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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场一定要植根于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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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的金融风暴，对市场会自我监管这样的观点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这套理论应该被彻底埋葬了。金融全球化证明了“市场的魔力”是一个很有诱惑力，但是很危险的理论，它能使决策者偏离第二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基本观点：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对立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的对立一样，这种对立形成了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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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要其他社会上层建筑的支持。它们要依靠法庭和法律制度来强制实施产权，监管机构要严格控制违规，在市场失败时采取补救措施。它们依赖最后贷款人和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提供的稳定功能。它们还需要政治上的认同，具有再分配功能的税收制度、安全网和社会保险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持。换句话说，市场并不能自我创造、自我监管、自我稳定或者是自我维持。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学习和重温这个道理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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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国内市场的，也适用于全球市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痛苦经历和凯恩斯的洞察力，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追求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之间取得一个微妙的平衡。全球化可能毁在它过分盲目的吹鼓手手里，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需要重拾布雷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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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民主制度和政治社区基本上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来组织的，而且，在不久的将来都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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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还是继续存在，虽然不再那么风光，但还是只有它们才玩儿得转。追求全球性的治理制度是没有用的，因为国家政府不可能把很多控制权拱手让给那些事务性的机构，而且统一规则对需求和喜好多样化的国家而言没有什么好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欧盟可能是个例外，但是这个例外正好证明了规律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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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治理的局限性置之不理，只会加剧全球化的脆弱性。我们把大量的国际合作浪费在过激的目标上，最后得到的结果并不明显，只能达到主要大国提出的目标中最平庸的那个。就拿统一全球金融监管来说吧，结果几乎是一定的。如果国际合作真的能够成功，由此产生的规则通常是反映了大国的喜好，其他国家未必适用。世界贸易组织在补贴、知识产权、投资措施方面的规定就是这种只迎合大国喜好的典型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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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协议有多可靠？可以持续多久？对全球性治理的追逐让各国的决策者在这些问题上得到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巴塞尔规则对资本充足率有多大影响？美国信贷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有多高？如果银行监管机构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比较现实的话，它们就会更加提防国内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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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有权树立及捍卫国内标准和监管条例，也应该有足够的空间来行使这种权力，但是，对全球治理的依赖也使我们对这些权力认识不足。我们都担心这种回旋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导致在劳工标准、企业税收和别的方面都出现大家比赛谁能将标准降得更低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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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治理的追求最终会使真正的治理不复存在。我们要增强全球经济基础，唯一有效的措施是通过增强各国民主政府提供这些基础职能的能力，这样全球经济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增强各国民主政府的自主权，而不是损害国内的民主程序，我们就能提高全球化的效率和合法性。如果到头来我们得不到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的”全球化，那也没什么大不了。和不顾一切地追求超级全球化的梦幻世界相比，一个适度全球化的世界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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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向繁荣的路不止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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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要认识到全球经济核心的上层建筑一定要建立在国家的层面，我们就可以把各国解放开，让它们可以建立最适合它们国情的上层建筑。我们本以为工业化国家都一样，但其实它们的上层建筑也是五花八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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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欧洲和日本都是成功的社会，它们通过长期努力都创造出了类似数量的财富。但是，它们在劳工市场、企业治理、反垄断、社会保障、甚至银行和金融方面的监管条例却大不相同。这些差别让记者和评论员能够不断地给这些“模式”起名字，每十年就起一个不同的名字！它们成为其他国家争相模仿的成功榜样。20世纪70年代，大家争相模仿的对象是北欧；80年代的新宠是日本；90年代，美国称王。在这样的短暂狂热面前，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实际情况是以上的各种模式没有一种是这场“资本主义”竞赛中的常胜将军。有“常胜将军”这种想法是靠不住的，因为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喜好都稍有不同，比如说，收入有保障，少一些分配不公对欧洲人来说比对比美国人来说重要，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他们不惜多交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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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五花八门的模式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现在上层建筑的各种形式虽然各有不同，但还只是可供选择的一小部分。