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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强权下的自由贸易》（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ude）里，史学家约翰·加拉格尔（John Gallagher）和罗纳德·罗宾逊（Ronald Robinson）指出非正式影响和正式统治形成一个连续体，正式统治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段，只有在当地形势动荡不安、难以驾驭、通过当地统治者无法达到目的时，才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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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影响的最佳工具是贸易条约。如果当地人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观点不够敬畏，随时待命的战船总是能起到应有的说服作用。1838年，英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个条约，强迫土耳其保证进口关税不能高于5%并取消所有贸易禁令和垄断权。1839-1842年，英国挑起了鸦片战争，强迫中国为鸦片还有从英帝国其他地方出口的货物打开国门。1854年，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 C.Perry）代表美国和日本签订了一个条约，要求日本对外国开放船运和贸易。诸如此类的条约强制设定进口商品关税上限（当然是单方面的上限），使较弱的一方不能实施独立的贸易政策，同时授予外国商人法律特权，保证外国人能够享受港口的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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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为19世纪的全球化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帝国主义政策都在推动贸易发展，但是，这里更多的是强权国家滥用权力，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除了英国之外，自由主义在其他国家的国内贸易政策上只取得了有限的胜利。有些国家，比如说美国，从来没有真正支持过自由贸易政策；其他国家，比如说那些欧陆大国，在20年后又重新回到一个更高程度的保护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本国政治都会阻碍自由贸易的长期发展，只有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使得进口商品无法与之竞争时，才会出现例外。由于运输技术的巨大进步和收入提高，当时全球化蓬勃发展的程度可能只逊于最近几十年。但是，这一波全球化的社会基础非常脆弱且尴尬，它所需的前提条件也不会再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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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和金融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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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19世纪贸易全球化的前提条件也同样适用于金融和货币体系，帝国主义强制实行的金本位制对维护资本的自由流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金本位赖以生存的思想体系也是1870-1914年间的金融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后来，它在大萧条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发动的经济学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土崩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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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的规则很简单。每个国家的货币都有相应的含金量，这个量是不变的。比如说，1英镑就相当于113格令纯金，1美元相当于23.22格令。每个国家的央行随时可以将本国货币以这样的价格换成对等的黄金。相应的，各国货币的汇率也是固定不变的，如1英镑等于113/23.22，即4.87美元。货币可以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并可以根据金平价决定的汇率进行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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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规则意味着，国内货币供应和黄金储备的流动紧密相连。黄金会从一个贸易出现逆差的国家流到它的贸易伙伴那里，该国货币供应就会减少。黄金的这种流动就会引发经济学家所说的“自动调节机制”。在贸易逆差国，货币供应短缺，信贷下降就会使得利率上升，物价下跌。这又会使得消费减少，进口也减少，进而恢复国际支付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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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时期，政府不能通过在货币政策上做手脚来改变国内的信贷条件，因为只有黄金才能决定国内货币供应，而资本在国家之间是自由流动的。原则上说，央行官员除了根据他们金库里黄金的多少来发行或回收本国货币外，没有别的什么可做。这个体系的规则明了，一视同仁，没有商量的余地。它把国家间的交易成本降至最低。金融家和投资者不会对汇率的变动感到吃惊，资金也不会在国界被拒绝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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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央行官员还是可以耍一些花招的，他们可以偶尔偏离一下“游戏规则”。如果从国外流入的私人资本可以抵消贸易逆差，有贸易逆差的国家就可以推迟或避免提高利率。但是，这些具有稳定作用的资本是否会流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相信央行会坚持金平价。市场认为政府无论如何都会捍卫金平价。他们这么想是因为当时就只有这个信念体系在监管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维持金本位制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原因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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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认为这个体系是货币稳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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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货币政策不用兼顾别的目标，如充分就业或者经济增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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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观念很重要。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能有计划地缓和经济周期，或货币贬值可以减少贸易不平衡，这样的观念还没有出现，如果有人听说过，也一定会将之视为异端邪说。政府可以稳定需求、产量或就业率，这样的观念当时还没有被人接受，也没有人向大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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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制定贸易的决策者不同，央行的官员通常不会牵扯到国内政治斗争中，他们有运营自主权。