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452944e+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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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41 我觉得总许可师比总设计师的评价高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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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43 问:对,我也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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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45 总许可师是个非常高的评价。如果有人跑来说,我给你设计一个完美的方案,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做了保证你成功,或者总揽全局、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协调发展之类的,听起来是永远不会错的真理,但你千万别相信,因为历史告诉我们,事实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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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47 问:有位网友问,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何解决由经济改革扩展并深化到政治改革这样一道中国式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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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49 王安石变法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变法集中在经济领域,所以不能成功。商鞅变法不仅仅是经济领域,而且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废除世卿世禄制,建立军功爵位制,打破封建贵族对于政治的垄断,引入和新生力量。离开政治体制改革,单纯从经济体制上取得突破,历史上有先例,却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先例。例如十九世纪下半叶德国的崛起,俾斯麦发展经济而不动政治体制,日本也是这样,最后什么结果?大家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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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51 问:首先感谢许老师近三个小时体力和脑力的付出,您站在上面一直讲,也没喝一口水。您一直在强调成功的改革中新生力量的作用,张五常教授也说过,旧有的既得利益在改革中也没有绝对受损,只不过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利益相对缩小。我们现在提到继续深化改革,在下一步改革中能够涌现出来新兴阶层会是社会的哪一部分?另外,怎么能保证在现有既得利益的绝对量不降低的情况下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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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53 其实中国的新生力量自1978年以来已经释放出来了,改革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下解放出来,可以自由迁徙,自由选择工作,这是巨大的新生力量,没有农民包产到户,中国的农业不可能是今天这个状况,而没有农业的发展也就没有城镇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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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55 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出来了,强拆、强迁、征地,农民拿不到土地增值的收益,土地收益大部分落在政府口袋里。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不能自由流转,阻碍了大规模集约化农业的出现。农民进了城却无法定居,生活非常辛苦,住在集体宿舍,每年回一两次家,过着在座的每个人都难以接受的生活。如何让他们进城后变成真正的市民、变成城镇经济的一部分,要有进一步的改革,土地制度、城镇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改革,要把农民纳入到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里来,要让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在城里享有同等的权利。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农民肯定会继续支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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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57 城镇经济中,企业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生力量,现在不少企业家忙着移民,因为感到不安全。企业家不安心,中国经济怎么发展?据传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讨论一项改革,在地方层面上司法和政府的分离,如果属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把司法从地方政府中剥离出来,统一到中央,否则它总是干预地方司法,社会公正、财产安全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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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59 权利的保护不限于财产权,比如说北京的雾霾,呼吸新鲜空气是一项权利,市民没有意识到,也没有保护权利的手段,只有在情况严重时,比如要建化工厂,百姓上街,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市民可以走法律程序,问责官员,人大开会的时候,代表们要求市长做出承诺,北京的空气如果得不到改善,下一届就不批准你当市长了,你看见不见效。有了权利意识,每个人都是推动改革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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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61 政府要允许老百姓去试,少设禁区,多开放,让基层进行制度创新,你来总结经验,变成政策法律,这样的改革就有希望。如果总认为你是最高明的,你来设计一切,老百姓只有执行的份儿,这样的改革和变法在历史上没有成功先例,这是我今天要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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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63 问:之前看吴晓波老师在他的新书《历代中国变革得失》中写到,历代中国十次大的变革,除了商鞅、王安石此外,他还提到了像汉武帝、刘晏、陈云和朱镕基,我想问的是,在朱镕基任总理这一段时间,您认为是修补式的改革,还是变革,以及您认为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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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65 这是要历史来评价的,个人觉得朱镕基执政时期的改革措施大多属于修补式,当然,会有人不同意这个判断。学术上有不同的观点很正常,大家讨论,不要扣帽子,更不要禁止人家说话。我说朱镕基是修补式的,有人说是突破式的;我说他是计划经济者,有人说他是改革者;不同的观点可以并存,大家用事实和数据来说话。