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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经济的规律以及和世界经济的深度一体化能够增强商界信心，因为这样政府就不能随意干预，特殊利益集团也不能随意篡改政策。政策实行了自动驾驶，投资者应该不再害怕游戏规则反复无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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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90年代，阿根廷是拉丁美洲国家中贸易开放、税收改革、私有化和金融改革进行得最彻底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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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卡瓦略看到了全球化不但能将阿根廷经济拉上正轨，还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全球化不单提供了国家政策应有的行为准则，还是让经济政策重获民众信心的捷径。它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推动经济前进。信心恢复了，交易成本降低了，外国资本自然就会大量涌入阿根廷，国内投资高涨，经济就腾飞了。外国进口商品会迫使国内厂商提高生产效率，变得更具竞争力。和世界经济深度一体化把阿根廷的短期、长期困难一并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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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华盛顿共识》的极端化了。短期困难是真的解决了，但是长期困难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货币兑换法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消除了超级通货膨胀，恢复了价格稳定。它让政府重拾自信，让民众恢复了信心，大量资本真的流入了阿根廷，它在短时间内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投资、出口和收入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就像我们在第6章里看到的，阿根廷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变成了多边组织和全球化吹鼓手的典型，虽然货币兑换法这样的法律并不是《华盛顿共识》的一部分。卡瓦略在国际金融界广受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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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阿根廷独有的噩梦又回来了，而且这次来势更凶。世界经济多元发展为投资者突然改变对阿根廷的看法打下了基础。亚洲金融风暴对阿根廷打击沉重，因为它降低了国际基金经理对新兴市场的胃口，但是真正将阿根廷置于死地的是1999年年初巴西货币的贬值。这次贬值使得巴西货币对美元的价值跌了40%，让巴西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商品的美元价格大幅下降。因为巴西是阿根廷在世界市场上的主要竞争对手，巴西的成本优势让人觉得阿根廷比索绝对是估值过高了。大家开始怀疑阿根廷是否有能力偿还它的外债，没多久阿根廷的信用可靠性就滑到了一些非洲国家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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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瓦略和梅内姆的关系破裂了，他在1996年离开了公职。在梅内姆之后担任总统的费尔南多·德拉鲁阿为了增强民众信心，在2001年3月邀请卡瓦略回到政府任职。卡瓦略的新措施没有带来什么效果。一开始，他对贸易政策和货币制度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捣鼓，发现成效不大之后，他又被迫重走紧缩政策的老路，在失业率高达25%的时候削减财政开支。他在7月开展了“零赤字”运动，将政府工资和退休金削减13%。经济恐慌越演越烈。比索要贬值的恐惧感驱使国内存款人把钱从银行里提出来，这种情况又迫使政府限制现金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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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削减和限制提款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工会号召大家进行全国性的罢工，大城市里骚乱不断，到处都有抢劫发生。在圣诞节的前夜，卡瓦略和德拉鲁阿接连辞职。因为缺乏资金，阿根廷政府被迫冻结国内银行账户，对外债违约，重设资本管制，让比索贬值。2002年的收入下降了12%，过去几十年阿根廷都不曾落到这么惨的地步。超级全球化的试验以惨重失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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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回事？简单的回答是国内政治成了超级全球化的拦路虎。深度一体化需要的国内经济调整给社会各界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他们深感不满，最终国内政治斗争压倒了全球化，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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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超级全球化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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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阿根廷经济崩溃的经济原因还是挺简单易懂的。阿根廷的决策者们成功地消除了一个局限性因素，但是又遇上了另一个局限性，这次是本国货币缺乏竞争力。如果政府放弃了货币兑换法，或者是将它改革成一个更具灵活性的汇率，1996年那场席卷全国的信心危机或许还可以避免。但是阿根廷政府对兑换法过分执着。他们向民众兜售发展策略时，告诉他们兑换法是发展政策的核心，这样放弃兑换法就不可能了。这时候，一种务实的态度比僵硬的教条主义效果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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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要吸取的政治教训更为深刻，这是全球化的根本问题。阿根廷遇到的是世界经济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国家民主制度和深度全球化不能兼容。民主政治在金融市场投下一个很长的阴影，使得这个国家不可能和世界经济深度结合。1931年，英国被迫脱离金本位制时，就吸取了这个教训。凯恩斯把这个教训神圣地载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阿根廷忽视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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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的失败不是因为政治领袖们的意志不够坚定，而是因为能力不足。没有人怀疑他们对兑换法坚持到底的决心，以及对金融市场的信心。卡瓦略清楚地知道除了按照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出牌，没有别的选择。在他的政策指导下，阿根廷政府宁愿废除和国内所有阶层，包括政府公务人员、退休人士、省一级政府、银行存款人等的合同，也不愿意少还外国债权人一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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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决定阿根廷命运的不是卡瓦略和德拉鲁阿的所作所为，而是阿根廷人民的忍受程度。投资者和债权人越来越怀疑阿根廷国会、省政府和普通老百姓不会长时间容忍这些紧缩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在发达国家已经名声扫地。最后，市场的判断是正确的。当全球化和国内政治发生冲突时，聪明的人总是把赌注押在国内政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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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叹的是，虽然国家政治领袖已经将深度全球化的要求和目标当成国策，深度全球化还是不能持续下去。