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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及欧美经济的相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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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世界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过度的货币发行造成的，不具备可持续性。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即使世界经济复苏，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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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不行靠内需吗？大家都知道，为了对冲外需的下降，我们在2009年推出了“四万亿”的计划。其实“四万亿”只是个符号，是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拉动内需的一个代名词。2009年和2010年，政府到底投入了多少资源，找不到公开的数据，财政增加的支出可能有1至2万亿；新增贷款2009年10万亿，2010年8万亿。在这两年间，总的资金投入大概有20多万亿，政府占大头，民间也有一些。如此天量的投入，仅仅换来几个月的反弹，兴奋剂的药效很快消退，经济再次下滑，而且病症比以前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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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就是产能过剩，“四万亿”投下去，又投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增加了新的产能，供需失衡进一步加剧，这不是饮鸩止渴吗？“四万亿”还打乱了企业的预期，刚开始不少企业感到欢欣鼓舞，说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天赐良机，争着抢着上项目，唯恐赶不上这班车，从担心过剩转向追加投资，结果现在都被深度套牢。我们之所以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就是因为它打乱了企业的预期，干扰了市场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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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企业家现在还问我：“政府什么时候再刺激经济？”我不明白为什么企业这么关注宏观政策，企业不是靠判断宏观形势而成功的，就像巴菲特投资不看大盘指数一样，股神的成功在于一家一家地分析公司。政策对经济确实有影响，大家眼睛盯着政府可以理解，但是给政府号脉不是企业家的长项，你号不准，如果每天想着怎么号脉，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企业家。农业的特点是靠天吃饭，优秀的企业不能靠天吃饭，必须做到旱涝保收。GDP增长8%，企业发展快，GDP增长3%，也可以活下去，夏天长得快，冬天冻不死，这才是好企业。如果认为只有政府出政策企业才能做好，这样的企业真的就危险了。“四万亿”误导了多少企业啊？教训还不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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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一出台，我就持反对意见，明知产能过剩，还要投建新的产能，逻辑上说不通。媒体的报道我们都看到了，钢铁行业产能过剩这么严重，政府还是批出了上百亿的钢铁项目，拿到批文的地方政府官员高兴得手舞足蹈，亲吻批文，被戏称为“吻（稳）增长”。再上一个大钢厂，产品卖给谁？没有长远的考虑，为了拉动当年GDP，各级政府的行为超级短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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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亿”投下去，连高铁、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都过剩了。过剩的标志是什么？没有自我循环、独立运营的能力，离开政府的补贴和不断的外部融资就活不下去。高铁曾经被媒体欢呼为一项伟大的成就，如今负债累累，成了中国经济和纳税人的沉重包袱，需要不断注入资金，不管是银行贷款、债券融资，还是财政补贴，不输血就得关门倒闭。一个健康的实体有自己的造血功能，起码可以做到盈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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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投资靠不住，人们又把希望寄托在消费上。消费者可不是你家的佣人，平时不闻不问，干着粗活儿，拿着低工资，房子起火要塌了，叫人家冲上去扛大梁？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消费不是一个口号、一个政策能拉起来的，消费取决于收入和财富的积累。从来没想着怎么提高居民收入，现在要他们去推动停转的增长车轮，一厢情愿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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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怎么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呢？钱在哪里？数据表明，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也就是GDP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国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倾斜，中央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0年代中期的10%多一些增加到2011年的30%左右（见《两个中国模式》中的图一），翻了一番还多。谁说没有国进民退？政府多收就意味着居民少收。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等人的研究给出了类似的结果，政府收入从1993年GDP的17%上升到2007年的26%，同期居民收入的GDP占比则从63%下降到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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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不仅因为居民收入落后GDP的增长，而且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也在恶化。200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41，处于国际警戒线附近，超过这条线，社会稳定就会出问题。根据一项民间的独立调查，2011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612 。收入分配的重要性在于事关社会公平和正义，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收入分配越是两极分化，消费需求就越虚弱。消费的主体是中产阶层，而不是高收入群体，因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用于消费的收入比例越低。要想提升消费，必须提高中产阶层的收入，这就需要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同时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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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的失衡本来可以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纠正，但在过去十年间，改革滞后甚至停顿，结构性问题得不到解决，积累到今天再也拖不下去了，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企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如何应对呢？不能再来一个“四万亿”，因为宏观政策对结构性的问题基本无效。头疼发烧可以吃去痛片，但去痛片治不了病根，治病要吃消炎药。政府官员喜欢去痛片，不喜欢消炎药，总说下猛药吃不消，其实吃不消的无非就是他的那点利益。再一个原因就是消炎药见效慢，官员要速效，在他任内就可以看得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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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政府部门又加快了投资项目的审批，这不过是再增加些过剩产能，为病入膏肓的投资驱动模式殉葬罢了，扭转不了经济下滑的大趋势。货币政策的作用也在快速衰减，货币投放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中的贷款，制约贷款增长的不是资金的供应，而是企业对贷款的需求。近几个月的数据表明，贷款的增长主要来自按揭和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几乎没有增长，因为企业投资意愿不足，而意愿不足是由于缺少投资机会而不是资金。在过剩产能的巨大阴影下，谁敢投资啊？往哪里投啊？