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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临时工作签证的巨大好处时，还要想到它可能遇到的一系列反对。其中很多反对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有些根本就不成立，有人认为这样会带来新的社会底层，还有人认为这就断了那些勤勉工作的移民变为公民的路。这些反对的声音忽视了这个计划给派出国带来的好处，这其实就好像是一个旋转门，可以让更多的人得益。代替临时工作签证的可能是移民大幅减少，而不是增加。他们没有意识到，因为没有别的选择，在发展中国家排队去外国打临时工的会是人山人海。但是，有两个反对的理由还是值得仔细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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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理由是，要保证外国工人在护照到期后回国，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难的。这个理由是成立的，因为很多“外劳计划”实际上带来了很多永久移民。有时候，在外国出生、身份模糊的人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比如说在德国和其他很多欧洲国家）。另一方面，以前的临时工计划都没有提供什么回国的动力，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护照到期了，他们愿意依照护照条款回家。既然，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的工资差别那么大，他们不回家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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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行之有效的临时工作计划要软硬兼施。要使计划成功，这些奖惩措施对参与各方都要有效，工人、雇主、输出国和输入国的政府都要受到制约。其中一个办法是，把工人挣的一部分钱放到一个冻结账户里，工人回国时才解冻。如果过期居留了，这一大部分钱就没有了。像这样一个强迫性储蓄计划，还有另一个好处，这些外国劳工回家时就有挺大一笔钱供投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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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实施另一项更有效的措施，如果哪个输出国的工人没有按规定回国，该国政府就会受到惩罚。比如说，根据不回国人员的数量，输出国可派出人员的名额会相应减少，到期不归的人越多，下一轮得到的临时护照就越少。如果输出国能够把外派人员组织归国，归国人员和派出人员轮流转，就像一道旋转门，可以不断给国家创造效益。不遵守规则的就被关在门外，这就给了输出国政府在国内提供良好的经济、政治气候的动力，以鼓励派出人员归国。民主国家更要面对选民压力，要保证签证名额不减，因为很多选民在排队拿工作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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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签证计划都不可能没有瑕疵。要把细节都搞好，需要经过一个试验过程，但是现在就放弃这个计划未免为时过早，因为我们还没有为此付出足够的努力和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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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反对的原因是，外国工人会对本地工人构成竞争，把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拉低。外来工人代替本地工人的现象有多严重，这是经济学家激烈辩论的话题。根据已有的证据，很多分析员得出的结论是移民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微不足道，影响还可能是正面的。我不想在这里加入这场辩论，我只能承认可能有负面影响。但就算如此，我提出的计划规模有限，使国内工资下降的幅度也有限，最多不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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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读者可能会问，如果你那么担心和低收入国家进行正常贸易会降低工资，你为什么还支持这个计划呢？我们还记得，我在第3章讨论了贸易给国内造成混乱等道德问题。顺着科技进步这个比喻，我总结说，有两块试金石可以测验出反对进一步深化自由贸易的言论是否站得住脚，它必须通过其中一块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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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块：和深化自由贸易带来的分配“成本”相比，总体经济效益一定不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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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块：涉及的贸易一定有违反国内现行的常规惯例和社会契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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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分配的理由来反对这么小范围的临时签证计划，满足不了任何一个要求。现有的出入境壁垒那么高，我们提出的计划带来的效益和再分配成本相比，要大得多。这个外来劳工在输出国内工作时，也会受到同样的劳工标准和监管条例的保护。竞争环境不公平这样的说法是不成立的。如果这两个反对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持相反意见的人的理由就更为充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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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不知道，临时工作签证是否能在发达国家内部获得足够广泛的政治支持。2006年提出的《全面移民改革法案》（The Comprehensive Immigration Reform Act）有在美国扩大外劳计划的条文，但是，这个法案在国会夭折了。美国和欧洲对扩大外劳的热情都不高。这样看来，我们似乎可以放弃这个计划，因为在政治上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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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错了。贸易开放在国内得到的政治支持也不多。但是，决策官员照样把贸易壁垒降低了。政治领导能力、出口商和跨国集团的游说以及经济学家的点子，推动了贸易开放。和贸易开放不同，在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明确支持短期移民的利益团体。可获得的利益是不少，但是收益人并不是那么清晰可辨。一个墨西哥工人到了美国，找到了工作，他的雇主才会关心他是否能留下来。贸易制度已经很开放了，经济学家还是强烈谴责妨碍进一步开放的贸易保护主义，他们对这个高度限制国际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现实却非常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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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全球劳动力市场就像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贸易制度，壁垒森严，世界经济从中得不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贸易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希望移民方面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要带着清醒的头脑，诚实地进行一场政治辩论，让移民计划的支持者有机会说明他们为什么支持劳动力流动。