因显而易见。但新鲜的是，近几年来，富裕国家对这些规则也有所不满。跟美国反映出来的新趋势一样，多个世界大国内都出现了对经济全球化支持度大幅下降的现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共同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认为全球化有利于美国经济的人口比例已经从2007年6月的42%跌到2008年3月的25%。更令人吃惊的是，越来越多在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也对全球化有益无害论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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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作者，已故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向他的同行们指出，中国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很可能就是美国失去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低收入国家的国际贸易量虽小，却也能影响富裕国家内部的贫富不均。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曾任美联储副主席，他担心国际外包业务会扰乱美国劳动力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混乱。《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球化，但也对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深表失望。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克林顿政府的“全球化先生”，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他对各国政府争相放松监管的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有必要统一各国的劳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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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人仅仅是担忧，并没有像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那样对全球化进行全面的攻击，但也表明了学术界的风气有所改变。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经济学家虽然还没有对全球化灰心，却对全球化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争论不休。在捍卫全球化的战争中，著名的贸易自由化倡导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及全球化支持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都站在第一线，他们认为反对全球化的人夸大了全球化的危害，低估了全球化的好处。但是他们俩对区域性的贸易合约却持不同意见，伯格斯滕支持，巴格沃蒂反对，他们之间的辩论也相当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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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提到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是反对全球化的。他们并不想废除全球化，而是要在国内外建立新的机构及新的补偿机制，从而使全球化更有效，更公平，更持久。即使他们有具体的政策提案，这些提案也有很多争议，很少得到别人的支持。但是很明显，全球化引起的冲突已经从街头转移到了经济报刊的专栏里及主要智囊团的讲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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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金融海啸让世界经济陷入瘫痪状态。在此之前，学术界针对全球化的现状是否能持续展开了讨论，大家的意见分歧就很大。今天，几乎没有人信心满满地为全球化摇旗呐喊了，取而代之的是疑问及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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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充满智慧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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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全球化第一次崩溃了。早在1914年，以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的金本位制不复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种种努力也不能使其重拾活力。未来几年世界经济也会面临同样的解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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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不可思议。虽然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也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众多劳动者脱离了贫困，但它的根基浅薄。国内市场通常建立在国内的监管及政治制度基础之上，但全球市场的基础则很薄弱，没有全球性的反垄断权力机构，没有全球性的最后贷款人，没有全球性的社会安全网，当然也没有全球性民主。换句话说，国际市场的弱点是管治不力，随之而来的是不稳定、低效率，群众基础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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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市场却是全球性的，这就是全球化的致命弱点。要使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就要小心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中取得平衡。如果给予政府的权力过大，就会出现闭关自守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给予市场的自由空间过大，各国政府的支持就很少，世界经济就会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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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美国、英国和其他盟国成员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开会，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体系，1945年后的30年，世界经济秩序就是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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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简单的多国协议，它让各国的决策者在重点关注国内社会和就业需求的同时，也兼顾到世界贸易的复苏和繁荣。该体系的过人之处在于它在同时达到的几个目的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它废除了一些特别限制贸易往来措施，同时让各国政府施行独立的经济政策建立各自的福利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来自国外的限制很少，它们可以实施各自选定的发展模式。国际资本流动也得到了严密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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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日趋繁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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