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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内，威胁最大的是中国贸易不平衡带来的矛盾。近年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实在太高了，2007年金融风暴之前达到了GDP的11%，令人不可想象，十年前，这还是个位数。这个不平衡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生产的产品需求增加了，代价是对别的国家的产品需求减少了，使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变得更困难了。这种情况对中国以外地区的制造业都有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历史告诉我们，巨大的贸易不平衡是孕育保护主义的温床。如果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持续下去，美国就很可能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筑起贸易壁垒，中国又会进行反击，其他国家也会采取相同的手段。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中国贸易、总体上反对全球化的政治运动真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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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把世界经济推上了冲突连绵的不归路？中国的发展策略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稳定势不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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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倒不一定。贸易顺差只是中国发展策略的附带结果。要明白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再回顾一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国的策略核心在于高速的结构性改革，通过推动工业化，不断提升国家的生产力结构。政府支持的商业活动大多是贸易型的，主要是制造业。只要工厂增加的产量和中国国内对这些产品需求的增长差不多，不管是电子产品、钢铁、汽车还是其他工业品（我们不需要每个产品的供求都差不多，只要总体上差不多就可以了），中国的策略和它对外贸易的平衡就是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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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前，中国还是这样发展的。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大力发展制造业，主要是通过贸易限制、投资激励计划、补贴和国内加工要求等措施来达到目的，没有导致贸易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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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政府要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做准备，情况有了变化。为了满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就将贸易壁垒降了下来，还逐步废除了补贴和国内加工要求。但是，中国政府从未想过要放弃原有的发展策略。贸易壁垒降低了，对制造业的直接支持也少了，但人民币的贬值仍能带来类似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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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货币贬值可以得到和出口补贴再加上进口关税一样的经济效果。和传统的工业政策不同，这种情况一定会带来贸易顺差。[9]中国在2001年12月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随之而来的副作用是，它的贸易顺差急剧上升，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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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理解了中国政府为什么那么抗拒要人民币升值的外来压力。人民币升值会减少全球贸易不平衡，但是也会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我的研究表明，如果人民币要升值到合理价位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至少要降低2%[10]。中国领导人认为8%的增长才能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保证经济平稳发展。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任何影响到中国社会稳定的因素，都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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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渲染的报道和事实大有出入，这不是简单的道德游戏。中国的贸易顺差对世界经济有威胁，然而若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对世界经济也有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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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有的法规给我们出了这么个难题。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使用工业政策和补贴方面很受限制，很多人认为这对世界经济来说是一大胜利。这个胜利其实是得不偿失的。中国不能使用工业政策，就只能转向人民币贬值，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这个工具的影响更为负面。中国政府要购买美金来防止人民币升值，它积累了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储备里的美国国库券回报率很低，实在看不出这些国库券和其他资产对中国来说，有什么实际用途。这是个很明显的悖论，全球法规越严，导致的全球性问题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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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方法是让中国，以及所有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策略方面自由发挥。我们要停止使用世界贸易组织对补贴和其他工业政策的限制，或者将这类限制都归入对发展中国家的豁免条例中。这样，中国和其他国家才会实施不带来大量贸易不平衡的货币、金融和宏观政策。各国有权决定自己的发展策略，交换条件是，要保证不会制造对世界其他国家负面影响很大的贸易顺差。这样中国就能够实施帮助它达到就业和发展目的的英明政策，也不用担心世界贸易组织会制裁。中国也能够让人民币升值，不再害怕这样做会影响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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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走向平衡贸易，世界经济对中国的恐惧感就会慢慢解除。但是，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脚印很大，而且越来越大，它的某些贸易还是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中国会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在越来越多的尖端产品中占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其他国家一定会不断投诉，说这些贸易破坏了他们国内的分配契约、劳动标准、环保措施或者是社会惯例。中国和进口国都应采取适当措施来处理这些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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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我给大家提供了一套辨认这些矛盾的方法，如何把代表合理意见的麦子和保护主义的“麦皮”分开。我还提出了一个“退出”条款方案，一个包括国内程序在内的、关于保护措施的协议，这样这些矛盾才能够得到妥善的处理。中国可能认为这种新措施给进口国的弹性太大了，会严重影响它的出口。中国政府（还有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一定要对全球经济现实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如果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想要保留自己的政策空间，发达国家也必须有自己的空间。中国完全有权保留自己独特的上层建筑，但是要其他国家因为受到中国竞争的威胁，就改变自己的经济、社会模型，是不现实的。