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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总许可师比总设计师的评价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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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对，我也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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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许可师是个非常高的评价。如果有人跑来说，我给你设计一个完美的方案，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做了保证你成功，或者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协调发展之类的，听起来是永远不会错的真理，但你千万别相信，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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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有位网友问，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解决由经济改革扩展并深化到政治改革这样一道中国式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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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变法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变法集中在经济领域，所以不能成功。商鞅变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而且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位制，打破封建贵族对于政治的垄断，引入和新生力量。离开政治体制改革，单纯从经济体制上取得突破，历史上有先例，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先例。例如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崛起，俾斯麦发展经济而不动政治体制，日本也是这样，最后什么结果？大家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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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首先感谢许老师近三个小时体力和脑力的付出，您站在上面一直讲，也没喝一口水。您一直在强调成功的改革中新生力量的作用，张五常教授也说过，旧有的既得利益在改革中也没有绝对受损，只不过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利益相对缩小。我们现在提到继续深化改革，在下一步改革中能够涌现出来新兴阶层会是社会的哪一部分？另外，怎么能保证在现有既得利益的绝对量不降低的情况下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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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新生力量自1978年以来已经释放出来了，改革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下解放出来，可以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工作，这是巨大的新生力量，没有农民包产到户，中国的农业不可能是今天这个状况，而没有农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城镇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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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强拆、强迁、征地，农民拿不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土地收益大部分落在政府口袋里。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不能自由流转，阻碍了大规模集约化农业的出现。农民进了城却无法定居，生活非常辛苦，住在集体宿舍，每年回一两次家，过着在座的每个人都难以接受的生活。如何让他们进城后变成真正的市民、变成城镇经济的一部分，要有进一步的改革，土地制度、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改革，要把农民纳入到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里来，要让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在城里享有同等的权利。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肯定会继续支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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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经济中，企业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生力量，现在不少企业家忙着移民，因为感到不安全。企业家不安心，中国经济怎么发展？据传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讨论一项改革，在地方层面上司法和政府的分离，如果属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把司法从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统一到中央，否则它总是干预地方司法，社会公正、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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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保护不限于财产权，比如说北京的雾霾，呼吸新鲜空气是一项权利，市民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保护权利的手段，只有在情况严重时，比如要建化工厂，百姓上街，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市民可以走法律程序，问责官员，人大开会的时候，代表们要求市长做出承诺，北京的空气如果得不到改善，下一届就不批准你当市长了，你看见不见效。有了权利意识，每个人都是推动改革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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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允许老百姓去试，少设禁区，多开放，让基层进行制度创新，你来总结经验，变成政策法律，这样的改革就有希望。如果总认为你是最高明的，你来设计一切，老百姓只有执行的份儿，这样的改革和变法在历史上没有成功先例，这是我今天要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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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之前看吴晓波老师在他的新书《历代中国变革得失》中写到，历代中国十次大的变革，除了商鞅、王安石此外，他还提到了像汉武帝、刘晏、陈云和朱镕基，我想问的是，在朱镕基任总理这一段时间，您认为是修补式的改革，还是变革，以及您认为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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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要历史来评价的，个人觉得朱镕基执政时期的改革措施大多属于修补式，当然，会有人不同意这个判断。