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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混合经济”是20世纪的最高成就。国家政府和市场之间达成了新的平衡，在这种新平衡的支持下，发达国家社会团结、稳定、繁荣。这种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就把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叫做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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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经历了有限度的全球化——布雷顿妥协。这个战后模式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它的运作层面也是民族国家，它必须保持国际经济的发展。这样，布雷顿-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体系就树立了一种国际经济的“浅度”的融合。国际资本流动是受限制的，贸易也只是局部开放，对社会影响大的行业（比如说农业、纺织业和服务业）可以例外，发展中国家享受很多区别对待。这样，每个国家只要遵守简单的国际规则，就可以自由地建立自己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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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模式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点过时了，现在，在金融全球化和贸易深度一体化的双重压力下，它完全解体了。鼓吹超级全球化的人随后提出了新的构想，用以取代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但是，这个构想有两个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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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推动世界经济很快地进行深度一体化，却不同时建立必需的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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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全球化对国内上层建筑几乎毫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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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带来的金融和合法性双重危机，集中表现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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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为新时代发明一套新的资本主义，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全球化压力要大得多。斯密的精益资本主义（第一阶段资本主义）演变成凯恩斯的混合经济（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同样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混合经济也要演变成全球化的经济。这个变化如何才能发生，就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要开动脑筋，在全球的层面上，为支持市场发展的上层建筑和市场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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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问题的答案——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应该就是第二阶段的自然延伸：一个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但是，我们从上一章的讨论可以知道，全球性治理在绝大多数国家是行不通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行不通的。这既不现实，也不可取。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构想，这个构想要能够保护温和全球化带来的可观效益，同时也公开承认民族多样性、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制度的优点。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注入21世纪的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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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新内容一定要接受当今的现实：贸易基本都是自由的了，金融全球化已经覆水难收，美国在世界上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主要新兴国家不应继续被忽略，它们也不应该继续吃这个全球体系的白食。有些人认为贸易壁垒森严，资本管制林立。一个隐隐约约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制度是一个“黄金时代”，要回到这个时代是不现实的，我们也不应该想回到这样一个世代。我们需要认识到追求超级全球化是徒劳无功的，然后重新调整我们的重点。我在这一章和下一章会对此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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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全球化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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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上主要决策者为设计一个全球经济新秩序，再次相聚于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山酒店。面对当今的严重问题，他们心事重重：全球经济复苏，保护主义逐渐抬头，金融监管的挑战，全球宏观经济不平衡等。要解决这些紧迫的问题，我们必须站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考虑全球经济秩序是否牢固。在全球经济治理的基本纲领方面，他们能达成什么共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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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章提出7条常识性的基本纲领。综合运用它们能给世界经济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繁荣的基础。本章进行的是一般性讨论。下一章，会讨论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的具体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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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一定要植根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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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金融风暴，对市场会自我监管这样的观点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这套理论应该被彻底埋葬了。金融全球化证明了“市场的魔力”是一个很有诱惑力，但是很危险的理论，它能使决策者偏离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对立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的对立一样，这种对立形成了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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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要其他社会上层建筑的支持。它们要依靠法庭和法律制度来强制实施产权，监管机构要严格控制违规，在市场失败时采取补救措施。它们依赖最后贷款人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提供的稳定功能。它们还需要政治上的认同，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税收制度、安全网和社会保险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持。换句话说，市场并不能自我创造、自我监管、自我稳定或者是自我维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学习和重温这个道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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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国内市场的，也适用于全球市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痛苦经历和凯恩斯的洞察力，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追求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之间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全球化可能毁在它过分盲目的吹鼓手手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需要重拾布雷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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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主制度和政治社区基本上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来组织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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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还是继续存在，虽然不再那么风光，但还是只有它们才玩儿得转。追求全球性的治理制度是没有用的，因为国家政府不可能把很多控制权拱手让给那些事务性的机构，而且统一规则对需求和喜好多样化的国家而言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欧盟可能是个例外，但是这个例外正好证明了规律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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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治理的局限性置之不理，只会加剧全球化的脆弱性。我们把大量的国际合作浪费在过激的目标上，最后得到的结果并不明显，只能达到主要大国提出的目标中最平庸的那个。就拿统一全球金融监管来说吧，结果几乎是一定的。如果国际合作真的能够成功，由此产生的规则通常是反映了大国的喜好，其他国家未必适用。世界贸易组织在补贴、知识产权、投资措施方面的规定就是这种只迎合大国喜好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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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协议有多可靠？可以持续多久？对全球性治理的追逐让各国的决策者在这些问题上得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巴塞尔规则对资本充足率有多大影响？美国信贷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有多高？如果银行监管机构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比较现实的话，它们就会更加提防国内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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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有权树立及捍卫国内标准和监管条例，也应该有足够的空间来行使这种权力，但是，对全球治理的依赖也使我们对这些权力认识不足。我们都担心这种回旋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导致在劳工标准、企业税收和别的方面都出现大家比赛谁能将标准降得更低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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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治理的追求最终会使真正的治理不复存在。我们要增强全球经济基础，唯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增强各国民主政府提供这些基础职能的能力，这样全球经济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增强各国民主政府的自主权，而不是损害国内的民主程序，我们就能提高全球化的效率和合法性。如果到头来我们得不到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的”全球化，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和不顾一切地追求超级全球化的梦幻世界相比，一个适度全球化的世界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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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向繁荣的路不止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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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认识到全球经济核心的上层建筑一定要建立在国家的层面，我们就可以把各国解放开，让它们可以建立最适合它们国情的上层建筑。我们本以为工业化国家都一样，但其实它们的上层建筑也是五花八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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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洲和日本都是成功的社会，它们通过长期努力都创造出了类似数量的财富。但是，它们在劳工市场、企业治理、反垄断、社会保障、甚至银行和金融方面的监管条例却大不相同。这些差别让记者和评论员能够不断地给这些“模式”起名字，每十年就起一个不同的名字！它们成为其他国家争相模仿的成功榜样。20世纪70年代，大家争相模仿的对象是北欧；80年代的新宠是日本；90年代，美国称王。在这样的短暂狂热面前，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实际情况是以上的各种模式没有一种是这场“资本主义”竞赛中的常胜将军。有“常胜将军”这种想法是靠不住的，因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喜好都稍有不同，比如说，收入有保障，少一些分配不公对欧洲人来说比对比美国人来说重要，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不惜多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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