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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体系跟金融体系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被削弱的贸易关系并不会引起一次又一次的突发性危机。如果有关国家觉得贸易规则过于局限或者不再适合他们的需要，他们会想办法绕过这些规则。这些做法的后果不那么明显，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会偏离多边主义及无差别对待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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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经常投诉整个体系对他们不公，因为规则都是发达国家制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环保主义者、工会、改革论者等各色人等不时地会以反全球化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他们反全球化的原因显而易见。但新鲜的是，近几年来，富裕国家对这些规则也有所不满。跟美国反映出来的新趋势一样，多个世界大国内都出现了对经济全球化支持度大幅下降的现象。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华尔街日报》共同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认为全球化有利于美国经济的人口比例已经从2007年6月的42%跌到2008年3月的25%。更令人吃惊的是，越来越多在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家也对全球化有益无害论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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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经济学教科书作者，已故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向他的同行们指出，中国从全球化中得到的很可能就是美国失去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低收入国家的国际贸易量虽小，却也能影响富裕国家内部的贫富不均。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曾任美联储副主席，他担心国际外包业务会扰乱美国劳动力市场，带来前所未有的混乱。《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旗帜鲜明地支持全球化，但也对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深表失望。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克林顿政府的“全球化先生”，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他对各国政府争相放松监管的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有必要统一各国的劳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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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人仅仅是担忧，并没有像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那样对全球化进行全面的攻击，但也表明了学术界的风气有所改变。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经济学家虽然还没有对全球化灰心，却对全球化下一步应该往哪里走争论不休。在捍卫全球化的战争中，著名的贸易自由化倡导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及全球化支持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主任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都站在第一线，他们认为反对全球化的人夸大了全球化的危害，低估了全球化的好处。但是他们俩对区域性的贸易合约却持不同意见，伯格斯滕支持，巴格沃蒂反对，他们之间的辩论也相当炙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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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提到的经济学家没有一个是反对全球化的。他们并不想废除全球化，而是要在国内外建立新的机构及新的补偿机制，从而使全球化更有效，更公平，更持久。即使他们有具体的政策提案，这些提案也有很多争议，很少得到别人的支持。但是很明显，全球化引起的冲突已经从街头转移到了经济报刊的专栏里及主要智囊团的讲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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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金融海啸让世界经济陷入瘫痪状态。在此之前，学术界针对全球化的现状是否能持续展开了讨论，大家的意见分歧就很大。今天，几乎没有人信心满满地为全球化摇旗呐喊了，取而代之的是疑问及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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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充满智慧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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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全球化第一次崩溃了。早在1914年，以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为标志的金本位制不复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种种努力也不能使其重拾活力。未来几年世界经济也会面临同样的解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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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并不是特别不可思议。虽然经济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也使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众多劳动者脱离了贫困，但它的根基浅薄。国内市场通常建立在国内的监管及政治制度基础之上，但全球市场的基础则很薄弱，没有全球性的反垄断权力机构，没有全球性的最后贷款人，没有全球性的社会安全网，当然也没有全球性民主。换句话说，国际市场的弱点是管治不力，随之而来的是不稳定、低效率，群众基础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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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是每个国家的政府，市场却是全球性的，这就是全球化的致命弱点。要使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就要小心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中取得平衡。如果给予政府的权力过大，就会出现闭关自守的贸易保护主义；如果给予市场的自由空间过大，各国政府的支持就很少，世界经济就会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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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美国、英国和其他盟国成员国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开会，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体系，1945年后的30年，世界经济秩序就是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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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个简单的多国协议，它让各国的决策者在重点关注国内社会和就业需求的同时，也兼顾到世界贸易的复苏和繁荣。该体系的过人之处在于它在同时达到的几个目的之间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它废除了一些特别限制贸易往来措施，同时让各国政府施行独立的经济政策建立各自的福利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来自国外的限制很少，它们可以实施各自选定的发展模式。