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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专利和版权的新规则，这些规则要求发展中国家按照富裕国家的法律来制定相应的法律。国内安全、健康条例如果跟国际上的不相协调，就会受到世界贸易组织的调查、监督；如果条例没有“科学理论根据”，应用时又不能保证将其对贸易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它们就可能被判为不合法。对于使用政府补贴的限制也更为严格。有些政府规定产品的当地含量，或者是根据出口的数量来决定产品可以使用多少进口含量，这也在禁止之列。除了最贫困的国家，发展中国家要遵守限制某些工业发展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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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回合的点睛之笔，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在于建立了一套新的纠纷处理程序。在专家小组裁决中失利的一方可以通过一个新的上诉法庭要求重新裁决。不管判决有利于原告还是被告，上诉法庭做的决定一般是不可改变的，只有这个机构的每一个成员一致同意才能将其推翻。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代，要逃避贸易机构的司法判决真是轻而易举，现在却完全不可能了。以后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这个处理可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也很容易受拖延战术的影响。但是这些都不能抹杀新纠纷处理体系的重要性。它将多边主义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像法律学家苏珊·埃瑟曼（Susan Esserman）和罗伯特·豪斯（Robert Howse）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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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世界贸易组织制度下，法官才真正有解决国际纠纷的权力，解决国际纠纷的制度才会这么迅速地发展起来。和国内法庭一样，和大多数国际机构不同，世界贸易组织对纠纷的裁决具有法律效力，能强制执行。成员国一定要服从它的领导，接受世界贸易组织裁决带来的后果，败诉的国家要取消违规的政策或者给原告赔偿。大国、强国、小国、弱国，一视同仁。世界贸易组织是唯一一个能强迫美国改变政策的国际机构，它强迫美国改变了税收和环保方面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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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到世界贸易组织去的都是什么案件呢？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代，都是关税和配额的案件。配额逐渐淘汰了，关税又降下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转变为要降低所有阻碍国际商务发展的交易成本，包括不同国家的监管制度和标准。世界贸易组织时代的贸易纠纷触动了国内政策领域，这些领域以前是不会受到国外压力威胁的。赋税体系、食物安全规则、环保条例、促进工业政策等，都会受到贸易伙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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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贸易组织处理的案件中，最具争议的是欧洲禁止进口荷尔蒙处理过的牛肉的案件，这很好地说明了要求处罚国际贸易伙伴的战争越演越烈。多年来，来自欧洲消费者的压力不断升级，1989年实施的欧盟指令将美国牛肉挡在欧洲门外。美国求助于国际机构，但是没有一个能够或者是愿意帮忙的。美国先是去找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但是该组织拒绝了研究荷尔蒙的要求。在世界贸易组织以前，美国人向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投诉，欧洲人轻而易举地将它拦住了。国际食物法典委员会（一个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组织）也没帮上忙：1991年，该组织要树立四种生产牛肉时用的荷尔蒙全球性的标准，美国在投票中落败。在世界贸易组织为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SPS）进行谈判时，案情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一套全球性的规则终于出台了，终于有了一个能够将手伸到国内监管制度的国际机构。在1998年，世界贸易组织上诉庭做出了它最著名的裁决之一：欧盟禁止进口经过荷尔蒙处理的牛肉违反了国际贸易规则，因为它的科学风险评估不够充分。一场政治风暴接踵而来。这个案件不理会欧盟对食品安全的审慎态度，直到现在，世界贸易组织反对者还对此耿耿于怀。直到今天，欧盟也没有服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承受着美国随时可能报复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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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贸易组织到处插手的例子数不胜数。在它初期受理的案件里，有一个是投诉美国的燃料废气排放标准歧视进口汽油。日本的税收制度要为此负责，因为它的一种叫烧酒（Shochu）的烈酒要付的税比进口的伏特加、威士忌和白兰地要低。世界贸易组织推翻了欧盟对基因改良产品的禁令，理由和牛肉荷尔蒙的案件相似。另一个著名的案件是，美国禁止进口没有使用海龟排除器捕获的海虾，世界贸易组织裁决说这个禁令是“武断的、理由不充分的”，而且歧视亚洲出口商。汽车制造业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做的推广活动，印度的药物和农业化工品专利规则，还有巴西给飞机制造业的信贷补贴，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除了荷尔蒙牛肉案还在扯皮中，其他所有案件都使相关政策得到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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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裁决使反全球化的组织愤怒不已，世界贸易组织在很多圈子里成了非常肮脏的字眼。世界贸易组织使日内瓦的法官凌驾于国内法律之上，分明是要推翻民主制，这个指控是否属实？世界贸易组织的目的是帮助各国更好地发展，防止保护主义团体操纵国内政治流程，为狭隘的自我利益服务，这个说法有道理吗？现实是两种现象都存在。上诉庭的裁决并不像它的反对者说的那么粗暴。裁决意识到我们要尊重各国在价值观和道德标准上的不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缺少一条清晰的界限将国内权利和国外责任完全分开，这也成为很多矛盾的来源。其实，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源自这个基本原则的不明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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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大会，让全世界看到了该组织面临的困境，这次大会又被戏称为“催泪弹部长级会议”。各种各样的示威者，从劳工、消费者利益支持者、到学生再到无政府主义者，使会议中心外一片混乱；中心里面，部长们要展开乌拉圭回合后新一轮的贸易谈判，但是他们的努力却以失败收场。