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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解除管制，培育和发展要素市场。创新经济讲了好多年了，为什么总是光说不练？政府和企业的日子过得太舒服，没有创新的紧迫感。政府管制工业用地价格，从而间接压低劳动力价格3 ，对利率和融资渠道的管制则压低了资金成本，企业利用成本优势进行扩张，表现在宏观层面上是GDP的高速增长。企业赚钱，政府收税，日子过得很好，为什么要费劲去升级转型呢？如果生产要素价格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包括市场决定的人民币汇率，要素价格和成本上升，企业马上就知道怎么节能，怎么降低成本；低端产品不赚钱了，企业马上就知道怎样去升级换代。让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发挥更大的作用，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空间，用价格引导企业走向高端，走向创新。只有企业转变了，才有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家经济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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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官退民进，弘扬企业家精神。中国是一个企业家资源非常丰富的国家，这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宝贵资产。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企业家一个接一个地走下了经济舞台，政府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走上来。最近参加会议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十个台上讲话的，九个是官员，最后上来一个企业家，说前面几位领导的讲话都很重要，我回去好好学习。我们把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关系搞颠倒了，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企业家和民众，现在他们都坐在台下听着，台上一排官员发命令、做指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受到压抑，处于衰退之中，而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的升级换代。政府官员要赶快走到台下去，将市场经济的舞台还给企业和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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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营造自由和开放的思想氛围。创新是思想自由发挥的产物，如果没有松宽和开放的社会环境，没有自由的思想氛围，就不会有创新的精神。在创新社会中，标新立异不会被视为异端邪说，因为人们理解，创新就是对现状的挑战和对现有格局的破坏。公众抛弃了“成王败寇”的传统评价标准，他们不仅鼓励勇于创新的行为，回报幸运的成功者，也尊重不幸的失败者。这样的社会文化为新模式、新技术和新思想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才能产生出持久的创新激情，各种各样的奇思怪想才有机会得到尝试，变成提高经济效率和丰富人们生活的技术创新。在营造创新的环境方面，政府能做的是就是少管一点，不要今天说“三俗”，明天又说不符合这个那个精神。政府管得越多，就越是压制了民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创新转型就越是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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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应对漫长的经济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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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明显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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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14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官方的GDP数字是较去年同期增长7.4%，数字和在基层的观察有比较大的出入。用什么数据判断形势？李克强总理在回答国外记者提问的时候，讲到三个指标：发电量、铁路货运总量、中长期贷款，这些指标更为接近我们在微观层面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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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放缓有多种因素，最重要的一个就是产能过剩。中国过去十几年间的经济增长靠投资驱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下降，中国经济的增长步伐也就放慢。而当前投资增速下降的原因正是过去投资太多了，在传统制造业形成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产品卖不出去，出现亏损，企业不敢贸然再上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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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疲软的情况下，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消费上，但是消费要有收入的支持，不是政策能刺激起来的。虽然居民收入还在增长，但是增长速度落后于GDP，落后于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以至于居民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缩小。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1993年居民收入为GDP的63%，2007年降到52%，估计这个比例近几年还在下降。收入跟不上，消费就很难弥补投资放缓所造成的需求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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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国外需求衰退。在世界几大经济体中，只有美国经济的势头比较好，基本上从危机中恢复过来了，正处于不断上升的通道。如果做全球资产配置，建议增持美国资产。欧洲仍然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而日本经济则处于半衰退状态，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20年，安倍经济学解决不了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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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强调的是，需求在短期甚至中期都不会反弹，经济增长率很可能继续下滑，企业将长期面对一个低增长的宏观环境。长期低增长的一个原因在于消除过剩产能的困难。要知道产能过剩不是5%、10%，而是20%、30%，最严重的行业超过50%。清理过剩产能的市场化方法是产业重组、收购与兼并、企业倒闭关门，设想一下，多少企业要破产、多少工人要下岗，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这不是一年、两年能完成的任务。但只要存在着过剩产能，投资就不会反弹，除非找到新的增长点。