而且，和巴西、土耳其或者是印度等国家相比，中国的贸易政策受到更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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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保护措施设计得当，制裁对总体贸易造成的破坏就不会很大。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全球经济是开放的，它带来的后果是出口国要付出一点代价。这些措施会使中国觉得贸易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但是中国应该对这些限制坦然以对，这不是它要拼命反对的保护主义措施，这只是为了维持整个体系顺利运转的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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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最终要在中国文化、社会、政治体系与西方价值观和上层建筑之间找到平衡，到目前为止，占主导地位的毕竟还是西方价值观和上层建筑。美国和欧洲人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发展会使中国变得更西化：更自由、更资本主义、更民主，但是英国学者兼记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曾经警告我们，两者逐渐趋同的理由不多。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观点，植根于它悠久的历史、经济、社会和政府的组织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它会提倡一个反映这些观点的世界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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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处理由此而来的矛盾并不容易。但是，和各国之间尽量协作一致、国际标准要统一这些国际法规相比，如果国际法规尊重多元化，不那么依赖于国际制约，这些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这些法规不需要哪个霸主独立支撑（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随着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逐渐减弱（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些法规会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多的稳定性。中国也应该喜欢突出多元化的法规。中国在19世纪备受英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强权的欺凌，这使得中国领导人坚信国家主权是不可侵犯的，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外交政策。宽松的全球上层建筑和这些价值观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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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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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书、文章、评论专栏，还是政治家的演讲，主题如果是全球化，你就会觉得问题排山倒海地压过来。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会听我们的劝说，让国际合作顺利进行吗？我们要树立为世界经济服务的全球性治理体制，但是我们会成功吗？我们怎么说服世界经济的普通成员，经济全球化对它们是有利的，会给它们带来平等和安定的社会环境？随着美国实力衰退，全球经济将如何发展？中国会成为新的霸主吗？如果中国真的成为新霸主，国际秩序会发生什么样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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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真是让人头疼。但是这些问题的前提就不对：超级全球化是可取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授予国家政府自主权就会严重损害世界经济。我们不应该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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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全球化可以或者说应该与此不同。我们不应该把全球化看成一个单一的体系，建立在单一的上层建筑或者一个主要的经济强国的基础上，我们应该接受全球化是一个多元化国家的集合体，监管它们交往的应该是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合乎常理的交通规则。这并不是一条建立起一个扁平的世界，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经济的途径。这样一个世界是不成立的。我们将建立起一个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在这个环境下，各民主国家将自行决定它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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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税收和其他限制经济活动的障碍已经很低时，由此产生的效率损失就近乎于零，但是效率损失是以税收和障碍增长速度的平方值来增长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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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前的保护措施协议允许暂时提高贸易限制的条件非常有限。它要求一个国家能够确定增加的进口商品给“本国工业带来伤害，或者是有带来严重伤害的危险”，要求进口商品剧增和伤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有多种原因带来伤害的话，伤害就不能归咎于进口商品。这些保护措施一定要对这种商品的所有出口商都实施。但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这种商品进口的份额达不到一定的门槛的话，它就不能行使这些保护措施。一个实施保护措施的国家，一般来说都要给受影响的出口国提供“等同的让步”。——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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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行的条约是这么说的：“成员国只有在主管机关根据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94第十条确立、公布的程序进行调查后，才能实施保护措施。这种调查要对有关各方发出合理的公告，可以召开公众听证会或以其他合适的形式让进口商、出口商和其他有关方面陈列证据及表达观点，每一方都应该有机会对其他各方表达的观点发表意见，递交自己的观点，来决定这种保护措施是否对公众有利。主管机关就调查结果发布报告，根据事实和法律来解释得出的结论。——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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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哈回合的支持者为了加强这轮会谈对在全球范围内消除贫穷的正面影响，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很多混淆视听的言论。取消富裕国家的补贴会提高农产品的世界价格。对住在农村生产农作物的农民来说，这是好消息，对住在城里，自己生产不了食品的穷人消费者来说，这是坏消息。这样看来，对不同穷人的影响是不同的，要看多数穷人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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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9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通过了一套改革方案，对欧洲银行来说，“混合资本”一直都算是资本金一部分，改革的其中一项就是逐步废除这种做法。委员会还就杠杆比率、流动性、反周期性的资本缓冲、反映交易对手信贷风险的风险新比重，提出了新的规定。但是，它没有注明银行要遵守的资本、杠杆比率和流动性的量化标准。直到2010年末，他们才宣布这些标准。——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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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银行家面临监管收紧的威胁时，马上就会拿这点来反击。2009年10月，巴克莱主席在接受金融时报的采访时，谈到了加强监管对英国金融业的负面影响，他说：“如果其他国家，比如美国，监管条例不那么严，我们的监管机构却对实施全球性打压奖金和资本充足率的措施执行过严，监管套利的现象就很可能发生。”他还说：“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金融体系，它是可以被取代的。所以，我对竞争环境是否公平非常关注。”——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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