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大家讨论，不要扣帽子，更不要禁止人家说话。我说朱镕基是修补式的，有人说是突破式的；我说他是计划经济者，有人说他是改革者；不同的观点可以并存，大家用事实和数据来说话。如果让我写史书，我会把他和王安石进行比较。朱总理有一个农产品收购体制的设计，像极了王安石的市易法，不仅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都一样，试图用统购统销的国营体系来代替市场。论个人能力、责任感和工作作风，朱总理都是令人钦佩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他的政策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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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刚才提到经济改革跟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分离，您觉得在中国现代的政治体制下，经济改革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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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有作为。举个例子，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起码在有一些地区已经相当严重，随时有可能出现局部的偿付危机。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以后，钱让中央政府拿走了，但地方政府管的事没减少，所以改革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权。我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税收是少了，但加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比以前高多了，看看数据就知道，全国的财政开支中，地方政府占了80%，中央政府只有20%，这不是替中央政府说话，事实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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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可支配财力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钱不够用，又闹出个土地财政？因为地方的事权扩张太快，政府管事太多，不需要管的他到处伸手。财权和事权的确不对称，但对策不是增加财权，而是削减事权。管那么多干什么？市场经济的投资主体是企业，政府为什么到处搞投资？政府的投资冲动来自干部考核中的GDP挂帅，GDP上去了就能升官；第二个原因是投资项目中的寻租机会多。传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取消GDP考核，但不考核GDP考核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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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幸福指数，但不是统计局的幸福指数，而是老百姓自己的感觉。我曾提出过一个方案，取消GDP考核，改为群众满意度。18岁以上的公民凭身份证实名制注册一个账户，我们现在搞实名制是轻车熟路，很有经验的，技术上不是问题。到了年底给市长打一个分，0到5分，很满意给5分，很不满意给0分，上级根据市民的评分决定市长的升迁，这样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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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如果不改变官员的考核机制，不改变他的激励机制，永远是GDP挂帅，永远是投资冲动，给他多少钱也不够用，特别是当他花别人的钱时，用纳税人的钱升自己的官，激励机制严重扭曲。为了抑制投资冲动，地方的财政支出、地方的发债要有人监督，现在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监督检查只有纪委，但纪委是事后检查，事前和执行过程中谁来监督？当然应该是纳税人，你花我的钱当然由我来监督，这就需要做实各级人大。人大不是开会、举手和养老的地方，而是有重要的实质性功能。财政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体制，如果总是绕着走，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也是我今天讲的一个观点，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任何经济上的变法都很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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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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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供给侧的领导讲话刚一落音，“媒体经济学家”（笔者也很荣幸地被朋友归入此类）便以特有的中国速度接二连三地推出雄文，“供给经济学”立即成为蹿红网络的高频词汇。其实，正像不存在“需求经济学”一样，“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从来就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分析中不可拆分的一对，分隔两者如同分隔电池的正、负极一样荒唐。媒体通俗语言所讲的“供给经济学”流行于1980年代的美国，泛指里根政府推行的以减税为中心的一套政策，加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统称“里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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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萨伊定律”，根据这一定律，供给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值例子，说明萨伊定律的逻辑。设想经济中只有一家企业，满负荷运转可生产价值200万元的产品，如果所有产品在市场上都能销售出去，企业的收入为200万元，分别用于支付设备、原材料、人工成本和企业家的报酬，那么设备、原材料供应商、工人和企业家所得到的收入加起来也是200万元。200万元的收入产生200万元的需求，正好对应200万元的产品，萨伊定律因此被不太严格地简化为供给决定需求，或者供给创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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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萨伊针锋相对的是20世纪的凯恩斯，后者认为供给方创造的收入没有全部转化为需求，如果消费需求为150万元，其余50万元作为储蓄沉淀在金融体系中。银行固然可利用储蓄资金放贷给企业，产生投资需求，但市场经济中没有天然的机制保证投资正好等于储蓄。当投资低于储蓄比如说只有30万元时，社会总需求为180万元，企业虽有200万元的生产能力，受需求限制，只能销售180万元的产品，从而只能创造180万元的收入和需求。凯恩斯主义者于是也不太严格地宣称：需求决定供给。不仅如此，凯恩斯学派还进一步建议政府增加开支，或者由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刺激企业投资，双管齐下，拉动需求以增加产出至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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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和凯恩斯，究竟谁对谁错？单凭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无法做出判断，举例仅为方便读者了解两种不同思路的逻辑，现实经济远比这样的课堂推理游戏复杂。萨伊和凯恩斯的局限性都在于仅关注供给和需求的静态平衡，而没有考察经济的动态发展，并且双方所做的都是总量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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