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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凯恩斯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技术创新对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远影响，而仅仅将创新作为其理论体系的“第一推动”，也许因为“大萧条”看上去不大像康特拉季耶夫周期，也许因为急于找到摆脱“大萧条”的出路，无暇深入研究萧条的性质。康特拉季耶夫本人、熊彼得、诺奖得主库茨涅茨等人尝试用统计学方法识别经济周期，但都不大成功。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干脆不问波动的原因，将特定时期的政策普遍化和常规化，经济下行就松宽刺激，过热就紧缩降温，执行没有周期理论支持的反周期政策，这是本来意义上的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失误。如果因新技术投资经济“过热”，不一定非要采取紧缩政策，保持现状甚至减息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经济“衰退”可以但不一定需要刺激，也许维持利率不变甚至加息才是最优政策。道理不难理解，难在打破长期灌输形成的固有思维模式，宏观调控天经地义，对经济波动的“削峰填谷”已成条件反射或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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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另一凯恩斯经济学的反例，在严重过剩的产能压力下，价格不断下降，企业的利润越来越薄，经营困难以至停产倒闭。中央银行这时应该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吗？货币松宽的用意是鼓励企业投资，形成更多的产能吗？逻辑上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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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没有周期理论的反周期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第二个失误是没有政府理论的政府干预，同样导致其理论体系的逻辑不一致。企业家因为有“动物精神”，对经济前景不看好，减少投资致使经济衰退，凯恩斯建议政府增加开支，创造需求。问题是政府由人组成，政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怎么办？他们的动物精神经过官僚体系激励机制的放大，可能给经济造成更大的冲击。2001年到2006年美联储无视学者的警告，迟迟不加息，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终于因泡沫破灭在2008年爆发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又是什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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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9年金融危机的恐慌气氛中，政策制定者匆匆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短时间内大幅增加财政开支和货币供应。中国经济虽然快速反弹，仅过了两个季度便又掉头向下，只留下今天困扰我们的大量过剩产能、过高负债和银行的不良资产。“四万亿”搞过了头现在已成普遍共识，我们想问，这是不是动物精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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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诺贝尔获奖者阿卡罗夫和希勒教授写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动物精神》，写这本书的时候希勒还没获奖，他们说2008年金融危机的起因是投资者在动物精神驱动下过度投机。这个因素当然不能完全否认，我们承认人类还没有彻底脱离动物界，问题在于两位教授提出的对策是政府加强监管。这本书的中译本出版时，希勒教授来中国参加发行庆祝活动，在上海签名送了我一本。我对他说：你讲的动物精神可能存在，但你的政策结论我不敢苟同，靠政府干预市场，对冲投资者和华尔街的动物精神，如果政府官员也有动物精神呢？负负能得正吗？还是两个动物精神叠加结果更糟糕？希勒教授没有正面回答，只说“这是一个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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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家不同，政府官员不必承担其动物精神的市场后果，美联储至今也没有因政策失误被问责，权力和责任的不对称使官员的动物精神更具破坏性。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中，政府官员不仅神奇地避免了人所共有的动物精神，具有充分的理性，而且运用其理性最大化社会公众的利益。为什么消费者和企业家都谋求自己的利益，而官员被假设为一心为公呢？诺奖得主乔治·斯蒂格勒、詹姆斯·布坎南等人放弃了这个缺乏实证支持的假设，将新古典经济学的上帝般仁慈的官员还原为凡夫俗子，建立了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得出很多有意思的结果，例如即使当新古典意义上的“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未必是最佳对策，因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官员可能滥用权力，给公众利益造成更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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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建议基于前后矛盾的假设。根据凯恩斯的分析，经济萧条的原因是民间对未来的预期过于悲观，消费和投资意愿不高。用公式表达，消费C=a+bY，这里a是一个常数，代表维持生存的基本消费；b是边际消费倾向，即新增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Y是收入。消费意愿不足就是b值较小，凯恩斯自己对b的估计介于0.6到0.8之间。如果我们取最高值0.8，经过简单的代数运算，得到乘数=1/（1-b）=5，如同前面讲过的，这意味着1元钱财政开支的增加可以带来5元钱的新增GDP, b值越大，乘数效应越大，财政政策越有效。但另一方面，b值越大，消费意愿越高，经济衰退的可能性越小，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必要性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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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似乎没有意识到，在诊断经济衰退的原因时，他需要一个较小的b，在论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时，又用了一个较大的b。如果固定b值就会产生一个悖论：要么经济繁荣，政府不必干预；要么陷入衰退，但财政政策无效。当然，我们可以设想，一开始较小的b值引起经济衰退，在政府干预的过程中，消费者和企业家逐渐变得乐观起来，提高边际消费倾向b，乘数上升，使得财政政策越来越有效。换言之，政策直接创造需求的作用是次要的，主旨在于改变人们的预期，提振对未来的信心。这样的机制是否存在？刺激政策要强到什么程度才能扭转悲观的预期？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给出回答。从2009年的“四万亿”和2012年的“四万亿2.0”的执行效果看，扩张性政策的作用很快递减，仅仅持续了两三个季度，政策显然没有改变市场的预期，当政府开支的力度减弱时，经济随之重回下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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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凯恩斯经济学及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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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经济学在很多地方被误解，国内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宏观经济用词“拉动内需”和“刺激增长”都与此相关。