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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文字叙述的概念虽然不够也不可能像数学那样精确，逻辑推演不够也不可能像数学那样严密，但熊彼得抓住了市场经济效率的主体，抓住了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如果不是唯一源泉的话。市场经济的效率可以拆分为已有技术下的资源配置效率（Allocative Efficiency）以及技术决定的资源生产效率（Factor Productivity），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关注前者，比如怎样分配劳动力，而熊彼得聚焦后者，即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假如能够量化的话，资源配置效率应该仅占一小部分，资源的生产效率构成市场经济效率的主体。从工业革命时期的蒸汽机到今天的互联网，历史告诉我们，人类财富的积累、营养的增加、寿命的延长、生活的便利主要是拜技术创新之赐，而不是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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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彼得创新理论的当代意义不言而喻，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不是财政开支或者央行印钞票，而是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让企业家充分发挥作用。产业政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很可能是有害的，因为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官员而非企业家主导创新。且不论官员是否具备有熊彼得所说的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的能力，他们远离市场，缺乏经营工商企业的经验，既不能享受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也不必对创新失败的后果负责，他们怎么可能比企业家更有效地进行研发和创新呢？实践中的产业政策扭曲价格信号，误导企业一窝蜂涌入政府扶持的行业，例如执行“四万亿”政策期间的光伏产业，结果产能很快过剩，价格暴跌，企业亏损累累。产业政策的另一弊端是创造了诸多的寻租机会，官商勾结，骗取国家财政补贴，新能源汽车行业就有过这方面的多个案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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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企业和企业家的主体地位，并不意味着政府在创新方面无所作为，政府应该资助暂时和也许永远不能产生商业收益的基础科学研究。熊彼得区分了发明和创新，定义发明为技术上的突破，而创新是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应用，为政府和市场的分界提供了理论基础。简单地讲，政府可以关注和资助发明，而创新的主角毫无疑问是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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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熊彼得看来，创新既是经济增长也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综合前人特别是康特拉基耶夫的研究，熊彼得建立了技术创新和经济景气循环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供给侧”的经济周期理论拒斥凯恩斯的宏观反周期政策，为什么要执行紧缩政策抑制新技术投资造成的繁荣呢？经济衰退可能仅仅是两个技术创新高潮之间的停歇，为什么要减息刺激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呢？没有新技术带来的新的投资机会，新增货币和信贷只能流向产品市场而加剧通货膨胀，或者流向资产市场制造泡沫，如同美联储2001年到2006年间超低利率导致的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的结果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米塞斯与哈耶克在20世纪三十年代论证过，货币进入经济各个部门的时间和速度不同，因而影响相对价格，相对价格的扭曲导致资源错配和经济从繁荣到衰退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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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化经济周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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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哈耶克经济周期理论时是奥地利学派留下的另一宝贵遗产，我们最近做了粗线条的数学模型，模型反映了奥地利学派的两个核心观点：生产需要时间以及资本的专属性。这是一个两部门模型，消费品当期可以生产出来，资本品的生产当期不能完成，需要两期。根据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我们放弃新古典经济学中财务资本K的概念，用具体的、物理的K1代表专门用于生产消费品的资本品，K2是用于生产资本品的资本品，K1和K2不能相互替代，烤面包（消费品）的炉子不能用来炼钢（资本品），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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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模型的计算机模拟结果还是比较令人鼓舞的，我们已经可以证明货币的非中性。在新古典的模型中，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作用完全体现在价格上，名义利率或者不变，或者和价格同幅度上升，真实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胀率）保持不变从而投资需求不变。我们模型中的价格虽然也跟着货币扩张上涨，但资本品的供应由于生产周期较长而发生短缺，资本品价格上涨得更多，真实利率对于资本品部门而言是下降的。低利率拉动了投资需求，经济进入短期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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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模型也可演示政策刺激的经济景气的“自动反转”，即哈耶克所描述的从繁荣滑向衰退的必然过程。货币松宽推高了资本品的价格和利润率，吸引资源从消费品部门流向资本品的生产，资本品供应增加，价格下降，而消费品的产量减少，价格上升。