对于这次经济下调的长期性，企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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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性政策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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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句话很传神，过去温总强刺激，现在强总温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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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温刺激，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政府或许已经意识到“四万亿”强刺激的负面效应，比如大量的产能过剩、浪费、贪污腐败，更严重是打乱了企业的预期，阻碍了经济的结构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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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四万亿”打乱了企业预期？我曾参加全国钢铁协会的年会，大概在执行“四万亿”之后两年，会上一国有钢企的老总说“四万亿”把我们坑苦了，本来准备调结构，淘汰低端的和低附加值产品，增加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突然来了个“四万亿”，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低端的螺纹钢、建筑用材价格猛涨，成了最赚钱的产品，订单多得生产不过来。钢铁企业很为难，低端产品的生产能力要不要扩建？做企业的看不了那么远，本来已决定要淘汰的产品，反而有要扩大产能，结果现在全都过剩。所以企业不必期待政府政策，政策短期带来一些需求，如果形成依赖，从长期看对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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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府或许也认识到，政策不可能扭转经济的总体趋势。为什么这样讲，2008年克强指数——发电量跌入谷底，2009年急剧反弹，因为执行了“四万亿”的刺激政策，像打了鸡血一样的亢奋。但是好景不长，暴涨之后是暴跌，2012年再次降到低点。2012年下半年，发电量又起来了，原因是推出了“四万亿2.0”，这次没有什么媒体报道，只有少数人注意到。靠政府拉动内需，无法改变经济运行的大方向。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政策性的刺激都只能维持短暂的繁荣，即使再搞“四万亿3.0”，效果也会和前两次相同，昙花一现，很快就会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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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政府没有那么多资源，现在地方政府负债累累，中央政府还有钱修高铁，但高铁收益低，投资回收期长，上马新项目需要筹集新的资金，看来看去，只有继续借债，但借多了风险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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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几点，本届政府的思路似乎有所转变，新一轮刺激性政策的可能性不大，经济增长靠新的改革红利。政府已推出一些改革措施，例如混合所有制、借助市场和民企来改造国企，开放行政垄断行业如加油站，铁路部门吸引民间投资等等。在减少审批方面见到了些效果，现在注册公司手续缩短，工商税务的障碍减少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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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虽然在方法上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以混合所有制改造为例，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民间资本的产权保护。加油站对民营企业开放30%股权，让你当小股东，董事会没有席位，国有大股东说了算，民企的权益就没办法保护。再比如单纯依靠行政手段，是否足以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上海自贸区进展缓慢，周边的地价倒是很快被炒上去了。在自贸区开放资本账户，反对者会说过快的开放影响国家安全，会冲击资本市场，不能开放。商业银行也反对，怕别人进来分他的蛋糕，都是既得利益作祟。改革靠上面领导发令，下面的既得利益会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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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而言，我们认为政府出台大规模刺激性政策的可能性比较小，对于这一点，总理、央行、财政部都表过态。政府寻求改革红利的思路是正确的，但短期内难见成效。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怎么办？企业不能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政府的政策上，而要自己控制好风险，同时思考如何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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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增长环境的企业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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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下行中，企业首先要控制好风险，收缩战线，回收现金，宁可踩空，不要断粮。一些企业感到纠结，普遍有一种矛盾心理，如果现在收缩战线，刺激性政策一出台岂不踏空了？我想说的是，市场竞争不看一时盈利多少，而要看谁活得更长。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经济周期，开顺风船长大的，不习惯逆风行船。逆风时慢一点不可怕，就怕风急浪高翻了船。激进经营的风险是现金短缺，而经济下行的环境中金融机构也趋向保守，企业拿不到外部融资，资金链一旦断裂，只有倒闭或卖掉。当下企业的第一目标是力争现金流的平衡，以现金流为依据，规划今后一两年的所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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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住现金流的同时，企业要思考转型。关于转型，我的观察是谈得多、做得少，之所以如此，也许因为企业还没有到生死关头。人有惰性，一旦习惯形成，改变很困难，不是形势所迫不会改。除了形势，阻碍转型的还有认识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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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认识到，第一，低成本扩张和抢占市场的时代已经结束。第二，低成本获取技术和产品的时代也已经结束。过去国内、国外都有未满足的需求，也就是现成的市场，产品做出来不愁卖，跑马圈地，看谁的速度快、产量大、成本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今天的情况大不一样，各个行业的市场要么趋于饱和，要么已经饱和，连基础设施、房地产都不例外。现在想要市场，必须从同行手中“抢”，而不是以前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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