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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不应该令人感到吃惊。如果资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所说的，“狂躁、恐慌和暴跌”就会接踵而至。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罗格夫（Ken Rogoff）的最新研究将经济历史学家都知道的史实量化了。这两个经济学家不厌其烦地查核历史记录，找出了1800年以来所有重要的银行危机。他们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叠印在资本流动的历史轨迹上，发现这两个系列几乎落在同一线上。他们指出：“国际性的银行危机在国际资本流动性高的时期不断出现，这不只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而是有史以来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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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自由流动要求我们在经济上更为自律，让我们提高了金融自制力，而波幅变大，危机频发可能就是我们要为此付出的代价。很多捍卫资本自由流动的人会指出尽管这些危机让人失望，资本自由流动还是造福了社会。金融自由能使我们更合理地在全球范围内分配资源之类的言论还没有寿终正寝。不为外资设置障碍的国家是否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些，这样的辩论还在学术界进行。这只是学术上的吹毛求疵，历史对资本流动的记录是非常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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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粗略翻阅一下这些记录,就会注意到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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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水平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不管是工业革命还是19世纪的全球化的发展都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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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直到现在我们的发展速度还未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前25年的发展速度。在1950年和1973年间，世界经济每年人均增长3%，几乎是20世纪30年代前的3倍，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速度的2倍。纵观历史，1990年后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是还是比不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发展。在金融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落后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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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过去30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比如说中国，是根据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规则来进行全球化的，这跟战后的情况不谋而合。他们实行资本管制，不让外资长驱直入，并利用他们的政策空间来进行国内经济管理，我们在第7章会进一步说明。我们不得不承认金融全球化辜负了我们的期望。将国门向外资敞开的国家面临更大的风险，但是又得不到更高经济增长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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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有一个24国组织，它是一个由24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机构，我在该机构任职好几年，担任它的研究协调员。该机构的年度会议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年会同期举行，发展中国家的部长们在会议期间受到的对待就是他们平时所受对待的缩影，当然也有少数例外。世界银行的总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经理会在会议开始时溜达进来，跟几个人握握手，宣读一下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然后很快告辞。接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比他们低好几级的官员就会坐到他们的位置上，听完或者说熬过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演讲。——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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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们真能做到这个，比如说我们通过窜改某些货物交易的付款时间就可以做到。——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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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济合作开发组织的前身是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根据马歇尔计划为欧洲重建提供经济援助，为使援助顺利进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于1948年成立。——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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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9年8月，当时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勋爵表示他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征收托宾税，引起了有关人员的强烈抗议。英美两大国际金融中心的主要决策人公开表示支持托宾税，还是第一次。——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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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6章 做金融业的刺猬，还是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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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认为开放市场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正确答案，而狐狸总是认为魔鬼就隐藏在细节里。既然意识到了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全球市场的管理还这么差？并不是金融市场不会失败，而是我们可以继续骗自己说金融市场不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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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一章得出的结论让人费解。