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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界也有一些怀疑的声音，但是很少有人有兴趣阻拦这股真实世界里的全球化狂潮。很多经济学家在私下说那些将经济发展的功劳都算到全球化身上的研究不可靠。但是，他们也不想别人认为他们支持保护主义。修正主义者们可能大大夸大了贸易开放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这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的经济发展策略都是围着贸易政策和贸易协议转，对贸易过分重视了，但是这又有什么大不了呢？只要是开放贸易的政策就一定是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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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我在一群学术经济学家面前发表了对萨克斯和华纳的研究以及其他类似研究的批评演讲，得到的反应就很有代表性。一个很权威的经济学家打断了我的发言，问道：“你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我被他问倒了。经济学家以好辩著称，以前也有人对我的研究方法和证据提出疑问，但是这样的怀疑态度我还是头一次碰到。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引擎，这个观点已经变得神圣而不可置疑，任何人只要重新审核一下支持这个观点的证据，就是怀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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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见的并非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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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原教旨主义吸引了那么多人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证据从表面上看证实了它的观点。韩国以及其他东南亚国家在世界市场的迅速崛起埋葬了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被普遍接受的观点：贫困国家的新兴工业对贸易刺激反应不佳，它们的力量还很薄弱，不能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米德对毛里求斯的出口前景一度过分悲观，但是修正主义者的看法却更为离谱。他们把东亚经验理解成市场战胜了政府，自由贸易战胜了贸易管制取得的胜利。他们对比比皆是的政府干预视而不见，或是用各种手段使它们的作用互相抵消，使得出来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是任由市场自我发展就会得出来的。[2]修正主义者最后一招是，东亚国家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可能发展更快。读了第7章提到的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后，我们都知道这个观点很难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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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国家没有实施那么多对外开放政策，修正主义者对这些国家的经历也做了错误的判断，它们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与东亚国家和毛里求斯不同，这些国家没有努力推动他们的企业出口，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国内市场。他们将严格的贸易管制保留到20世纪80年代。这就是“进口替代工业化”（ISI）策略，是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以印度为代表）20世纪30年代以来采用的主要模式。它的名字就告诉我们，这个策略的重点在于用本国产品代替以前的进口产品，刚开始取代的是简单消费品，慢慢的，先进的工业器械也会被取代。要达到目的，需要一系列的政府干预，比如说进口保护、信贷补贴、税收优惠和政府投资等。这个策略不强调国内企业要出口，要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也可能是不相信国内企业有这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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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正主义者的眼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经历不容乐观。他们的观点是，由于没有对世界市场加以利用，政府干预太多，这些国家的发展和潜力相比打了很大的折扣。这种描述也言过其实了。无可否认的是，我们可以挖出很多有关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过度泛滥的恐怖故事。有时候，贸易壁垒极大地扭曲了投资的积极性，在生产成本高于成品价格的情况下企业家都能赚钱。有些国家，最明显的是阿根廷和印度，表现真是很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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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总体业绩其实还挺了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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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墨西哥、土耳其还有好几个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指导下，国内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从1945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拉丁美洲的人均收入平均年增长率超过了2.5%，高于该地区1990年以来的发展速度（1.9%）。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几十个国家获得独立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晚期的发展也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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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丽的业绩归功于工业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国家在传统的农业生产之外发展了制造业，经济多元化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让人吃惊的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从整个经济体的生产效率增长速度来看，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拉丁美洲国家的表现比以出口为主的东亚国家好。拉丁美洲经济发展比东亚国家的慢一些，原因不是它们的科技进步速度不高，而是它们国民收入再投资的比例比较低。现在，尽管经过20年的快速经济开放和国际经济一体化（也有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拉丁美洲还没有重拾那时的增长速度。值得称赞的是，有些进口替代工业化国家（巴西为其中的佼佼者）在20世纪70年代转向了世界市场。就算是在比较落后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国家，遗留下来的工业产能在后来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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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印度来说，受到高度保护的制药、汽车配件和基本金属企业最终成为世界一流的生产厂商。在这期间，在号称印度硅谷的班加罗尔（Bangalore），冒出了很多高科技公司，受雇于国营电子公司的工程师成了这些公司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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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替代工业化名声不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总是把它和1982年横扫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连在一起。修正主义者认为这场危机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副产品：债台高筑的政府的财政和对外收支极不平衡，赚取外汇的能力不够，在资本流入突然停止时，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个经常弹的老调其实在很多地方是讲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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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坚定执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国家并没有被卷入这场债务危机，印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印度的政策对经济活动的中心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它们没有对宏观经济平衡造成破坏，对财政收支平衡、外部收支平衡都没有负面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财政扩张也有带来一场拉美式债务危机的危险，但是和拉美决策者不同的是，印度政府马上调整了宏观政策。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并不会提高外债危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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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对外开放也不会降低这种风险。