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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前的尴尬是多元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协调多元利益的法治体系。政府作为利益协调人，公信力大打折扣，因为政府在市场中也有利益，而且往往和民间利益相冲突。既当吹哨子的裁判，也上场踢球，有这么一位超级球员，这个游戏怎么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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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治社会中，每一个利益群体都有平等的发言权，博弈各方根据一致同意的规则和程序决定公共政策。无论对自己有利与否，每一方都必须接受决策的结果，必须接受政策影响下的博弈结果。尽管你可能对这项政策投了反对票，但你先前已经同意了博弈规则。换句话说，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只有规则和程序的公平，而不存在博弈结果的公平。这些年房地产市场的起伏，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问题，凸显了法制化多元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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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不以为然，中国社会几千年不就这样吗，为什么要设计这些理想的却无法实现的方案？的确，一个以法律为基础的公正的博弈平台，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成的，但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利益纷争持续下去，社会公正不保，会发生什么情况？改革当然有很多困难，但不改革困难更多。总要想办法打破现在的僵局吧？出路就是建立一个新的利益博弈平台，大家都认可的、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利益协调机制。由于目前缺乏这样的机制，政府和政府之间、政府和民众之间、民众和民众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紧张，若不及时化解，利益冲突有可能演化为对抗，影响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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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预期一夜之间就建立起法制化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法制化体系的第一步是观念的转变，克服习惯性的“一致利益”思维，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权利，承认个人利益博弈的正当性，仅在博弈规则上谋求一致，开辟暴力压迫之外的新空间，通过争论、讨论、对话形成关于博弈规则的社会共识，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搭建处理利益冲突的公正平台。重复一遍，公正体现在人人赞同的博弈规则上，而不是人人满意的博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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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购和限贷为主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无法协调各方利益，在多元利益的压力之下，政策制定者进退维谷，不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每次“史称最严厉的调控”之后，房价出现间歇的下跌，随着政策的转向，房价报复性反弹，而过快的价格上涨又触发新一轮更为严厉的政策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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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调控政策可以暂时压制需求，但不可能永久地消除哪怕是部分的需求。决定需求的是人口、收入和城镇化程度，限贷、限购政策不可能降低人口增长、收入增长和城镇化的速度，所以对有效需求没影响，想要低房价，关键在于充足的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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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房价上涨的一个原因是土地供应不足。目前土地一级市场由各级政府垄断，中央政府严格地控制土地供应总量，控制的依据就是“18亿亩红线”，即在确保全国农业耕地不少于18亿亩的前提下，决定每年的土地供应数量。土地的紧缺不仅限制了房屋的供给，而且通过预期效应刺激需求，进一步推高了价格。这条红线已牢牢地树立起土地稀缺从而房产产期稀缺的概念，在将来比现在更贵的预期支配下，居民的博弈策略就是晚买不如早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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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降低房价？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考虑取消这条红线，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真正的土地一级市场，让市场调节土地的供应，在房价高涨时有更多的土地进入市场，平抑地价和房价。随着土地市场的发展，农民可以拿到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有助于实现多方共赢的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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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金融改革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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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题目是金融改革，改革的思路需要调整一下，应该是基层创新和顶层的总结与推广相结合，而不能单纯依靠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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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不能成为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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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政企分家、政金分家，现在状态令人担忧，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越走越近。以“四万亿”为代表的刺激政策大部分货币化了，2009、2010两年财政增加的支出不到2万亿元，而新增贷款就有20多万亿元，政府和国企的投资项目主要靠银行信贷。在拉动内需以及产业政策的强力影响下，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发生动摇，评估风险和收益的能力、根据风险和收益的平衡选择项目的能力不断降低，金融机构再次成为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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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实际上也以稳增长为唯一目标。