对卡瓦略、梅内姆和德拉鲁阿来说，他们早已过了对是否接受全球化犹豫不决的阶段，全球化已经成了他们的终极目标。但是，国内政治压力却使他们的计划毁于一旦。其他国家真应该吸取这个惨痛教训。如果超级全球化在阿根廷不能成功，换个环境就可以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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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弗里德曼给全球化写了一首颂歌《雷克萨斯汽车和橄榄树》（The 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他对“电子羊群”的描述广为人知，他认为这些瞬间就能让几十亿美元在全球打个转的金融家和投机者，强迫所有国家都穿上了一件“金色的紧身衣”。这件代表全球化的衣服把所有国家都要遵守的硬性规则缝在一起：自由贸易、开放的资本市场、企业自主经营以及小规模的政府。“如果你们国家已经做了一件这样的衣服，”他写道，“穿上衣服后，两件事情很快就发生了：经济发展了，政治缩减了。”因为全球化（弗里德曼指的是深度一体化）不容许各国背离规则，国内政治就会变成在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的选择那么简单。其他味道，尤其是本地风味，都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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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了，弗里德曼认为经济高速发展会伴随深度一体化自然到来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认为金色紧身衣是一个既成事实，也是错误的。没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比阿根廷的更愿意穿上金色紧身衣了，他们还另外多做了一个动作，把开紧身衣的钥匙都扔了。阿根廷试验解体了，这就证明了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国内政治。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归属于一个大的政治团体的小国，比如说欧盟。我们下一章会讲到拉脱维亚（Latvia）的情况。到了紧急关头，民主一下子就脱了金色紧身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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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弗里德曼的主要观点还是有根据的。超级全球化和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矛盾。追求超级全球化就必须削弱国内政治势力，没有这么多代表社会各界的团体，技术官员也就不用那么顾及民意要求了。弗里德曼犯的错误是高估了超级全球化的好处，低估了国内政治势力的力量。这样他也就高估了深度一体化长期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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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超级全球化和民主选择发生了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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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非常珍惜我们的民主制度和国家主权，但是我们签订了一个又一个的贸易条约，把资本自由流动当成很自然的事情。这种前后不一的不稳定状态会带来灾难性的结局。20世纪90年代的阿根廷是一个极端的案例，但是却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有些发展中国家管理不善，备受投机性资本流动的蹂躏，即使不住在这样的国家，我们还是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这种对立情绪。全球化和国内社会制度的冲突是全球经济的核心特征。我们下面就借助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全球化是如何妨碍国家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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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标准。每个发达国家对雇用都有详细的监管条例。这些条例规定了谁有权工作，最低工资是多少，最长工作时间是多少小时，工作环境要达到什么标准，雇主可以叫雇员做什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雇员工等。它们保证员工有让组织工会代表其利益的权利，也规定了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就工资和福利进行劳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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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角度出发，很多条例根本讲不通。它们干涉了个人根据自己的选择签订合同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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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愿意在不安全的地方，接受低于最低工资的报酬，每周工作超过70小时，也同意雇主可以随意解雇你，为什么政府不可以让你接受这些雇用条件呢？和这个相似的情况是，如果你认为你14岁的女儿应该在工厂里做全职工作，政府怎么能告诉你不行呢？古典自由主义学说告诉我们个人最有能力判断什么是符合他们利益的，什么是符合他的家人利益的，双方在自愿、自由的情况下签订的合约对双方都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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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这些学说支配了劳动力市场。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立法机构和法庭决定，对一个工人有利的情况，对由所有工人组成的一个整体来说，未必有利。没有监管条文在全社会的范围内落实适当的工作条件，一个即将受雇的没有什么讨价还价能力的工人，就只能接受违反这些标准的工作条件。这个工人接受了这样的合同，就使得其他工人很难提出高一些的要求。所以，就算是某些工人会接受这样苛刻的合同，我们也要禁止雇主开出这样的条件。某些形式的竞争是不能接受的。你可能愿意接受低于最低工资的薪酬，每星期工作70个小时。但是，我的雇主不能因为你愿意接受如此恶劣的条件，就把我的职位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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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想一想国际贸易对这种情况有何影响。现在因为有了业务外包，我的雇主以前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可以做了。国内劳工法还是禁止他用你来取代我，他给我提供的条件也不能违反法律，但现在这些对他来说都不是问题了，他可以用一个印度尼西亚或者是危地马拉的工人来取代我，因为即使是条件比刚才说的还差，那里的工人也愿意干。在经济学家看来，这种做法不但合法，而且还是贸易效益的体现。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我是否能保住我的职位取决于和我竞争的人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为什么国家法律只能禁止一个本国工人用违法的手段和我竞争，对外国工人就没有办法了呢？我们不让国内市场违反劳工法，为什么又允许国际市场做同样的事情呢？我们是否允许这些印度尼西亚和危地马拉工人作为外来劳工来到我们的国家，在他们家乡的工作条件下工作呢？即使是最支持自由贸易的人也反对这么做。他们会说，在一个国家应该只有一套劳工标准，不管工人持的是哪国护照，都应该遵守这套劳工标准。这样看来，外包业务又是否合法呢？这种做法和引进外来劳工，让他们在低于本国工人的条件下工作后果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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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问题有多严重呢？没有劳工代表说的那么严重，但是又比自由贸易派说的要严重。工资水平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劳动生产率。世界各地工资水平有高有低，80%～90%的工资差别都是由生产率的高低决定的。这样看来，逐步削弱发达国家就业市场惯例的业务外包活动的潜力应该不大。雇主威胁说要把我的工作外包给一个只挣我一半工资的人，我不会觉得太害怕，因为他虽然只挣一半工资，但是他的劳动生产率也只有我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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