凯恩斯自始至终讲的都是“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即有收入支持或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不是纯粹基于欲望的需求，这也是他为什么如此关注财政政策乘数的原因。如果政府靠借债增加500亿开支能带来比500亿更大的收入增加，比如说700亿元，从理论上讲，其中500亿元用来偿还政府债务，剩下200亿元的可创造下一轮的有效需求。如果乘数等于1，500亿元的政府开支只能增加500亿元的GDP，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这样的财政政策相当于寅吃卯粮的财富代际转移，没有太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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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抽掉“有效”两字，只剩下“需求”。日本经济为何长期萎靡不振？需求不足。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放慢了？需求不足。似乎这个世界上所有经济问题的根源都是一个——需求不足。实际上，需求哪里有不足的道理，乞丐的食品需求超大，无家可归者的房屋需求极高，缺的是钱，不足的是有收入支持的需求即凯恩斯讲的有效需求。若想提高有效需求，必先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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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消费需求来自工资收入，工资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就是企业的效率。企业在供给侧，所以供给决定需求，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决定供给正好相反。有效投资需求来自企业的利润，投资需求不足反映了企业效率低下，或者经济处于技术创新期的低潮。货币与信贷松宽只能在短期和“边际上”刺激投资，代价是企业的经营风险随着负债率的增加而上升。什么是“边际投资”？需要离开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分析，进入企业研究其投资行为，我们不在这里展开，仅指出凯恩斯经济学的另一局限——宏观政策缺乏微观理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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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政府的有效需求，道理和消费者及企业相同，必须先有财政收入，才能扩大支出。钱从哪里来？凯恩斯主义者当然会倡导政府发债，但债务终究是要偿还的，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和民众都喜欢借钱而不想还债，债务经过一届又一届政府的积累，历史上多次引发拉美的财政、金融和货币危机，在希腊等欧洲国家为债务危机聚集了足够的炸药，只等2008年从华尔街迸出的那个火星。凯恩斯主义者有意无意地忽略“有效”两字，却牢牢记住了开山始祖的名言“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掉”。短期是最有意义的，凯恩斯经济学只关注短期，这一学派既没有兴趣也不可能研究长期经济增长，而它的信奉者们误以为扩张性的宏观政策是保增长的特效灵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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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根本就没有讲经济增长，他的宏观政策旨在让GDP尽可能接近潜在GDP。如图二所示，中间这条实线是GDP的长期趋势线，也叫潜在GDP，定义为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的产出，围绕着长期趋势上下波动的是每年实际生产的GDP。凯恩斯提出政策建议，目的不是促进经济增长，而是经济的稳定运行，使每年的GDP尽可能接近长期趋势线，实现资本、劳动的充分就业。产出过低就推出扩张性政策，将Y1提高到Y2，高了就采取紧缩政策，把Y3降到Y4。经济增长指的是潜在GDP的增长，即这条趋势线斜率的增加（如图二中的间断粗线所示）。凯恩斯研究的是在技术不变从而效率不变的条件下，如何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而经济增长的含义是在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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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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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政策制定者甚至一些学者误把凯恩斯主义政策当成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长期地和常规化地进行财政与货币刺激，最终导致财政与金融危机，不能不说是代价沉重的对学术思想的误解。希腊等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虽然起因不是保持经济增长，而是维持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福利开支，那些地方的民众和政府相信的“债务无害论”与凯恩斯主义者的说教不无关系。中国2009年的“四万亿”则是明显的错用兴奋剂，眼下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潜在的银行坏账都是这一类政策的直接后果。日本的安倍经济学号称有三支箭，前两支很快射出，政府开支、超发货币令日元贬值，第三支箭——结构改革却迟迟不见踪影。兴奋剂药效递减，如今只有麻醉的作用，日本经济经过短暂的喘息，重新回到萎靡疲软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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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了几十年，世人也该清醒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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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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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因凯恩斯经济学存在的问题和后人的误解而否认凯恩斯在经济理论上的贡献，他提出的革命性概念如“价格刚性”、“市场失灵”和“动物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深入研究市场经济的本质，在非对称信息、非完美竞争市场、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融合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凯恩斯是当之无愧的宏观经济学之父，在经济学说史上，他的名字将来很可能会更多地出现在微观领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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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1日在北京清华科技园人文经济讲座第四期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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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1704528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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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奥地利学派的当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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