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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交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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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经济学家会总结说，以上例子说明了，哈得孙湾公司、东印度公司及其他特许贸易公司起到的作用是“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全球化。这个观点值得斟酌，因为它是理解全球化的关键——什么是限制全球化的因素，什么能使全球化更为深入，这些问题将贯穿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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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栩栩如生的描述经常能引起经济学家的共鸣。他声称，“人类有搬运货物、以物易物和从事商业贸易的天性”，这种天性根深蒂固，使得“自由贸易”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他还给阻碍贸易发展的各种因素起了个名字，将它们统称为“交易成本”。在现实生活中，交易成本泛滥，我们平时对此视而不见，是因为现代经济已经建立了很多应对交易成本的有效社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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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一下那些保证贸易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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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一定要有一个供贸易双方进行交易的场所，它可以是一个市场、一个集市、一个商品展销会或者是一个电子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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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需要一个相对和平、安定的环境，这样我们进行贸易时就不会有危及生命和自由的风险，也不用过分考虑货物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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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必须有一种能让买卖双方进行交流的共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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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交易的形式不是以物易物，我们还需要大家都信得过的交换媒介（一种货币）。参与交换的商品或服务都有其特征，比如说，耐用性和质量，这些特征必须让人观察得到。交易双方要互相信任。卖方必须合法拥有被出售货物，或者能清楚地表明其合法产权，而且还能将这些权利转交给买方。双方签订的合同可以通过法庭或其他办法强制执行。双方必须能够对未来做出承诺（如果你给我发这么多的货，我就付你多少钱……），而且有履行承诺的能力。如果有第三方想阻止贸易进行，我们要有相应的保护措施。我还可以继续列举，但是我想我已经阐明了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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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贸易并不需要过多考虑这些要求。如果你有两块饼干，我有两杯柠檬水，贸易能让我们双方获益。在其他情况下，贸易必须建立在一套复杂的社会制度之上。苹果公司和它在中国的分包商就必须依照合同来运作，合同涉及双方很多的责任、义务，一定是很具体的。花旗银行向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提供贷款时，它考虑的因素有：借款方的声誉，借款方所在国是否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及所在国是否有可能受到国际制裁等。当合作关系真的发生了问题，比如说，花旗银行的借款人拒绝还款，受损方能采取的措施还真不多。在交易前高估了这些事情发生的可能性，交易很可能就做不成了。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类贸易的潜在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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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即那些支持市场运作的社会制度，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设计的社会协议。这些上层建筑以三种形式出现：基于互利互惠的长期信任关系，信念体系及第三方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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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关系是通过长时间重复交往产生的合作关系。比如说，供货方怕失去以后的生意，就不会欺骗他的客户。反过来，客户知道要改变供货商，和另一个供货商建立一段长期关系的代价很大，所以他不会少付钱给他现在的供货商。随着关系的建立和信任感的增加，大家的合作也不断扩大。这种自我完善过程不需要正式的法律框架和组织背景。在发展中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这种社会制度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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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贸易也可以借助信念或思想体系达成。卖水果的人不将坏水果卖给过路人，因为“这样做不对”。一个国家可能不提高关税或限制资本流动，因为“就是不应该这么做”。这么做的理由可能已经成为他们信念的一部分。他们可能害怕如果他们不遵守模范行为准则，他们就会被某些社会群体排斥，这些社会群体可能是部落、社会阶层、宗教组织、民族或者是“国际社会”。不管他们来自何方，广为认同的行为准则都会对参与交易的各方产生约束力，让大家真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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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交往和社会准则这两种社会制度在本地市场和小规模交易的情况下非常管用，这时候人们的流动性不高，参与交易的货物和服务都是简单的、标准化的，而且不需要长途运输。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地域流动性增加，清晰、全面的法规以及是否有法必依变得至关重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富起来的国家都建立了一整套正式的社会制度来对市场进行治理：为国防和基础建设等公共职能筹集资金的税收制度，确立和保护财产所有权的法律制度，强制合同双方履行职责的法庭，惩罚违法乱纪者的警察部队，设计和管理经济法规的官僚体系，保证货币和财政稳定的央行等。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就是第三方执法的社会制度。游戏规则由正式的政府机构强制执行。你缴税是因为你想要更好的道路和学校，但是我怀疑如果没有税务员的监督，你会少缴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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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不同社会的政府规模，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经济越发达，政府消费的资源在总消费中占的比例就越大。发达的经济才会有强大的政府，贫困的国家不会有强大的政府。政府规模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联度非常高。