示威者和各国政府的强硬态度导致谈判破裂。冲突的主要轴线有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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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发展中国家认为它们被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果欺骗了，它们要求纠正上一回合谈判的结果；富裕国家却想在投资、环境、劳工标准、竞争政策以及政府采购等其他方面开展新的谈判，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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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美国和欧盟、日本在取消农业补贴和其他贸易壁垒上，斗得难解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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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以后，贸易部长们在中东的一个酋长国卡塔尔的首都多哈碰头，这次他们运气比上次好。这次，他们成功地展开了名为“发展回合”的新一轮谈判。很明显，示威者觉得多哈的环境不如西雅图的宜人，除此以外，一场精彩绝伦的营销活动转变了大家的态度。一些发展中国家是农业出口大国，比如说巴西、阿根廷和泰国，农业开放与它们利益攸关。世界贸易组织的总监麦克·摩尔（Mike Moore）把这轮以农业为中心的谈判标榜为以发展中国家要求为重点的谈判，这也有助于孤立欧盟。“农业成了一个发展的问题，”摩尔后来写的或许揭示了他的本意，“非洲、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和拉丁美洲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如果欧洲离场，就意味着他们背弃了发展这个课题，而发展中国家宣布他们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美国人也高兴了，因为现在他们手里有了一根用来打击欧洲农业补贴的棍子，这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农业以后会与他们如何的纠缠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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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事件表明，谈判开始时的胜利实在是得不偿失。2001年以来，谈判几经搁置，到现在都没有结束。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看清了农业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利弊兼存的。我们一开始就应该意识到，学术研究后来给我们指出的问题：废除欧洲补贴对进口食物的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埃及和埃塞俄比亚是有害的，因为这提高了它们要付的价格。棉花是少数几样对贫困国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例子之一。棉花的价格提高了，有利于西非的棉花种植园，又没在别的地方对穷人造成伤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倡导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喜欢用棉花来做代表。但是，真正的农业开放对富裕国家来说太痛苦了，给别人带来的效益又太小，而且受惠的人也不多，这样就很难达成协议。2008年夏天，世界贸易组织努力推动各成员国就讨论的问题达成协议，以结束本轮会谈，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美国拒绝接受印度和中国的特殊保护机制的要求，这一要求是指在农产品进口突然大增的情况下，要有一套机制保护贫困国家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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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推动超级全球化，完全背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共识，摧毁了鲁杰的“自由主义的内在妥协”的情况下，这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对全球化的追求成了至高无上的目标，负责贸易的官员和其他技术官员完全看不到其他经济、社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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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哈佛的同事罗伯特·劳伦斯（Robert Lawrence）将全球一体化分成“深的”和“浅的”两种，这个区分方法很有用。浅的一体化，就像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样，贸易制度需要的国内政策相对很少。与此相反，在深度一体化的情况下，国内政策和贸易政策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没有跟贸易伙伴商量就自行使用国内法律、法规就可能被看成是给国际贸易设置障碍，提高了贸易交易成本。全球性的规则其实变成了国内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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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深度一体化，但是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制度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让我们想一想，在重商主义时代或者是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期，贸易是如何繁荣起来的。当时的规则是由贸易公司和帝国主义强权制定的，它们还利用自己的力量保证这些规则得以实施，这样交易成本才能保持在合理水平。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制度。当然，现在的制度更为可取，但是我们还有很多难题要解决。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从何而来？不同的国家想要不同的规则，或者是需要不同的规则，我们该怎么办？民主政治以国家为界限，深度一体化可能持续下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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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世界里的贸易和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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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不经常改变主意，这样他们就很少有机会因改变主意而自责。凯恩斯却是个例外，他在很多方面都是与众不同的。“当事实变了，我就会改变我的看法，先生，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当有人批评他前后不一致时，他这样回答。20世纪30年代，我们曾经领教过，在贸易这个问题上，凯恩斯如何做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像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保罗·克鲁格曼也不经常承认错误。