健康和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可以在多种多样的上层建筑上发展，要说现代社会已经用完了这些上层建筑的形式，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在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经济，只有某种上层建筑形式是行得通的，不管是一种企业治理模式，一套社会保障制度还是劳动市场监管机制，我们都不应该照单全收。将来最成功的社会一定会为上层建筑的试验和逐步进化留有空间。全球经济必须认识到这种上层建筑多元化的必要性，这样这种试验和进化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会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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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家有权保护它们的社会秩序，监管制度和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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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道理应该不会引起太多争议，而且也不应该冒犯到谁。但是，其中包含的深刻含义和超级全球化的普遍信念格格不入。其中一个含义是，我们承认每一个国家都有维护其国内上层建筑的权力。如果某个国家不能“捍卫”本国上层建筑，如果它没有合适的工具来建立和维护它独特的上层建筑，承认上层建筑多元化就变得毫无意义。把这些道理说清楚了，这些关系就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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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贸易本身不是目的。全球化的鼓吹者不断地训斥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改变它们的政策和制度才能扩大国际贸易，吸引国际投资者。这种想法就是分不清目的和手段。全球化应该是帮助社会实现目标的工具，这些目标一般是：繁荣昌盛、稳定、自由和高质量的生活。最让世界贸易组织的抨击者恼火的是，到了紧要关头，不管是环境保护、人权还是民主决策制度都要给贸易让路。最让国际金融体系反对者愤愤不平的是，我们把全球银行家和金融家的利益放在普通工人和纳税人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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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反对者认为，全球化让大家争相往最低标准那里冲，在企业税收、金融监管、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和消费者保护方面，各国的标准都一起降到最低。全球化的支持者回应说没有找到各国标准因此降低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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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打破僵局，我们应该同意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这些方面坚持自己的标准，在必要的时候，也就是在国内深入民心的措施明显受到贸易威胁的时候，还可以通过树立贸易壁垒来达到目的。如果全球化的支持者的观点是正确的，要求贸易保护的喧嚣就会因为缺乏支持沉寂下来。如果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就有一个安全阀来保证这两个相反的观点在国内政治辩论中都有发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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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则保证了我们不会在这两者之间走极端。虽然某些标准在国家内部已经根深蒂固，但还是可能受到国际贸易和金融的侵蚀，这个原则保证了全球化的鼓吹者不能利用这一途径来达到削弱国内标准的目的。同样的，当公共目标没有受到重大威胁时，保护主义者也不能以此为理由，牺牲社会各界的利益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候，我们要牺牲一种价值观来成全另一个，谁对谁错并不是那么分明，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原则就会迫使我们在内部进行商议和辩论。商议和辩论是解决政治难题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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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辩论会提出什么问题？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要开展的贸易对现有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会产生多大的冲击？受影响的规范、监管条例和标准在国内有多高的支持度？负面的影响是否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打击最大？是否有经济补偿，有多少？除了限制国际贸易和金融外，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达到心目中的社会和经济目标？有关的经济和科学证据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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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政策制定过程是公开透明的，社会各界都参与了的话，很自然地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因为支持和反对贸易的利益团体之间的竞争使得这些问题变得不可避免。当然，没有什么自动装置能够自动判断什么法规是“深入人心”的，什么制度是“明显被贸易威胁到了的”。民主政治并不是那么整洁而有条理的，而且也不总是那么“恰到好处”。但是，如果我们要在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唯一可靠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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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比，如果这些问题都不经民主商议，全由技术官员和国际组织来决定的话会更糟。在合法化和经济利益的争斗中，这个原则保证这个过程是公平的。国际协议的贡献也很大，但是它们的作用应该在于加强国内民主过程而不是取代它。下一章，我会再次讨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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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何国家都无权将自己的上层建筑强加给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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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本国的价值观和监管条例而树立的贸易和金融壁垒与利用贸易壁垒来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监管条例强加到别的国家身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很多美国和欧洲人认为有些商品是在不可接受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全球化法规就不应该强迫人们购买这样的商品。同样的，全球化法规不应该强迫其他国家给金融交易打开大门，因为它们可能会削弱国内监管。全球化法规也不应该允许美国和欧洲利用贸易制裁或其他压力来迫使别的国家改变劳动力市场、环保和金融方面的做法。每个国家都有权保留它与众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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