国际资本流动也得到了严密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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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体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日趋繁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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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增加，同时1970年的石油危机又给发达国家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无法维持下去。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另一套更为雄心勃勃的经济议程逐渐取代了该体系。这套议程提倡进一步开放经济，深化全球一体化，努力建立所谓的“超级全球化”。新签订的贸易协议重点不只是限制进口，还触及国内政策；国际资本市场管制被消除了；发展中国家承受的开放其贸易和投资市场的压力日增。到头来，所以努力都只是为了经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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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要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化原有的模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忽视了它成功的秘密。结果是失望接踵而来。金融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是动荡而不是更多的投资和更快的增长。在各国内部，全球化带来的不是水涨船高而是贫富分化，缺乏起码的社会安全网。这期间，也有国家经济建设成果斐然，比如说中国和印度。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些国家没有采用新规则，在这场全球化的游戏中，他们选择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出牌。他们没有无条件地向外国打开贸易和金融的大门，他们采取混合性战略，侧重于依靠政府干预来达到经济多元化的目标。与此同时，完全按照新药方抓药的国家，比如拉丁美洲，却一蹶不振。全球化早期的成功给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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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给世界经济一个更为稳固的基础，我们需要了解市场和管制之间的微妙平衡。我在这本书里提出的理论基于两个非常简单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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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原理：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两者缺一不可。如果一国希望市场发展得更快、更好，相应的政府治理应该更多、更好。政府治理不力的国家，市场运作一定也不好；政府管理有方的国家，市场也一定运作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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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原理：资本主义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劳动力市场、金融、企业治理、社会福利等社会基础设施的不同组合都能达到使经济稳定繁荣的目的。各国很可能而且也有权利根据不同国情来做不同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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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原理虽然缺乏新鲜感，但对全球化及民主制度的形成有着深远的意义，也影响到两者应该同时发展到什么程度。一旦理解了市场需要社会制度的治理及监管才能顺利运作，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来决定这些社会制度以什么形式出现，你得出的结论将与主流经济学家的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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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你会明白我为什么说世界经济有三大难以同时解决的政治难题：我们不能在追求民主和国家自主的同时追求经济全球化。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推动全球化，我们就要放弃国家自主或民主政治。如果我们想进一步深化民主，我们就要在国家自主和国际经济一体化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我们希望国家更为自主，我们就要在深化民主和进一步全球化之间做出选择。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不愿意面对这个难以三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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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能同时推动民主和全球化，三大难题原理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政治体系，这个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及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也不是我们在近期能建立起来的。它要求全球性的、民主的制定法律，支持这个法律制定过程的问责制度远比我们现有的制度复杂得多。这样的全球性民主治理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我认为，各国的需求及偏好五花八门，不可能有一套社会及法律制度能将它们全部包容其中。无论我们制定出怎样的全球性治理体系，都只能支持一个经济全球化的缩小版。各国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超级全球化和民主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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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出选择。我很清楚我要什么：民主和国家自主应该压倒超级全球化。民主国家有保护自己国家社会制度的权利，当这种权利和世界经济的要求发生冲突时，世界经济要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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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认为如果是这样，全球化就完蛋了。所言差矣！我希望你读完这本书得出的结论是：给民主国家更多自主权能使全球经济基础更稳固，发展更健康。这就是全球化的悖论的精华所在。宽松的国际法规给各国政府留下足够的活动空间，这样的全球化更理想。它既能应付全球化的弊端，又能保留其对经济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我们要的是充满智慧的全球化，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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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也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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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对经济全球化的弱点及其带来的矛盾视而不见。他们将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挫折归咎于大家不知道全球化的好处，更糟的是归咎于获利于贸易保护主义的利益集团的游说。一味追求全球化激化了不同价值观和不同理想之间的内在矛盾，经济学家对这些矛盾重视不够。他们看不到运作良好的市场和有的放矢的政府行为之间的联系。因此，他们开出的药方往往是有害无益的。他们有很多机会来更好地用所长为社会服务，但是他们都没有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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