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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两个基础都消失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将很快消失。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将无法持续，经济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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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看成本的上升，包括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永久性上升”的意思是一旦上去就下不来了。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从海外进口原材料和能源，特别是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的进口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只要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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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上涨，我们就没有成本优势。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满足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的新台阶，特别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最近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即便如此，也不可能回到2001年之前的水平上了，那时的国际油价还不到30美元，金融危机之前最高冲到130多美元，现在是103美元。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中国的需求增长实在太快了，快到世界的供应能力都难以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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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发展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中享受劳动力红利的转折点。初期工业化阶段，城镇企业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企业获取高额利润，加快资本积累，完成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待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接近枯竭时，形势发生根本的改变，“刘易斯拐点”到来，工商、城镇经济要继续发展，必须在城镇地区或者按照城镇的标准招收工人，大幅度提高薪酬和福利待遇。中国是否已经到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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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政策人为减少劳动力的供应，使“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最近有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主管部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政府部门的既得利益在阻碍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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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农村老弱病残留守，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搞了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村的年轻一代不愿再过上一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宏观经济而言，结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到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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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项成本是土地，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主要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土地制度是否合理，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焉有不涨的道理？需求来自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但土地供应被限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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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讲过：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土地制度下，地价和房价只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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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接近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号：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追求GDP增长，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要和民众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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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讲的是技术成本。到目前为止，“中国制造”大多数是简单的、技术含量低的日用消费品和工业初级加工品，不需要技术专利，从海外买几个样品回来，照葫芦画瓢就会做，也不需要太复杂的加工工艺和设备。现在不行了，智能手机买回来，拆成零件还是不会做。模仿和“山寨”的阶段过去了，要想拥有自己的产品和技术，必须投资研发，获取技术的成本明显比以前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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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是，在上面分析的这些成本中，只有大宗商品价格可能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其他的成本上升都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一两年之后低价重现，不可能的，低成本时代已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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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成本因素，接近或者已经饱和的市场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投资形成那么多的产能，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的水平，但钢铁生产能力是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都是世界第一，生产能力和国民的购买力严重不匹配。国内供大于求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短缺经济大约在2000年前后转变为过剩经济，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在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接近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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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产能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有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不一样，总体上大概在20%-30%左右。产能闲置率会随着经济的下滑进一步上升，而且中短期内看不到好转的希望，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中国的结构调整也不可能在两三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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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的前景的确不乐观，欧债危机还在发酵，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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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的形势如下图所示，美国在沟底，开始往上爬；欧洲沿着左边沟壁向下滑，还没有到底；中国经济则在左边的沟沿上，刚刚开始往下落。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这样，好不起来，也坏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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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欧美经济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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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世界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过度的货币发行造成的，不具备可持续性。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即使世界经济复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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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不行靠内需吗？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四万亿”的计划。其实“四万亿”只是个符号，是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年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找不到公开的数据，财政增加的支出可能有1至2万亿；新增贷款2009年10万亿，2010年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天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消退，经济再次下滑，而且病症比以前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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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四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加了新的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不是饮鸩止渴吗？“四万亿”还打乱了企业的预期，刚开始不少企业感到欢欣鼓舞，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天赐良机，争着抢着上项目，唯恐赶不上这班车，从担心过剩转向追加投资，结果现在都被深度套牢。我们之所以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就是因为它打乱了企业的预期，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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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企业家现在还问我：“政府什么时候再刺激经济？”我不明白为什么企业这么关注宏观政策，企业不是靠判断宏观形势而成功的，就像巴菲特投资不看大盘指数一样，股神的成功在于一家一家地分析公司。政策对经济确实有影响，大家眼睛盯着政府可以理解，但是给政府号脉不是企业家的长项，你号不准，如果每天想着怎么号脉，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农业的特点是靠天吃饭，优秀的企业不能靠天吃饭，必须做到旱涝保收。GDP增长8%，企业发展快，GDP增长3%，也可以活下去，夏天长得快，冬天冻不死，这才是好企业。如果认为只有政府出政策企业才能做好，这样的企业真的就危险了。“四万亿”误导了多少企业啊？教训还不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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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一出台，我就持反对意见，明知产能过剩，还要投建新的产能，逻辑上说不通。媒体的报道我们都看到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这么严重，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项目，拿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高兴得手舞足蹈，亲吻批文，被戏称为“吻（稳）增长”。再上一个大钢厂，产品卖给谁？没有长远的考虑，为了拉动当年GDP，各级政府的行为超级短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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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投下去，连高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都过剩了。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负债累累，成了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得关门倒闭。一个健康的实体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可以做到盈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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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投资靠不住，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消费上。消费者可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低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叫人家冲上去扛大梁？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消费不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能拉起来的，消费取决于收入和财富的积累。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居民收入，现在要他们去推动停转的增长车轮，一厢情愿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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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怎么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呢？钱在哪里？数据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也就是GDP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倾斜，中央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代中期的10%多一些增加到2011年的30%左右（见《两个中国模式》中的图一），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居民少收。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等人的研究给出了类似的结果，政府收入从1993年GDP的17%上升到2007年的26%，同期居民收入的GDP占比则从63%下降到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