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1-2002年的阿根廷危机都发生在放弃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的国家。在危机发生时，它们已经对国际贸易高度开放，而经济开放并没有让这些国家免受煎熬。现在我们明白了，金融危机有其内在动力，不会对实施不同贸易政策的国家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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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华盛顿共识》之后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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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2年年初，约翰·威廉姆森就承认《华盛顿共识》的品牌已经受损。对它有异议的不仅是意识形态和它相对立的左派政党，更重要的是，多数批评是因为它的经济记录令人失望。萨克斯和华纳在他们1995年发表的文章中写道：“经常有人担心一个国家对外开放了，经济却没有发展，我们还没找一个个案能够证明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如果在文章发表时，他们还可以这么说，那么我们后来得到的证据有力地驳斥了这个说法。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都有国家放弃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采纳了《华盛顿共识》的建议，结果是其中大部分国家的增长速度要低得多。根据现在的标准来判断，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误入歧途了，以上的结果使《华盛顿共识》蒙羞。很难用修正主义理论来解释这些令人失望的结果。杰弗里·萨克斯很快就不再假装只要开放贸易就可以带来高速增长，而且贸易开放可能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他在非洲访问、考察的时间越来越长，他的研究重心越发转移到限制经济发展的国内因素：教育跟不上、卫生条件差、农业生产能力低劣、公共设施投资不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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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让经济学家进退两难。只是否定共识里某些特定的改革，也不是特别好的选择。贸易开放、撤销监管、私有化以及其他改革还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些改革起码让贫困国家的政策跟发达国家的看起来一样了。对这些改革进行公开否定意味着经济学家不得不放弃他们最根本的原则。《华盛顿共识》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些改革身上，一定要在别的地方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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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华盛顿共识》恢复名誉，经济学家们扩大了它原有的范围，加入了很多别的改革。《华盛顿共识》没什么问题，只是想得不够大，不够远。新台词是这样的：这些失败表明，为了取得共识那个广告上吹嘘的效果，我们要对上层建筑进行更为深入的改革。实际进行的改革参差不齐，很多没有完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报告对这种现象很不满：“前期成本低的项目进步大些，比如说私有化；能够带来长远利益的项目，比如说加强宏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上层建筑，改善司法审讯制度等，进步就不大。”安妮·克鲁格在2004年发表了题为《出发点很好，行动少少，结局草草》（Meant Well, Tried Little, Failed Much）的演讲，题目本身就是大家对共识的结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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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是，发展中国家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只是大幅降低关税和铲除贸易壁垒还不够，贸易开放政策还要建立在大范围的公共管理改革基础上，劳动力市场要有“灵活性”，还要有国际贸易协议。要达到宏观经济稳定，我们要进行财政制度改革，央行要独立，政治要开明。产权的治理和法律制度也要进行全面改革。现在，我们只有具备了一大堆的监管、监督和宏观先决条件，资本才能自由流动。决策官员们收到一张必须进行的改革清单，发达国家用了几十年才完成了上面列举的上层建筑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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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和先前比较简单的指令区别开来，新一轮的改革叫做“第二代改革”。这些改革最后演变成治理改革这个大标题底下一系列漫无边际、旷日费时的待办事项。这些没有期限的待办事项对发展中国家的决策官员毫无帮助。告诉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困国家，说他们应该将目标定在像美国和瑞典那样的社会上层建筑上，就好像是告诉他们只有变成发达国家才能发展。这样的政策建议没有什么用，但如果出了岔子，却是很好的掩护。一个贸易改革支持者是这么说的：“只有贸易开放当然不足以推动经济发展，我们还需要宏观经济和政治稳定以及其他政策。”最后，他们总是可以怪接受建议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把事情办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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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银行和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集中精力扩大、提升《华盛顿共识》的内容的同时，围绕着联合国进行的工作却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在杰弗里·萨克斯带领下的联合国千禧年工程（The U.N. Millennium Project）明确拒绝接受《华盛顿共识》，他们主张由外援提供资金，在非洲进行大规模的医疗卫生和基本设施投资。在2000年，世界各国通过了《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The U.N.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该文件设定了在2015年前要达到的具体目标：要将极端贫困的人口减半（极端贫困的定义是每天收入少于1美元），阻止艾滋病扩散，提供全民初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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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些要进行多方面改革的整体观不同的是，有些人想找到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次刺猬型经济学家的灵丹妙药不能再是贸易了，必须是别的东西。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跟以前还是很相似的：“贫困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它们缺乏X，把X给他们，我们就在世界上消灭了贫困。”秘鲁经济学家、活动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认为，X就是正式的财产所以权。他认为，如果我们能把房子和土地所有权的凭证给穷人，我们就把他们变成了企业家、成功的资本家。孟加拉经济学家、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X是贷款。他认为，给每个企业家一笔小贷款（微型贷款），一股源自基层的经济发展动力就会破土而出。在世界各地，这两个主张都引起很大反响，使很多人行动起来，投入这个运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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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这两个主张很不一样，但是它们都认定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患的都是一样的病，治疗方法也大致相同。我们非常了解这些治疗方法，我们要掀起一场在全世界根除贫困的运动高潮，但是这场大胆的运动很可能是非常昂贵而且旷日费时的。以上观点可能与现实并不相符。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推动经济发展的努力多以失败收场。如果我们不那么自信，我们就会承认我们对在什么情况下那些措施会管用，为什么管用，真是了解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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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职世界银行的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不但强烈反对外援，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尤为极端。他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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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将在学术界的象牙塔或者是华盛顿权力机构的走廊里凭空想象出来的雄伟计划运用到发展中国家，至上而下地强迫经济发展是徒劳无功的。除了如何避免严重错误，发展专家的建议对决策者来说几乎毫无帮助。我们能做的只是叫过分自信的政府不要干扰由基层发起的经济活动，不要妨碍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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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全球化既可以使你完全依赖于大宗商品出口，又可以让你通过工业化获得经济高速发展。要经济发展完全自发、自然地发生，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伊斯特利的意思是我们不如知难而退，不要再抱有希望。值得庆幸的是，在灵丹妙药和绝望之间还有一条折中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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