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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发行和销售到外国的证券都是“有毒的”，这样就将美国的次级债危机传到了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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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出口到美国和欧洲的某些商品是由童工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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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例子，出口国的商品、服务或者资产都给进口国带来了麻烦。中国出口的含铅玩具危害了美国儿童的健康；美国出口的按揭抵押资产价格没有反映其真实价值，危害了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印度尼西亚出口的童工产品危害了美国和西欧的劳工标准和价值观。国际盛行的规则并没有给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对此我们要慢慢摸索。我们可以只通过市场来解决这些问题吗？我们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另设法规吗？这应该是国际法规还是国内法规？对这三个问题，我们都有可能得到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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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三个问题来自世界经济的不同领域，它们之间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问题的核心就是标准之争，含铅的标准、金融证券的评级标准，还有童工标准。在这三个案例里，运用于出口国和进口国的标准都不同。出口国的标准可能比较低，这种低标准就变成了它在进口国的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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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进口国的消费者并不能直接观察到这些商品或服务是在什么标准下生产出来的。消费者并不能轻易了解到，玩具的油漆是否含铅，是否是剥削童工生产出来的，债券投资者对打包的资产都有什么风险特征也不完全了解。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进口国买含铅的商品，童工生产的商品和可能带来金融风暴的产品的可能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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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消费者的偏好各有不同。坚持原则还是获取像价钱低一些这样的利益，我们每个人的取向都可能不一样。你可能愿意为一件有非童工生产标志的T恤多付两美金，我可能最多只愿意多付1美金。在证券投资时，你可能愿意为高一点的孳息多冒一些风险，而我的投资理念却比较保守。如果价格上的差别很大，有些人可能愿意买含铅的玩具，有些人却觉得这样很恶心。正因为这样，统一实施某些标准会让某些人得益，让另一些人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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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三个挑战？最自然的选择是逃避，一直逃避到问题大到不能逃避为止。我们选择这一方法可能有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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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可能相信出口国实施的标准够高。美国的信贷评级机构是世界上最好的，买AAA评级的美国抵押证券有什么好担心的？在书面上，中国的含铅标准比美国的还严，我们为什么还要担心中国玩具可能对健康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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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可能认为外国的标准和监管措施与我们无关。购买的人小心点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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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可能认为监管标准的不同，就像不同国家之间生产力和技能的不同一样，是可以让我们从贸易中获利的相对优势。如果劳动力标准不高能够让印度尼西亚卖给我们的商品便宜一些，这不正体现了全球化的效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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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真是鼠目寸光，它们降低了全球经济的效率，最后还会导致全球化失去群众基础。我们有理由要为这些问题忧虑，还要为它们找到真正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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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标准。我们很容易就会想到要寻求所有国家都要遵守的全球性标准。我们可以要求所有生产商都遵守一些最重要的劳工标准，有一套共同的银行监管条例，一套统一的产品安全法规。这就是全球治理的典范。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还是有很多不能克服的局限性。要各国都同意什么标准是合适的，还是挺有难度的，而且各国持不同意见的理由也很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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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标准就是最好的例子。富裕国家对童工的限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个观点让全球性的劳工标准很难形成。富裕国家反对的使用童工现象往往是贫困的结果，是很难避免的。不让小孩到工厂打工对他们无益反有害，因为不在工厂打工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去上学，他们可能会到别人的家里干活，在那里他们要做的事情更令人不安（经常说到的是卖淫）。这种不能一概而论的观点也适用于劳工法的其他方面，比如说规定最长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广而论之，在不歧视大家都有结社的自由这些基本的人权都得到尊重的前提下，各国应该有权自由选择最适合自己国情和社会喜好的劳动标准。即使它们能够让富裕国家更容易接受某些进口产品，统一标准的代价还是相当高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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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监管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对美国来说很安全的监管制度，对法国和德国来说未必够“安全”。为了金融创新，美国很可能愿意多冒一点风险。另一方面，为了让银行的冒险行为有个缓冲地带，美国要银行保留的资本充足率和法国或德国的相比，可能要高一些。以上个案中出现的两种不同意见，没有错对之分。各国持不同意见是因为它们各自的观点和国情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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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全法规应该是最容易定出一个统一标准的领域，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局限。