在金融全球化方面最敏锐的史学家之一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一针见血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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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经济冲击，一定会有政治压力迫使央行追求和维持金本位相冲突的其他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央行是否还能维持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取决于他们追求和金本位不相容的其他目标的压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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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主要强权国家，英国、法国等的央行都是私人拥有的，除了发行货币以外没有别的公共职能。到了1913年，美国联邦储备法创立了联邦储备体系，美国才有了一个具有央行功能的公共机构。各国的央行官员像是一个俱乐部里的成员，他们之间的关系比与本国金融界以外的同僚的关系还密切。用艾肯林格的话来说，金本位制是一个“基于社交关系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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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经历的金融全球化令人叹为观止。几乎每一本有关全球化的书，都会借用这个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的一段描述，在1919年他充满感情地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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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伦敦的居民可以自由地将他的财富投资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不会有投资果实会被别人剥夺之虞。这段时期，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是最低的。伦敦、纽约和其他欧洲金融中心的利率变化都一样，就好像它们是一个单一市场的一部分。大量资本从充裕的地方（尤其是英国）自由地流向稀少的地方（尤其是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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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间，也有人呼吁要背离金本位制，但是和自由贸易不同，金本位制和资本自由流动都没有反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其打断。直到最近，才有人要再次攀登这个金融全球化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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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70年代，这个社会制度的持久性经历了严酷的考验。金本位制的规律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当时的黄金短缺引起了欧洲和美国的信贷收缩，物价下跌。受打击最大的是农民，高利率和低物价像两座大山把他们压垮了。有人呼吁要回到双金属货币制，这样政府就可以将白银也变成钱，增加货币供应。反对金本位的呼声在1896年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达到了顶峰，在那里，民主党三次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演讲广为流传，演讲题目为《你不应该把人类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央行却毫不让步，金本位制最终得以保留。金本位制最终得救的原因可能是，1886年在南非发现的黄金增加了市场供给，物价停止了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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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看到了，当时主要强权国家的央行官员们信念相近、关系密切，他们做的决定举足轻重，金融全球化完全是由他们推动的。世界经济边缘地区的拉丁美洲、中东和亚洲，虽然没有完全过渡到金本位制，实施的也都是正统的货币政策。国际金融更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证主权国家和跨国借钱的借款人一定会偿还贷款。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也是国际金融的祸根。一个本国借款人拒绝偿还，贷款人就会带着借款人的抵押资产告到法庭，而且相信本国法庭的判决一定会得到执行。但当一个外国的借款人不还钱时，贷款人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国际法庭做出裁决，也没有国际警察来执行裁决。能对借款人起到阻吓作用的，基本上就是失去信誉以及在一段时间内被国际信贷市场拒之门外。虽然信誉受损，但历史告诉我们违约方最终还是可以重返国际金融市场。这样会带来以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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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对国际债务违约时，很可能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偿还，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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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智又有前瞻性的银行或债券投资者就会事先考虑到这个因素，就不会愿意从事国际贷款，要做的话利率也一定要比国内贷款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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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前瞻性的贷款放出去以后，违约接踵而来，这样形成一个繁荣和萧条交替循环的周期。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强制还款机制，国际金融市场不可能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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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船和帝国主义统治对增强双方履历合同的意愿有很大的帮助。投资在印度铁路的英国资本家知道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会保证他们的投资安全，“只要他能得到印度财政收入的5%，”一个英国官员说，“他借出的钱是被扔进了胡格利河（Hooghly）还是用来修建了铁路，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在1875年，土耳其帝国对英国和法国的大部分债券投资人违了约，欧洲人说服了气数将尽的苏丹王，让他们在原有的国家机关外再设立一个收取土耳其赋税的机构。土耳其公共债务管理中心成了专门支付外国债务的庞大官僚机构。1882年，埃及的民族主义骚乱威胁到了英国的金融利益，“为了恢复政治稳定”以及保证外债继续得到偿还，英国侵入了埃及。那时候，英国首相格拉德斯通把他自己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投到了埃及债券，金融全球化和军事势力相互勾结。最后，英国直接统治了埃及，虽然它原意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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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并非有债就还，整个19世纪，它的很多州都有违约，但是美国最终成了西半球的债务执行人，这真是让人不禁捧腹。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表示美国保证拉美各国偿还它们的国际债务。为了证明他是来真的，他在1905年将战船派到了圣多明戈。多米尼加共和国债务违约后，他接管了关税征收。这表明了他保护外国债权人利益的决心，使得拉丁美洲主权债券价格飞涨。美国战船出现前，债务能不能追回好像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谁去追回，欧洲人还是美国人。罗斯福比欧洲人抢先一步，摆明了西半球是美国控制的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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