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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贸易制度中，对非民主国家区别对待的原则有存在的价值。比如说，《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frican Growth and Opportunity Act）就规定只有民主国家才能免税进入美国市场。如果一个非洲国家打压反对势力，或者是操纵选举，它就不能再享受贸易优先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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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普及这一原则无疑会引起很多争议。贸易原教旨主义的支持者可能会反对，独裁国家政府也一定会反对。但是，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尤其是作为我们讨论过的整套措施的一部分，就更有道理了。民主制度毕竟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标准。它应该成为国际贸易制度的奠基石，必要时，不歧视条例要为它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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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全球公共资源”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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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以上原则的声音可能很多，在下一章，我会对其中一些做出回应，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声音，我必须马上做出回应，因为它是由重大误解引起的。有人认为监管全球化经济的法规不应该由单个国家制定。反对的声音说，这样建立起来的体系会大大削弱国际合作，因为各国都只顾自己的狭隘利益，世界经济就会陷入保护主义的泥沼，结果是没有一个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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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逻辑建立在全球经济跟全球共同资源完全一样的错误基础上。为了说明这套逻辑思维（或者是说非逻辑思维），我们就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例，这可是全球公共资源的最佳例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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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全球气温上升是由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和甲烷不断积聚引起的，这样的证据还越来越多。这是一个需要全球合作的全球性问题，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因为国界对这些气体来说是不存在的。全球只有一个气候体系，碳在哪里排放出来，影响都是一样的。影响全球气温上升的罪魁祸首是碳和其他气体在大气中的累积效应，这些气体来自何方无关紧要。如果想避免环境的灭顶之灾，人们必须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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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各国的经济体的相连程度和这个也差不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不无道理。开放、健康的世界经济，就像温室气体含量低的大气一样，是一个“公共资源”，对谁都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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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者的相似之处仅此而已。在全球气温上升的例子里，限制碳排放对于国内的好处真是微乎其微。在这样一个单一的全球气候系统里，个人行为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如果一点全球性的考虑都没有的话，每个国家的最佳策略就是毫无节制地排放，白占那些控制碳排放国家的便宜。要解决气候变化这个问题，每个国家都必须克服狭隘的地方主义，真诚合作，共同寻求统一策略来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国际协调、合作，全球共同资源就会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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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决定每个国家经济命运的是国内因素，而不是国外因素。如果一个国家认为经济开放政策是可取的，那是因为这些政策对国家有利，而不是因为对别国有利。我们要牢记亨利·马太主张自由贸易的理由：从印度购买廉价的棉纺织品就像是国内的科技进步一样。在这本书里，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有些国家不想贸易完全开放是有道理的。对国际贸易和金融竖起的壁垒能增强社会团结，避免危机，或者是提高国内增长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也会因此得益。当贸易壁垒起到的作用是，以缩小整个经济规模为代价，把收入从社会的一个族群转移给另一个族群时，付出这种代价的主要是国内的人民，对国外影响并不大。[1]在全球经济的范围里，国家是从自我利益出发来实施“好政策”。开放一定要对自己有利，全球精神不是主要考虑因素。是否开放贸易是一场国内政治领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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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问题使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其中之一是，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可以操纵它们的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价格，使贸易带来的利益更多地倾斜自己，石油输出国组织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样的政策对别的国家一定是有害的，要受到国际惩罚。但是，目前这样的政策只是例外，并没有形成规律。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基本上是由国内因素决定的，事情也本该如此。另一个问题是，巨额的外部失衡，即大量的贸易赤字或者盈余，给别的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现像也需要受到国际监督。在下一章，我会谈到中国的贸易顺差，在那里我会处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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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原则给这些领域和其他方面的国际合作留有很大的空间。但是，这些原则认为和气候变化等相比，在这些方面需要的国际合作和协调程度是不一样的。在全球气温上升这个问题上，一国之利驱使很多国家无视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某些大国偶尔会心血来潮地制定一些对环境负责的政策，因为它排放的温室气体影响实在太大，很难对此置之不理。说到全球经济，开放经济的动力是本国利益，大国如果有控制市场的能力，它们还要抵挡不时实施一下以邻为壑政策的诱惑[2]。一个健康的全球气候体系一定要建立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有利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好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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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运用这些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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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全球化的共识源于一个常见的错误观点。这个观点是这样的：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如此紧密，只有一套全新的治理体系和一种全新的全球意识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只要一个共同的经济命运。值得我们信赖的领袖们对我们发出恳求：克服地区利益的狭隘思想，制定出一套共同的方案来解决我们共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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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听起来还挺有道理，对错也很分明。但是，它的大方向是错的。适用于全球气候变化或者是人权等真正“全球公共资源”的规则，对全球经济并不适用。全球经济的最大弱点不是缺乏国际合作，而是我们对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缺乏全面的认识：全球市场影响的范围有多大一定要受到治理范围（治理通常是在国家层面进行）的限制。只要交通规则是正确的，由国家政府来开车的世界经济一定能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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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此付出代价的是那些发达国家国内的消费者和纳税人。——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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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从单一国家的角度来看，全球气候是一个“纯粹的”共同资源，开放经济是一个私有资源，虽然对别的国家也有一定的影响。——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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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悖论 第12章 中国会成为新的霸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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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现了全球经济要面对的所有挑战。随着美国实力的衰退，全球经济将如何发展？如果中国真的成为新霸主，国际秩序会发生什么样的改革？全球化是一个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监管它们交往的应该是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合乎常理的交通规则，在这个环境下，各个国家将自行决定它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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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一章提出的原则实际运用起来效果如何？我们能制定出反映这些原则而又切实可行的法规吗？运用这些法规来治理，世界经济是否会陷入一片混乱？这些法规又如何面对世界经济现在面临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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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本书的最后一章了，重点会放在面临挑战最多的4个关键地方。我首先将我的原则应用到世界贸易体系，看一下根据这些原则设计出来的法规和贸易谈判专家们这些年来苦苦追求的有何不同。接着，我将注意力转到全球金融，我在这里提出的方案允许各国监管条文并存，不会互相拆台。第三个方面是劳动力的迁移，我在本书中对这个现象讨论不多，但是，如果管理得当，这是一个好处多多的事情。最后，我谈到的问题是未来几年世界经济最关注的问题：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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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际贸易制度进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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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行贸易策略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打开市场上，这让我们浪费了大量的政治和谈判资本，所得的经济回报却寥寥无几。更糟的是，这个体系的主要缺陷是没有得到普通百姓的广泛支持，它对这一点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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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挑战不再是要建立贸易制度，这个战役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打完了，贸易开放大获全胜。当很多国家背弃了世界经济时，世界就会陷入一片混乱，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就是这种情况的代表。保护主义成了一句骂人的脏话。关税之低，以及其他政府对国际贸易实施的管制之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虽然，在某些领域管制和补贴还是挺重要的，尤其是在某些农业产品上（比如说大米、糖和奶制品），但贸易还是非常开放的。因此，我们从铲除保护主义的残余中获得的好处微不足道，比那些所谓的权威和金融媒体上宣传的要小得多。最新的研究表明从这些好处中得到的GDP增长不会多于全球GDP的0.33%，而且这还是整整十年达到的增长率。大部分可信的估计跟这个都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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