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是中国的油漆含铅标准其实是挺严格的。问题在于，标准的不同之处不在书面上，而是在执行中。中国政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样，在产品标准实施和监督方面困难重重。这种困难不是执法意愿不强造成的，而是由行政、人力资源和财政方面的不足引起的。全球性的标准也改变不了这个现实。斯劳特指出成为全球性网络的一员，通过信息共享和“最有效措施”的共享，中国的监管机构在各方面都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吧。但是，期望值不要太高。改善国内上层建筑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外国人能施加的影响往往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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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各国在全球标准方面取得了共识，它们达成的监管法规也可能是错误的。全球金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是全球银行的监管机构，大家对它赞赏有加，都说它是全球金融合作的典范，但是它定出的大多数法规还是差强人意。[2]巴塞尔协议I推崇高风险短期借贷，这很可能是亚洲金融风暴的一个重要诱因。巴塞尔协议II依赖信贷评级机构和银行自己的模型来决定风险比重，从而定出所需资本。经过最近的金融风暴，我们知道这个制度也不是很合适。巴塞尔协议II没有认识到，决定单个银行行为引发的风险有多大的因素是整个系统的流动性如何，巴塞尔委员会定出来的标准其实放大了系统风险。既然各种监管方法的价值成疑，让各种监管形式百花齐放可能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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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为本的解决方法。有一个方法更容易让市场接受。它不强制要求所有国家服从一套全球性的标准，它只要求提供信息。商品和服务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给进口商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每个进口商都会根据他自己的情况来选择最适合他的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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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童工为例，我们可以有一整套鉴定和标志系统，发达国家可以凭借这套系统来识别哪些进口商品是童工制造的，哪些不是。已经在运作的标志体系就有很多个。比如说地毯标志认证组织（RugMark）就是一个给印度和尼泊尔生产的地毯验证是否使用童工的国际性非政府机构。一般来说，没用童工的产品造价更高，也就贵一些。消费者可以依据他们的喜好来决定要购买哪些产品。那些反对使用童工的可以多付一些钱，购买那些标签上注明非童工生产的产品，其他人可以继续消费比较便宜的产品。这种标签的吸引力在于它没有将一个统一的标准强加到进口国的每个人头上。如果我认为我的低标准已经够好了，我没有必要为了你的高标准多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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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主意看起来真是挺好的，尤其是它没有对全球性的治理体系提出过多要求。这个主意可能在很多地方都行得通，但它还不是一个万全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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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金融风暴教会我们，信贷评级这个标志系统也不像我们当初想的那么成功。这些评级机构的功用大体上和标签体系差不多。如果你厌恶风险，你就只投资于AAA评级的低收益证券。如果你愿意多冒险，想得到更高的收益，你可以投资于评级低一些的证券。这些评级理论上可以让投资者决定他们将自己定位在风险谱的什么位置。政府就不需要在投资组合决定上进行微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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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了，信贷评级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并不是那么准确。由于各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是，给评级机构付费的是拿证券来给他们评级的机构，所以有毒的资产一样能拿到较高的评级。把这些评级当真而吃了大亏的投资者简直太多了。信息市场真是没起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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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评级不仅给投资于这些证券的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整个社会也受害不浅。这就是系统风险：规模很大，借贷比率很高的机构要破产时，它们会把整个金融系统一起拖下水。信贷评级机构乱评级祸及的远不止有毒证券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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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标志体系其实都在治理体系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充当验证角色的人对谁负责呢？信贷评级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因为它们在将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时忽视了它们对整个社会应负的责任。把这样一个复杂的治理难题交给一些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机构，我们就算把这个难题解决了。即使这些机构的激励计划和全社会的利益背道而驰也不需要我们多费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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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各国政府之间的谈判陷入了僵局，非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在劳工和环境标准方面的标签制度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但是这方面的标签制度同样有问题。所有的参与者都有自己的目的，结果是标签表达的意思一点都不明确。比如说，贴在咖啡、巧克力或者香蕉等产品上的“公平贸易”标签象征着这些产品是在可持续环境中生产出来的，给种植的农民付了最低价格。这听起来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消费者在喝咖啡的同时又为消除贫困和保护环境做了贡献，咖啡的味道自然更好了。但是，消费者真的了解咖啡上那“公平贸易”的标签意味着什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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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获得“公平贸易”这样的标签的具体条件是什么，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这方面的学术研究没几个，其中一个对危地马拉和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做了这方面的研究，研究发现种植咖啡豆的农民对公平贸易的认证没多大兴趣。这挺令人吃惊的，因为认证的好处显而易见，能卖更好的价钱应该挺有吸引力的。实际情况是，和种植特色咖啡相比，农民因此得到的价格并不高。高出的价格通常还不够支付为了达到认证标准付出的投资。更重要的是，最穷的农民，即那些没有土地的土著农民并不能得到这些效益。其他研究表明，溢价部分只有极小部分到了农民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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