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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对国际债务违约时，很可能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偿还，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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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智又有前瞻性的银行或债券投资者就会事先考虑到这个因素，就不会愿意从事国际贷款，要做的话利率也一定要比国内贷款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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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前瞻性的贷款放出去以后，违约接踵而来，这样形成一个繁荣和萧条交替循环的周期。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强制还款机制，国际金融市场不可能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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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船和帝国主义统治对增强双方履历合同的意愿有很大的帮助。投资在印度铁路的英国资本家知道在印度的英国统治者会保证他们的投资安全，“只要他能得到印度财政收入的5%，”一个英国官员说，“他借出的钱是被扔进了胡格利河（Hooghly）还是用来修建了铁路，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在1875年，土耳其帝国对英国和法国的大部分债券投资人违了约，欧洲人说服了气数将尽的苏丹王，让他们在原有的国家机关外再设立一个收取土耳其赋税的机构。土耳其公共债务管理中心成了专门支付外国债务的庞大官僚机构。1882年，埃及的民族主义骚乱威胁到了英国的金融利益，“为了恢复政治稳定”以及保证外债继续得到偿还，英国侵入了埃及。那时候，英国首相格拉德斯通把他自己资产的很大一部分投到了埃及债券，金融全球化和军事势力相互勾结。最后，英国直接统治了埃及，虽然它原意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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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并非有债就还，整个19世纪，它的很多州都有违约，但是美国最终成了西半球的债务执行人，这真是让人不禁捧腹。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表示美国保证拉美各国偿还它们的国际债务。为了证明他是来真的，他在1905年将战船派到了圣多明戈。多米尼加共和国债务违约后，他接管了关税征收。这表明了他保护外国债权人利益的决心，使得拉丁美洲主权债券价格飞涨。美国战船出现前，债务能不能追回好像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谁去追回，欧洲人还是美国人。罗斯福比欧洲人抢先一步，摆明了西半球是美国控制的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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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自由贸易一样，金本位制和金融全球化也是本国政治，信念体系和第三方强制执行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当这些力量开始减弱，大众政治逐渐抬头，国际金融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20世纪30年代，金本位制的垮台让我们看到这种结合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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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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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世界经济也进入了政府严密管制外汇的时期。之后，20世纪20年代的动荡期又接踵而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国家，包括英国在内，都停止了黄金兑换，还发布了禁令，不让本国货币自由换取外汇（外汇管制）。大战结束后，20世纪20年代初，好几个欧洲国家（德国、奥地利、波兰和匈牙利）经历了恶性通货膨胀。这时候的外汇市场动荡不安，汇率如脱缰的野马，辗转反复。各国政府的观点一致，一定要在20世纪20年代内回归金本位制，让国际金融正常化。问题是在20年代的什么时候？各国货币汇率还回到战前的吗？（也就是1英镑=4.87美元）还是要让英镑贬值？要英镑贬值的理由充分、不容置疑：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不如前，英镑也应随之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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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显政治家风范，却没有什么经济头脑，对经济也不感兴趣。但非常不幸的是，他在1924年，也就是英国就要回到金本位制的前夜，成为了英国的财政大臣。他很快就承认在财政部和他的下属开会时，对他们说的东西，他一窍不通。“如果他们是士兵或将军，我就明白他们说什么。”他打趣道，“现在我觉得他们在说波斯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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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物价翻了三番，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货紧缩很严重（物价跌了50%左右），但是物价还是比美国高。现在，世界黄金储存有很大一部分都在美国，英国还向美国大量举债。为了防止资本外逃，英国政府被迫提高利率，导致失业率高达1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部分时间，英镑的市场价格都远远低于战前的4.87美元。以凯恩斯为首的经济学家们认为回到战前的汇率将是一场灾难，因为在物价高企的情况下，汇率高估会给英国的竞争力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英国工业家们和报业大亨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一致同意这一观点。丘吉尔却采纳了金融家和英国央行的意见，他后来为此后悔不已。央行董事会和行长蒙塔古·诺曼（Montagú Norman）说服了他，如果汇率和战前的不同，恢复金本位制就没有意义了。他们的观点是，这个体系是否可信取决于汇率的不可变性，如果他们变了一次，市场就会认为他们还会再变。这不是经济问题，这是道德问题。世界各地都有人把他们的资产，他们的信心和他们的信任放到英国和它的货币上，对这些“纯粹”金本位制的信徒来说，以战前的汇率来恢复金本位，是英国整个国家对这些人应负的道德义务。如果英国劳动力和工业不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工资和物价齐跌，他们也只能忍受。这可不是银行家第一次给别人吃这样的苦果，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这次，就像别的时候一样，他们的理论根据都是当时公认合理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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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通缩严重，英国经济仍不能适应重设的旧汇率。工资和物价过高使得英国经济不能像战前那样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也不能纠正它的贸易不平衡。煤、钢铁、造船和纺织品等出口工业一蹶不振，失业率最后升到20%，劳资纠纷和罢工多不胜数。虽然经济非常困难，英国央行为了防止黄金大量外流还是要维持高利率，和法国这样的国家直接竞争，但是法国在1926年回归金本位制时的汇率比战前的要低。美国一开始是支持英镑的，但是也没有帮上多大忙。1928年，为了抑制华尔街的投机风潮，美联储提高了基准利率，这样就给像英国这样，有对外支付赤字的国家进一步施加了压力。美国的高利率迫使这些国家也提高利率，否则黄金和资本就会涌到国外。1931年9月，英国再次摒弃了金本位制。这个金本位制的旗手被迫出局，这个体系的时日就屈指可数了。1933年，罗斯福为了扩大货币供应，让美国放弃了金本位制。1936年，法国和其他金本位制国家尾随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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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位制在和平时代也曾经受过考验，大家都记得19世纪70年代，黄金短缺引起通胀紧缩那段小插曲。