如果个人和公司的借出、借入活动可以自由地跨国界进行，经济不是应该发展得更好吗？为什么金融业开放还会有不好的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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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的条件下，资本流通对经济是一件好事。在投资机会充足，储蓄短缺的国家，外国流入的资本让本来不能上马的项目开始施工。当资金和技术、市场知识以及其他技能结合在一起时，它对经济的好处尤其显著。长期外国直接投资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是，其他形式的国际资金为什么经常带来这么恶劣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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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讨论贸易的经济效益时提到的一个观点。一笔对买方和卖方都是有利可图的交易，对整个社会是否有好处，就要看它的价格是否反映了这笔交易的全部社会成本（机会成本）。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金融市场。当我的投资对象是地球另一面的一个法人发行的一张纸（一笔债务、一张债券或者是一个衍生工具），我是否真的了解我面临的风险？答应给我的利润是否充分反映了这些风险？当我从别人那里借钱，我付的利息是否反映了对方的所有成本，是否反映了如果我还不起债，政府要资助我的财政开支？当我设计了一个新奇的证券，我是否考虑到它对这家公司长期盈利的影响，而不是光考虑我自己的薪酬？如果答案不是一个无条件的“是”的话，金融市场就会失败。不幸的是，这种失败比比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金融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痼疾见怪不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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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也意识到这些问题。经济学文库里到处充斥着对这些失败的分析，给它们起的名字的花样也不少：信息不对称、有限责任、道德风险、代理成本、多重均衡、系统性风险、隐含担保等。对每种现象我们都用数学推理和经验说明认真研究。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明白，我们没有在全球经济的范围内给予这些问题足够的重视。支持国内金融的社会基础有共同标准、储蓄保险、破产法、诉讼合同、最后贷款人、财政支持以及各种各样的监管和监督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这些都不存在。东拼西凑起来的全球性监管和标准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对突发事件经常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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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些情况我们都了解，为什么全球市场的管理还这么差呢？问题的根源在于经济学家和制定政策的官员们，为了推行已定政策，对这些失败后果轻描淡写，想将金融开放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掩盖起来。并不是金融市场不会失败，而是我们可以继续自己骗自己说金融市场不会失败。为了弄清楚这种畸形的专业行为是怎样发生的，我们需要明确经济学森林里的狐狸和刺猬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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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和刺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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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爵士（Sir Isaiah Berlin）有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著名文章，文中他将思想家分成两类，分类的根据是希腊诗人阿齐罗库斯（Archilochus）的一句老话：“狐狸知道的事情很多，但是刺猬知道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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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猬只有一个中心思想，这个中心思想就像一个晶片，它通过这个晶片来看整个世界。它看不到并发症和规则以外的事情，如果事情跟它设想的不一样，它就把事情捏得能套进做好的模子里。它以不变应万变。在伯林爵士那里得到更多怜爱的狐狸，看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它无法用一句口号将这个世界概括起来。它对伟大理论持怀疑态度，因为它觉得很难将这个复杂的世界归纳成一套套理论。伯林认为但丁是一只刺猬，莎士比亚是只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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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喻巧妙地捕捉了经济学界两类不同的思想体系：刺猬认为开放市场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正确答案（中心思想），而狐狸总是认为魔鬼就隐藏在细节里。[1]狐狸也相信市场的力量，在这里它们毕竟是经济学家，但是它们认为现实世界那么复杂，需要谨慎，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后，狐狸认为这些复杂性让我们更应该开放市场，而不是阻碍市场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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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是怎么回答一个关于政策的问题，你就知道他是哪类经济学家。只凭直觉，一个刺猬型的经济学家会用最简单的课本给的标准答案来回答面前的问题。市场能把效率提到最高，市场越开放越好。这个世界上，任何一种税收都会降低效率；对个人行为的任何限制都会缩小整个经济规模。社会是否公平、平等和效率是两个完全没有交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证明市场真的会失败，我们就要当它不会失败；如果市场真的失败了，我们就应该用最有针对性的方法来应对。所有人都是理性的，向前看的。需求曲线总是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向上），整个经济体的互动并不能推翻部分分析的逻辑。亚当·斯密和他的门徒已经证明了无拘无束的市场是最好的。不管这些经济学家自己的研究有多专业、多复杂、多么令人惊奇，他们对当今最重要的问题的回答总是最直接的，几乎是条件反射似的：废除政府干预或者任何其他壁垒，经济发展就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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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型的经济学家对市场的威力有正常的、合理的敬畏，但是他们喜欢看到问题的复杂性，虽然这些复杂性往往使得课本给我们的答案显得不全面。在他们的世界里，整个经济体充满了市场的缺陷，公平、公正和效率不能完全分开，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理性的，某些不得人心的政策干预往往会带来很好的结果，整个经济体的互动会让人觉得教条主义分析不可信。亚当·斯密的门徒已经证明了无拘无束的市场能够造福社会这样的理论在很多情况下不能成立。政府干预能在很多方面改善市场的效果。狐狸觉得经济的天性就是“第二好”的——这种想法对刺猬来说可不够纯正，刺猬认为理想的政策总是最好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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