经济学家在这场辩论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们可以给大家解释这种计划对贫困国家和富裕国家都有很大的好处，向大家说明，和贸易和金融进一步开放带来的微利相比，从劳工流动获得好处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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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中容纳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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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25年，中国是全球化最成功的例子。但是，在未来25年，全球化也可能会对它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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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现了全球经济要面对的所有挑战。和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会带来相应的分配和调整难题，我们如何协调这些难题和开放经济之间的矛盾？我们如何克服这样的贸易给国家的福利制度、劳动力市场、税收制度和其他社会制度带来的影响？我们如何在维持一个依法治理的、开放型的世界经济的同时，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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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难题都是由各国上层建筑的多元化带来的。上层建筑像中国的那么独具一格的国家还真不算多，对世界市场的影响像它那么大的国家也不多。我们经常听到应付这些挑战的正确方法是设立更严的国际法规或者是加强协作，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我们应该给所有国家，包括中国，更大的空间，让它们自主制定和实施经济和社会政策，同时尽量减少这些政策对邻国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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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了很多，但还是只有美国的1/17或1/18，比土耳其和哥伦比亚低，比萨尔瓦多和埃及高不了多少。中国沿海地区和上海、广州等主要城市积聚了很多财富，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却还是深陷在贫困的泥沼中。中国还不能夺走美国全球经济领导的地位，也还不是什么全球霸主，这些也不会很快发生。但是，一个财富快速增长的，13亿人口的大国，一定会在全球舞台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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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情况下，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对世界经济是一件好事。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多得令人目瞪口呆，从玩具到汽车，无所不有，这对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尤其是对那些希望以较低成本购买这些商品的穷人来说，更是如此。对非洲还有其他有着不可逾越的经济困难的国家来说，中国是它们的榜样。在出口经济和适合本国国情的多元化的经济政策、上层建筑改革相结合，把全球经济变成促进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力量方面，中国是最佳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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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并非完美无缺。近年来，中国和它的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纠纷与日俱增，美国工资中位数停滞不前，中国进口商品是首当其冲的替罪羊。中国巨大的贸易顺差让保罗·克鲁格曼这样清醒的经济学家都抱怨中国的政策让美国减少了超过100万个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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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内，威胁最大的是中国贸易不平衡带来的矛盾。近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实在太高了，2007年金融风暴之前达到了GDP的11%，令人不可想象，十年前，这还是个位数。这个不平衡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生产的产品需求增加了，代价是对别的国家的产品需求减少了，使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变得更困难了。这种情况对中国以外地区的制造业都有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历史告诉我们，巨大的贸易不平衡是孕育保护主义的温床。如果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持续下去，美国就很可能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筑起贸易壁垒，中国又会进行反击，其他国家也会采取相同的手段。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国贸易、总体上反对全球化的政治运动真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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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把世界经济推上了冲突连绵的不归路？中国的发展策略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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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不一定。贸易顺差只是中国发展策略的附带结果。要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再回顾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国的策略核心在于高速的结构性改革，通过推动工业化，不断提升国家的生产力结构。政府支持的商业活动大多是贸易型的，主要是制造业。只要工厂增加的产量和中国国内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长差不多，不管是电子产品、钢铁、汽车还是其他工业品（我们不需要每个产品的供求都差不多，只要总体上差不多就可以了），中国的策略和它对外贸易的平衡就是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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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前，中国还是这样发展的。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制造业，主要是通过贸易限制、投资激励计划、补贴和国内加工要求等措施来达到目的，没有导致贸易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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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政府要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准备，情况有了变化。为了满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就将贸易壁垒降了下来，还逐步废除了补贴和国内加工要求。但是，中国政府从未想过要放弃原有的发展策略。贸易壁垒降低了，对制造业的直接支持也少了，但人民币的贬值仍能带来类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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