货币政策目标的官方表述虽然是多重诉求，例如稳增长、调结构等等，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最硬的指标还是GDP增长，而且货币供应只影响GDP、物价水平等经济总量，不具备调整结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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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推出“四万亿”时，货币政策说是适度松宽，哪里是适度？分明是极度松宽。极度松宽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危害将是长时间的通胀压力，公布的CPI通胀虽然不高，大家在菜市场、超市里感觉到的通胀却和官方数据有不小的出入。更严峻的挑战是，由于长时间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市场资金成本的扭曲，助长了一大批低效甚至无效的项目上马，为中国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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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货币和信贷的极度放松在2009年、2010年，第二次放松就是民间盛传的“四万亿2.0”。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金融而不是财政，再次充当了主要的资金供应渠道。如果我们回顾社会融资总量对GDP的比率，2012年只比高峰期的2009年略低一点，这次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而不是银行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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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个人认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处于倒退状态，金融资产质量恶化，系统风险上升。2000年前后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量进行银行改革，改革的成果在近几年中基本消耗殆尽。现在回想起来都后怕，幸好当时搞了银行改革，否则银行体系能否承受“四万亿”和“四万亿2.0”的重压都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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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讲金融改革显得有些奢侈，历史积留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哪里谈得上改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轮投资高峰后，都会产生相当数量的不良资产。2000年清理的是1993年、1994年那一波投资留下的坏账，当时中央领导同志讲：一想起银行坏账，晚上都睡不着觉。于是我们搞了银行改革，核销坏账，充实资本金，财政补一部分，央行拿一部分，通过银行上市，社会融资解决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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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以来的坏账什么时候清理？不良资产目前在银行的财务报表上还看不到。看不到不等于不存在，金融机构“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做账方法，不是直接改数字，而是找“影子银行”“影子金融机构”联手操作。一笔贷款到期，债务人没钱还，监管规定不准展期，眼看要变成坏账，但临近年底，银行有关键指标（KPI）考核，坏账超标拿不到奖金。债务人在银行的默许甚至暗示下，找个中间机构，高息借一笔过桥贷款，还了银行的钱，明年开春银行再放款给这客户，还中间机构的钱，坏账就这样被掩盖起来。报表上的数字你敢信吗？我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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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账什么时候暴露？有两个可能的触发因素，一是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现金流紧张，还款困难，坏账就冒出来了。实际上2012年的上半年已露端倪，但2012年下半年的再度松宽把这个问题暂时掩盖过去，企业借新债还旧债。二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以及和房地产关联度非常高的地方财政。我们现在的政策相互矛盾，竭尽所能地打压房地产市场，但如果打压政策奏效，房地产市场真的崩盘了，地方财政承担得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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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四万亿”政策以来，地方政府到底借了多少债，谁也说不清楚，目前披露的官方数据只有一个，那就是2010年底出自国家审计署的10万亿元，从过去的经验看，这恐怕只是一个下限。我在基层做调研时，很关注这个问题，碰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官员，总要了解他们借了多少债，到现在为止也找不到准确的数字。粗略的印象，在经济和财政状况较好的东南沿海，地方政府的负债大概是两倍于全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按两倍计算，2012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约10万亿元，10万亿元乘以2就是20万亿元，那就是国家审计署数字的两倍。最近看到一个半官方数字，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在博鳌论坛上说政府负债30万亿元。国外有研究机构估计，各级政府负债加总有可能高达GDP的100%，这个估计不是很离谱。2012年我国的GDP是50万亿元，如果政府负债是项部长所说的30万亿元，那就达到GDP的60%-70%了。别忘了，还要包括或有负债，也就是地方政府担保的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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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债务用土地抵押，房地产市场一旦垮下来，土地卖不出价，怎么还债呢？政府还不了的债就是银行的坏账，金融机构看到土地抵押和政府担保就放贷，认为是优良资产，有没有想过，谁来担保地价和地方财政呢？所以说金融的系统风险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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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记者问过财长楼继伟，地方政府是否会发生债务危机？他说先要调查，了解清楚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是很务实的态度，先搞清问题，再想办法解决。政府借了多少钱，违约的风险有多大，为了避免违约，需要多少资源投入。所以新一届中央政府在谈金融改革前，必须处理这个问题，拖延、应付是过不了这一关的。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希望没有这么严重，但真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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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不可怕，可怕的是借钱投了没有效益的项目，“四万亿”和“四万亿2.0”的项目有没有效益？我说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项目能不能产生足够的财务回报，偿还银行贷款的本息，看看高铁、城市地铁、机场、光伏、钢铁、有色金属、海运，没有理由感到乐观。也许有人说，公共项目不以财务盈利为目标，好吧，那你必须使用财政资金而不是银行贷款。银行贷款来自老百姓的储蓄，怎么能赖账不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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