但是，在2008年，他的开场白却令很多人大为吃惊：“这篇文章表达了我的满心愧疚。”几个月后，他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他的话更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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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曼为什么感到内疚呢？在全球化对收入分配不公有无影响这个问题上，他的看法改变了。以前，他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现在他担心这样会使大家更加忽略贸易带来的很多重要矛盾。在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带头进行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对全球化如何影响国内收入的重新分配这个问题都是轻描淡写的。是的，美国的分配越来越不公平，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当时的证据好像都表明这是由别的原因引起的。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真正的罪人是“偏向技能的科技进步”（“skill-biased technological change”）——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对受过教育，高技术的工人的需求，同时降低了对没受过很多教育的工人的需求。收入差别是科技进步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克鲁格曼的转变表明全球化对国内公平分配的负面作用，不能这么容易地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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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克鲁格曼的想法为什么变了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克鲁格曼认为有两大变化使得贸易在这方面起的作用被强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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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相对于它的经济规模，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数量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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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和以前相比，现在和美国生产商竞争的发展中国家的工资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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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中国，使一切都变了。中国占据了美国大部分市场，工资和美国相比微乎其微（克鲁格曼引用的数据是3%）。这些事实表明，在科技进步带来的影响之外，贸易确实给美国工资施加了巨大的下行压力，对处于收入低端的工人影响尤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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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论在经济学家之间引起了很多争论，克鲁格曼也承认他并没有收集到所有的证据。我们深入研究分配、贸易趋势后，发现了一些难解之谜。根据某些衡量标准，虽然外判业务发展迅速[1]，但美国的分配不公问题没有继续恶化，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别甚至缩小了。很多中国出口的商品是高科技的，这些行业对工人技术要求很高，比如电脑行业，这样它们对低技能的工人没有造成很大的威胁。中国出口品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改善了贫穷家庭的生计，因为中国出口的商品占了贫穷家庭消费品的大部分，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成本。因此，很多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但是全球化引起的只占10%到15%。就算对整个经济体的影响不大，但是对于被进口商品推下工作岗位，找到的新工作工资低得多的工人来说影响还是很大。就以一个在美国开制鞋机器的工人为例。在1983年和2002年之间，他面临的竞争翻了一番。如果说这些变化对他的工资影响不大，是不可能的。有一份研究估计，在这段时间里，贸易使得制鞋工人的工资平均降低了11%。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纺织品和制衣等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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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变了的著名经济学家还不止克鲁格曼一人。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本来是坚定不移地支持自由贸易的，但是在任职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委员会主任之前，他写的几篇评论非常引人注目，在文章中他表达了全球化不再有利于工薪阶层的担忧。“反全球化浪潮，”他说，“代表了工人们逐渐意识到有利于全球经济和商业精英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未必是好东西。”他同意，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进一步的全球一体化“给单个国家施加了更多的竞争压力，压到工人身上的那部分可能比其他群体的要大得多。”光听他下面的话，你还会以为他是个平民论者呢。“那些无国界的精英们只是关心他们的公司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成功，还有他们自己的腰包是否随之涨了起来，他们公司总部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祖国劳工和基础建设的质量无关这些公司的痛痒。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得更多政府让步。”他补充说：“虽然全球化增加了不平等和不安全感，它却经常被用来做反对递进税制、反对工会、反对加强监管、反对大量增加政府服务的理由，而遭到反对的这些社会上层建筑确实能够有效地减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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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外包活动延伸到服务业这一传统上只在本土生产和消费的行业，经济体里更大、更重要的另一部分也要面临国际竞争，这些问题就更为触目惊心了。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普林斯顿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写的一篇文章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文中，他要大家警惕“下一次工业革命”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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