企业不投资，中央银行增发多少货币也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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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告别政府主导的投资驱动模式，积极探索经济增长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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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改革开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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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必发明什么新模式。过去十年只讲政府，不讲市场；只讲宏观政策，不讲结构改革。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内开放，创造新的投资机会，经济才有走出困境的希望。新的投资机会从哪里来？开放垄断行业，垄断行业中有很多机会，但外面的资金进不去。政府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推出了“新36条”，前几天又公布了执行细则，但民间反应冷淡。我在微博上讲，文件不错，可是民间没有信心。你出了第二个“36条”，说明第一个“36条”没起作用，既然第一个没起作用，为什么要相信第二个能有用呢？是这个逻辑吧？民间没有信心，不敢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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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管制、开放垄断行业是必要的，但这还不够，要尊重和保护民间的财产权，通过保护产权重建民间的信心，对未来有信心，今天才敢投资。记得几年前，山西挖不出煤来，地方政府出政策，欢迎民间投资，浙江等地的商人跑去投资，结果煤挖出来碰上经济繁荣，煤价大涨。政府发现挖煤成了赚钱的生意，就杀了个回马枪，煤矿统统国有化。人家有合同，签字盖了章都没有用，说收回就收回，山西收煤矿，陕西收油田，因为油价也大涨。最近央企又在重庆收加油站，说销售终端如果不控制在央企手里，市场就乱了。这都什么逻辑啊？有些地方更离谱，说阳光、空气都属于国家，开发太阳能和风能必须由政府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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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一步，很多问题绕不过去了，对私有产权不能再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了。《物权法》几经波折，总算出台，这是一大进步，《物权法》的落实、民间产权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没有明晰和稳定的产权就没有安全感，移民成为潮流，在国外买房子、办护照。法律保护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国企要逐步退出，否则民企进去了也活不下去，几个央企巨无霸坐在那里，它们是“长子”，有更好的法律保护和融资渠道，有优惠政策和政府支持，还有资源优势，怎么能和它们竞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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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垄断，扩大对内开放，不仅可以创造新的投资机会，还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消费。当下公众和政府关注如何通过税收政策调节二次分配，其实一次分配更为重要，而一次分配是由资源和市场的占有决定的。现在大学生就业为什么喜欢选择国企？当然是因为工资高、福利好。高工资、高福利从哪里来？国企有资源、有市场、有特殊政策支持，企业效益好。但是为什么有的市场只让国企进入而民企不能进？为什么有些资源国企能开采而民企不可以呢？资源和市场占有的不平等是收入分配恶化的重要原因，如果不是最主要原因的话。一些民企为了得到垄断性资源和市场，搞官商勾结，一批人因此而暴富，进一步助长了两极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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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次分配上，政府要有实质性的减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降低政府收入的比重。现在的提法是“结构性减税”，有减有增，搞不好增的比减的还多。中文的历史悠久，语言艺术炉火纯青，结构性减税就是不减税，结构性通胀就是没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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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开放、减税做起来不容易，因为涉及政府部门的利益，包括显性的利益和隐形的寻租收益。但如果舍不得手中的既得利益，不能及时启动改革，经济增长很有可能逐季下滑，衰退将从原材料、资本品扩展到大众消费品部门，然后是奢侈品部门，从上游一波一波地蔓延到下游部门。资本品生产部门的价格指数PPI负增长，钢材、水泥、玻璃、机械设备，没有不降价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将跟随其后，假如几个月后也是负增长，我们不会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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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重启改革，不取决于你我。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改革，结果是基本没有改革，甚至是倒退，打着改革的旗号，扩大政府部门权力，争夺部门利益，再把部门利益变为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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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推不动，企业怎么办？我的建议同样是转型，告别低成本扩张模式，探索创新差异化竞争之路。转型首先要转变观念，低成本和现成的市场已经是历史，企业将面对不断上升的成本和饱和的市场，不得不依靠核心竞争力生存下去，依靠核心竞争力抢夺市场。眼下不少企业感到日子难过，盼政府放水，盼宏观放松，这反映了创新能力不足所产生的转型痛苦。过去搞制造，只要把资源组织好，产品生产出来不愁卖。现在市场已被瓜分完毕，如果没有自己的特色技术和产品，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就抢不到市场，就要被淘汰，而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创新是关键。限于时间，我们今天就不展开讲创新了（见下面的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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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好，企业发展可以快一些，形势差，也有机会。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市场化的收购与兼并和行业重组，消除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扩大企业的市场份额。有能力、有信心的企业要做好准备，争取成为收购的主动出击方，而不是被收购方，利用行业重组来发展自己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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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中国经济虽然遭遇困难，增长的潜力并没有耗尽，给两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官方数字是50%，有学者估计实际不到40%，因为有很多流动人口。低城镇化率意味着未来还有足够的市场需求，设想城镇化率提高10个百分点，1亿3千万人进城，还要盖多少房子？建多少商店？食品供应还要增加多少，道路、学校、医院还要建多少？第二个数字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不到40%，而发达国家在70%-80%之间。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创造就业的希望所在。两个不到40%，潜力和空间有多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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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问题是我们僵化的体制，束缚和阻碍了潜力的发挥。如果及时推进改革，中国经济以较高的速度再增长十年是可以预期的。至于改革的前景，短期内不那么乐观，认识和利益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特别是政府的认识和政府的利益。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做好长期过冬的准备，同时思考转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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