如果让我写史书,我会把他和王安石进行比较。朱总理有一个农产品收购体制的设计,像极了王安石的市易法,不仅失败了,而且失败的原因都一样,试图用统购统销的国营体系来代替市场。论个人能力、责任感和工作作风,朱总理都是令人钦佩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批评他的政策和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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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67 问:您刚才提到经济改革跟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分离,您觉得在中国现代的政治体制下,经济改革还有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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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69 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有作为。举个例子,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起码在有一些地区已经相当严重,随时有可能出现局部的偿付危机。原因是什么呢?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以后,钱让中央政府拿走了,但地方政府管的事没减少,所以改革要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权。我认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税收是少了,但加上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比以前高多了,看看数据就知道,全国的财政开支中,地方政府占了80%,中央政府只有20%,这不是替中央政府说话,事实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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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71 在地方可支配财力增加的情况下,为什么钱不够用,又闹出个土地财政?因为地方的事权扩张太快,政府管事太多,不需要管的他到处伸手。财权和事权的确不对称,但对策不是增加财权,而是削减事权。管那么多干什么?市场经济的投资主体是企业,政府为什么到处搞投资?政府的投资冲动来自干部考核中的GDP挂帅,GDP上去了就能升官;第二个原因是投资项目中的寻租机会多。传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取消GDP考核,但不考核GDP考核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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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73 考核幸福指数,但不是统计局的幸福指数,而是老百姓自己的感觉。我曾提出过一个方案,取消GDP考核,改为群众满意度。18岁以上的公民凭身份证实名制注册一个账户,我们现在搞实名制是轻车熟路,很有经验的,技术上不是问题。到了年底给市长打一个分,0到5分,很满意给5分,很不满意给0分,上级根据市民的评分决定市长的升迁,这样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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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75 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如果不改变官员的考核机制,不改变他的激励机制,永远是GDP挂帅,永远是投资冲动,给他多少钱也不够用,特别是当他花别人的钱时,用纳税人的钱升自己的官,激励机制严重扭曲。为了抑制投资冲动,地方的财政支出、地方的发债要有人监督,现在是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监督检查只有纪委,但纪委是事后检查,事前和执行过程中谁来监督?当然应该是纳税人,你花我的钱当然由我来监督,这就需要做实各级人大。人大不是开会、举手和养老的地方,而是有重要的实质性功能。财政改革不可避免地涉及政治体制,如果总是绕着走,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也是我今天讲的一个观点,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任何经济上的变法都很难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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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80 回荡的钟摆 [:1704528526]
1704529481 回荡的钟摆 为什么要强调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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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83 关于供给侧的领导讲话刚一落音,“媒体经济学家”(笔者也很荣幸地被朋友归入此类)便以特有的中国速度接二连三地推出雄文,“供给经济学”立即成为蹿红网络的高频词汇。其实,正像不存在“需求经济学”一样,“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从来就没有、今后也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分析中不可拆分的一对,分隔两者如同分隔电池的正、负极一样荒唐。媒体通俗语言所讲的“供给经济学”流行于1980年代的美国,泛指里根政府推行的以减税为中心的一套政策,加上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统称“里根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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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85 供给的重要性可追溯到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提出的“萨伊定律”,根据这一定律,供给自动创造出等量的需求。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值例子,说明萨伊定律的逻辑。设想经济中只有一家企业,满负荷运转可生产价值200万元的产品,如果所有产品在市场上都能销售出去,企业的收入为200万元,分别用于支付设备、原材料、人工成本和企业家的报酬,那么设备、原材料供应商、工人和企业家所得到的收入加起来也是200万元。200万元的收入产生200万元的需求,正好对应200万元的产品,萨伊定律因此被不太严格地简化为供给决定需求,或者供给创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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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87 与萨伊针锋相对的是20世纪的凯恩斯,后者认为供给方创造的收入没有全部转化为需求,如果消费需求为150万元,其余50万元作为储蓄沉淀在金融体系中。银行固然可利用储蓄资金放贷给企业,产生投资需求,但市场经济中没有天然的机制保证投资正好等于储蓄。当投资低于储蓄比如说只有30万元时,社会总需求为180万元,企业虽有200万元的生产能力,受需求限制,只能销售180万元的产品,从而只能创造180万元的收入和需求。凯恩斯主义者于是也不太严格地宣称:需求决定供给。不仅如此,凯恩斯学派还进一步建议政府增加开支,或者由中央银行放松银根,刺激企业投资,双管齐下,拉动需求以增加产出至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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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29489 萨伊和凯恩斯,究竟谁对谁错?单凭这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无法做出判断,举例仅为方便读者了解两种不同思路的逻辑,现实经济远比这样的课堂推理游戏复杂。萨伊和凯恩斯的局限性都在于仅关注供给和需求的静态平衡,而没有考察经济的动态发展,并且双方所做的都是总量分析而不是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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