和贫困国家相比，富裕国家的市场运作更流畅，政府规模更大。你可能会觉得这有些奇怪，但前面的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是怎么回事。有稳固的政府机构做后盾，市场才能发展完善，以最高的效率创造财富。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它们不能互相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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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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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现代社会里，政府几乎无所不在。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其他很多社会科学家一样，都情不自禁地对它着了迷。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陷入了这样的沉思：虽然保守派政客不断疾呼要建立“小政府”，但是为什么真正要将政府变小却那么难？这时，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家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的一篇文章正好摊开在我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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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梅伦感兴趣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公共部门扩张得这么快？卡梅伦的研究重点是1945年以后的现象，但是这个潮流开始的时间可比这早得多。1870年前后，发达国家的政府开支大概占总开支的11%；1920年，这个比率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20%；1960年，比率升到了28%；到卡梅伦做这个研究的时候，这个比率是40%，而且还在继续上升。各国的上升速度不一样。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比率低于35%）的比瑞典和荷兰（比率在55%～60%）的要小很多，大多数欧洲国家居于两者之间。卡梅伦想知道造成这个差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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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研究了18个发达国家，得出来的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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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国际贸易的开放程度。在国际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政府的规模最大。国际竞争对某些国家的影响小一些，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它们自身经济规模很大，或者是它们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距离较远。刚刚提到的政府小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特点，比如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小的经济体离贸易伙伴近，国际贸易规模相对较大，政府部门规模也相对较大，比如瑞典和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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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市场只有在政府撒手不管的情况下才会繁荣的观点很有问题。我早就知道国家越发达，它的政府规模就越大，但是卡梅伦的观点跟这个还不一样，他认为：在同样富裕的国家，政府部门规模的大小是由对外贸易在经济中的重要程度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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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得承认，一开始我对卡梅伦的观点将信将疑。经济学家一般都多疑，在面对其他学科有统计数据的研究成果时，疑心更重。我对这篇文章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对吧。样本数目太小了，只有18个国家。政府大小应该是跟国家大小的关系更为密切，跟国际贸易的相对规模的关联度应该不那么高。还有很多影响政府规模的因素，这篇文章都没有考虑到。还有其他令我心存疑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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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亲自核实一下。我下载了一些数据，研究政府规模和经济开放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先看的是卡梅伦重点研究的发达国家。我用不同的数据来源，不同时间段的数据进行研究，让我吃惊的是，我得出的结论竟然和卡梅伦的不谋而合。然后，我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发展中国家，能找到相关数据的100多个国家都看了，得出的结论还是一样的。最后，我想通过控制各种因素来推翻这个结论，我想到的因素有国家大小、地理位置、人口分布、收入水平、城市化程度等。不管我怎样摆布这些数据，我得出的结论都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规模和它的对外贸易规模成强烈的正比。这个关联度从何而来？可能的答案很多，但都经不起我的推敲。最后，社会保险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当国际经济变化对本国经济影响很大时，人们要求政府对由此带来的风险进行补偿。应此要求，政府就要建立更大的社会安全网，安全网可以是社会保障制度或者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就业机会（贫困国家通常会采用后者）。这个结论和卡梅伦的观点基本一致，而且适用范围远远超出了他选择的少数几个富裕国家。我意外发现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个原理在读研究生时根本没有人告诉我：如果市场要发展，政府的规模也要随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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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扩张的原因不仅是我们需要它来维持和平和秩序，保护财产权，保证合同有效及管理宏观经济；另一个原因是要维持市场的合法性。我们必须控制随市场而来的风险和不安定因素，不让它们造成太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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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次级债风暴及其带来的经济大衰退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世界经济掉进了保护主义的深渊。现在，世界经济为什么没有陷入同样的泥潭？因为在大萧条后的几十年，现代工业社会建立了一张很大的社会安全网，失业保障、贸易调整协助、医疗保险、家庭援助等，这使得另一形式的保护措施——用高关税来保护本国市场，显得既原始、粗糙又没有必要。福利社会是开放经济的另一面。市场和政府的互补性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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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政府爱恨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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