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经济变了，然后政治变了，然后经济又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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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第一个经济变了说起。金本位制自行调节的模型认为劳动力市场是没有中心的、分散的，工资随时可以调高或调低。如果本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上失去了竞争力，工资和其他开支就会下跌，这样本国工业就可以夺回市场份额。工资低了，失业率就会下降。但是，在实体经济里，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变得更有组织，工会的力量越来越大，这个理论就更加脱离实际。20世纪20年代前20年里，工会会员人数急剧增加，工人运动越来越频繁，最终以1926年的大罢工告终。英国的经历告诉我们，如果工人要保持其工资水平，黄金外流（或者是黄金外流的威胁）引起货币供应减少就会带来长期的失业。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的伟大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解释了金本位制为什么在现代经济里行不通，但是在这之前，经济政策的全面影响还不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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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政治参与进来了。不管他们的直觉如何，20世纪30年代的央行官员和他们的政治主人明白，他们不能对经济衰退和失业率高企带来的政治后果无动于衷。工人不但加入了工会，还有投票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0年，工会会员人数翻了四番。报纸和电台马上也要成为“大众传媒”了。到20世纪30年代，英国每天报纸的发行总量达到了1000万份。经济政策正在经历着一个民主化的过程。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政府，在面对承受大规模失业的政治后果和放弃金本位制这两个选择时，最终一定会选择后者。民主制和金本位制的绝对优先权是有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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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经济变化彻底地埋葬了金本位制。金融市场一旦开始怀疑政府是否真的决心捍卫固定的金平价，金本位制就成了动荡的来源。政府现在很容易成为投机者的攻击对象。一有风吹草动，投资者马上抛售本国货币，购买外币，把资本转移到国外。如果金平价坚持不动，他们可以做一个相反动作，丝毫无损。但是，如果货币贬值了，他们可是大有斩获，因为他们把资本从外国调回来再买本国货币时，本国货币可是便宜了很多。固定汇率的这个毛病根深蒂固，对金融市场来说，投机者怎么样都是赢家。在投机者抛售本国货币的过程中，他们加大了本国货币的下行压力，使得金平价更难支持。他们的行为本身就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愿望。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遭遇表明了像金本位制那样死板的货币和金融政策与现代经济、政治制度不相容。在新出现的民主政治制度面前，金本位制所描述的平稳运行，自我调节的全球金融失去了说服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又要再次吸取这个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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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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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本国政治在贸易方面的影响同样巨大。30年代的国际贸易合作中很多都以失败收场，无政府主义加剧了大萧条。美国的行径尤为恶劣，它在1930年设置了有史以来最高的关税，给保护主义开了头。为了应对商品价格大跌和经济下滑，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 Tariff）被推出了台，这使得在国会稍有支持的工业都在保护主义里找到了避难所。该关税充分体现国会议员利益交换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破坏性。欧洲国家也想求助于贸易壁垒来摆脱相似的经济困境，美国的行为就成了他们的借口和导火线。英国也和他们同流合污，对多种进口商品加了10%的税。危害更大的是进口配额被广泛使用，虽然，在此之前进口配额已经被更为透明的进口税所取代。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他策略性地利用贸易政策从德国东南欧的邻国那里谋求最大的利益。保护主义的风潮也蔓延到发展中地区，比如说印度和拉丁美洲。英国海军这时候已经元气大伤，而且还有别的麻烦事要它操心，就不能在这些边缘地区强制施行自由贸易了。1929-1937年，世界贸易量减少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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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被称为大萧条的这场灾难，是引起这波贸易保护主义风潮最直接的原因。农民的贷款违约，商店关门，失业率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想把进口商品挡在国门外成为一种自然的冲动。虽然每个国家都这么做的话，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但是保护主义更深层次的目的是改变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一个有了政治权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社会，是工业化、民主化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共同产物。在面临极度困境的时候，它要求政府给予更大的经济保护。政府还没有提供完善的社会保护网和社会保险，来抵挡国际竞争的冲击，缓和国际贸易给工人带来的压力。有些国家保留金本位制的时间长些（比如说法国和瑞士），它们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空间更小，它们更加倾向于筑起很高的贸易堡垒。世界经济逆转，国家政府要对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在世界经济相对健康时让世界顺利运转的信念体系和国际合作规范轰然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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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得经典的“自由、开放”式经济秩序不再适用，但是又没有出现能够让人接受的替代品。哈佛政治经济学家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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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经济秩序的支持者们提出，要把国际经济关系放在首位，社会改革，民族建设和展示国家实力等问题不是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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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当这个经典的秩序无法维持时，各种各样的替代品就蜂拥而出。共产主义者选择社会变革，把自己与世界市场隔绝。法西斯主义者选择民族建设，给欧洲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一波经济民族主义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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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诸如此类的经济、政治灾难，未来的国际经济秩序都应该在国际经济的需求和本国社会群体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要设计这样一个能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折中方法，我们就要更好地理解自由贸易为什么会制造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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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方势力在美国宪法中加入了一个严禁对出口商品征税的条款。他们没有预见到勒纳定理（Lerner theorem），这个定理指出进口税和出口税的经济后果是一样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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