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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从斯密模式转变为凯恩斯模式，转变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而执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笔者记忆中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大规模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自那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成了常态，2009年的“四万亿”可谓登峰造极之作，2012年又推出了“四万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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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逐步走向前台，规划与管制替代了市场，经济增长的动力由民间的创新转换为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政府在短时间内投入资源的能力比民间更强，但政府投入对企业的效率基本没有促进作用，在不少情况下，实际上降低了经济的总体效率，因为政策总是向低效的国有部门倾斜，挤压了民营部门的可用资源。实际上，一些民营企业也形成了对刺激性政策的依赖，它们不关注创新，不在研发上投入，而是盼着政府出台政策，猜测政策对哪个行业有利，总想找准政策的风口飞到天上去。企业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创新，效率没有提高，经济增长只能靠投资驱动，于是边际收益递减律再次发生作用，虽然经济总量可以随着投入的增加而继续扩大，但人均GDP则可能长期停留在世界中等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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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彻底改变经济增长模式，2015中央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新策略，我认为是及时的正确的。拉动需求靠政府，增加有效供给靠企业，这个新政策的精神就是要让企业重新成为经济舞台的主角，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需求政策切换到供给侧的创新也就是企业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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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供给侧的政策，我们有这样几个建议：一是全面减税。过去的提法是“结构性减税”，有增有减，民间的感觉是增的比减的多。减税的目的不仅是减轻企业负担，帮助它们度过难关，而且是把更多的资源留给企业和市场支配，而不是由政府支配。第二，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打破行政垄断，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机会。第三，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推进司法改革，有效保护私人产权，坚定民间信心，鼓励企业做长期的研发投资，加快创新的步伐（详见本书《为什么强调供给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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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是制度陷阱，是制度决定的增长模式陷阱，惟有进行制度改革才能促进技术进步，依靠创新和效率的不断提高，成为按人均GDP计算的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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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城镇化或城镇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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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近期的报刊，“城镇化”无疑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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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行将耗尽之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笼罩着中国经济，在过剩产能的沉重压力下，企业再也不敢投资扩张规模，各级政府虽仍在无效项目上浪费资源，财政和银行却已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雪上加霜的是外需疲软，经济增长的前景昏暗得如首都的雾霾，令人看不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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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间，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曙光，城镇化！据说，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40万亿元，相当于2012年GDP的80%；据说，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投资-消费失衡，因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的3倍。忽然间，不必推动改革就可拉动需求了；忽然间，不必触动复杂利益关系即可调整结构了。据说，只要抓住城镇化这一环，中国经济就将以8%的速度至少再增长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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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早没想到这招儿呢？是前人太过平庸，还是今人智慧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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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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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让我们看看历史吧。读史未必使人聪明，忽视历史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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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53%，即使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城镇化率也达到了3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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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小孩子的身高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家长调控的变量。家长可以提供营养，但不能打鸡血、喂激素，操控孩子的生长过程。同理，政府也不应自己动手，圈地迁人，按图造城，而应该、并且只能是营造有利于城镇化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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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的历史，对我国城镇化贡献最大的，当属农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20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打破了僵硬的计划体制，长期束缚在故乡和故土上的宝贵生产要素——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经过乡村副业和乡镇企业，最终进入了城镇工商业和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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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城镇经济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于农业剩余的大幅度增加。古往今来，世界上城市扩张的制约因素都是农业剩余，即农业产出减去维持农村人口自身所需后的剩余。我国明、清时期的城市规模小于前代的宋朝，原因就是明末的人口爆炸，在农业生产效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供城市人口消费的粮食减少，导致城市规模的萎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至今的户籍制度，其初衷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限制城镇人口的增长，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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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改革彻底打破城市扩张的这个瓶颈制约因素，“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集体经济的“大锅饭”让位于真正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单位土地产出随之增加，在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城镇的粮食和副食供应问题，为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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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村劳动力变为多余，幸好我们在1980年代中期启动了城镇经济改革，快速增长的民营企业及时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得益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与收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释放出原材料、能源、机器设备，民营企业由此在市场上获得了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在这个资源从农村到城镇、从国有到民营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既没有政府规划，也没有政策扶持和指导，政府做的只是打破计划体制，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无声无息而又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了城镇的经济活动，价格信号指导了城乡资源的流动与组合。这里所说的价格信号不仅指企业投入和产出品的价格，而且包括资本回报率和工人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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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资源必然流向更有效的地方。企业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力图实现成本最小的投入品组合，这导致投入品的有效利用；追求收入最大化，农民一定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劳动力的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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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重新配置。自利的企业和个人无意中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无意中提高了城镇化的程度。“无心插柳柳成荫”，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是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一个结果。政府过去做的和今后应该做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者更现实一点讲，起码不要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造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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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府的作用而言，回顾“傻子瓜子”事件是非常有意义的。设想当初若无邓小平同志的过问，依照地方政府的意见，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名，将民营企业家投入监狱，民营企业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民营企业，进城的农民到哪里去就业呢？那时的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而且没有计划指标，不能擅自雇人。如果没有那时的民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今天的城镇化率又会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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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解放了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企业与人口集中到城镇地区，聚集效应越来越显著，城镇经济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产生聚集效应的，依然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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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的聚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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