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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期，在思考解决方案之前，我们需要对中国经济的严峻现实有个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也不必悲观，不要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危机不可怕，如果能变危局为改革机会的话。形势好的时候，歌舞升平，没人想改革；日子过不下去了，改革的共识和动力才逐步凝聚，离危机的出口和新的经济增长入口也就更近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经济衰退未必是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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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经济复苏，必须先化解凯恩斯模式所积累的种种风险，这个过程在时间上可能不会太短。在清理了债务、过剩产能和银行坏账后，需要回归改革开放前半段的中国模式，也就是亚当·斯密模式。国际上一些人以为中国模式就是大政府、强干预，这是误解，他们不清楚中国经济改革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一路上又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他们也没有搞懂斯密模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生搬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硬套在中国的经济现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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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独立思考，了解改革的历史，深入分析过去成功的原因和当前困难的根源，找到解决的方案。我本人是改革参与者和研究者，目睹和亲身经历了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推动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重回繁荣完全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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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2015年11月在柏林中国留学生讲座上的发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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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告别旧模式，探索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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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无论在宏观层面上还是企业层面上，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更加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应该怎样应对？我们今天就这些问题逐一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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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模式的两大基础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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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过去常见的经济景气循环是三年繁荣，三年持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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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重启改革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纠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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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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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也要有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仅仅是高投资而没有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投资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当资金来自银行贷款时，亏损就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几年间，投资增长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快，没有出现过剩产能和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存在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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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两个基础都消失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将很快消失。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将无法持续，经济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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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成本的上升，包括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永久性上升”的意思是一旦上去就下不来了。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从海外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特别是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的进口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只要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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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上涨，我们就没有成本优势。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满足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的新台阶，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最近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回到2001年之前的水平上了，那时的国际油价还不到30美元，金融危机之前最高冲到130多美元，现在是103美元。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中国的需求增长实在太快了，快到世界的供应能力都难以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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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发展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中享受劳动力红利的转折点。初期工业化阶段，城镇企业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企业获取高额利润，加快资本积累，完成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待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时，形势发生根本的改变，“刘易斯拐点”到来，工商、城镇经济要继续发展，必须在城镇地区或者按照城镇的标准招收工人，大幅度提高薪酬和福利待遇。中国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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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减少劳动力的供应，使“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最近有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主管部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在阻碍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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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农村老弱病残留守，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搞了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村的年轻一代不愿再过上一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宏观经济而言，结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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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成本是土地，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主要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土地制度是否合理，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焉有不涨的道理？需求来自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但土地供应被限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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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讲过：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地价和房价只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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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接近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号：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追求GDP增长，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要和民众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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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讲的是技术成本。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大多数是简单的、技术含量低的日用消费品和工业初级加工品，不需要技术专利，从海外买几个样品回来，照葫芦画瓢就会做，也不需要太复杂的加工工艺和设备。现在不行了，智能手机买回来，拆成零件还是不会做。模仿和“山寨”的阶段过去了，要想拥有自己的产品和技术，必须投资研发，获取技术的成本明显比以前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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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是，在上面分析的这些成本中，只有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其他的成本上升都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一两年之后低价重现，不可能的，低成本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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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本因素，接近或者已经饱和的市场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投资形成那么多的产能，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的水平，但钢铁生产能力是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都是世界第一，生产能力和国民的购买力严重不匹配。国内供大于求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大约在2000年前后转变为过剩经济，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在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接近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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