当消费品价格足够高时，消费品部门的利润率超过资本品部门，驱动资源重新流回消费品部门。随着资本品-消费品相对价格的变化，资源在两个部门间不停地重新配置，但能够自由转换的只有劳动力，原先生产消费品的工人稍加训练即可生产资本品，而资本因为具有专用性——烤面包的炉子不能用来炼钢，或被闲置（过剩产能），或被废弃。当部分资本品退出生产时，经济衰退就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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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哈耶克经济模型中的货币政策引发了经济的波动，而不是像凯恩斯主义者设想的那样稳定经济，我们的模拟结果和弗里德曼代表的货币学派观点不谋而合，但经济波动的产生机制却和货币学派大相径庭。奥地利学派指出，中央银行的干预导致名义利率偏离“自然利息率”——令投资等于储蓄的利率，扭曲的资金价格意味着资源跨期和跨部门的错配，不仅造成经济的振荡，而且因资本的闲置或损失，经济陷入衰退。货币学派认为，低利率下的通货膨胀或迟或早迫使中央银行收紧银根，利率的上升将减少投资需求和产出。换言之，货币政策周期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要想稳定经济，必先稳定货币供应。弗里德曼于是提出著名的固定货币增长率规则，比如说每年3%，立法禁止中央银行任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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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学派在货币政策上走得更远，即使货币增长率固定，名义利率也可能与自然利息率相悖，引起上面讲的资源在两个部门间的再配置，以及繁荣和衰退的交替循环，最好的货币政策因此是没有货币政策例如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上帝决定货币的数量，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市场出清的自然利息率，自动实现投资和储蓄的相等。在奥地利学派看来，现有形态的中央银行几乎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其职能仅为金融监管和金融救助而不再包括货币政策的制定。考虑到世界经济曾在金本位制下运行过很长时间，以及2000年代初期美联储超低的利率制造了房地产泡沫，成为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奥地利学派改革甚至取消中央银行的建议并非惊世骇俗之言，而是有理论和实证的支持，起码不应被排除在替代现行货币体系的可选方案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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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情况下，取消货币政策是极为困难的，除了公众期盼和依赖救世主的情结，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当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某国的主权货币例如美元一旦成为国际准通货，可以给该国带来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和国内货币政策的更大空间。奥地利学派设想的货币非国家化虽具有经济学的逻辑一致性，实现的障碍在政治而不在经济领域，相对而言，弗里德曼主张的立法规范货币发行的政治可行性更高一些。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给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的现实应用带来一线希望，像比特币（Bitcoin）那样的网上电子货币完全不依靠政府的信用，因而完全摆脱了政府的掌控，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操纵比特币的流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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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了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竞争、创新和经济周期理论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希望这个学派打破孤芳自赏的状态，接受主流经济学的语言，与主流经济学展开对话。同时希望主流经济学改变日益数学化的倾向，走进市场，走进企业，从现实而不是假设出发进行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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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年会上的主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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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宽广的尺度，狭窄的视野——评《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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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书评而非书的内容，法国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以下简称《21世纪》）迅速走红，经美国凯恩斯主义者的全力宣传，这部“史上最少被通读的畅销书”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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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7 乃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永恒主题，就像文学中的爱情，或者哲学中的心和物。与文学和哲学不同，收入分配的话题热度呈现出模式化的周期波动。在泡沫膨胀的繁荣年代，人们忙着抢占风口，相信连猪都可以借力飞起来，无人关心分配问题。一旦潮水退去，发财的梦想随着泡沫破灭，裸泳者方在沙滩上大喊起来：是谁扒了我的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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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无数家庭的积蓄被一扫而光，美国人千夫所指的，自然是作恶多端的华尔街，“看那些没有良心的金融大亨！”惊恐的德国白领则将矛头对准政治上永远不会错的犹太奸商。2008年没有什么不同，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中产阶级再次占据道德高地，为自己过去的无知与疯狂寻找理性的辩解。总统和议员们假装义愤填膺，抚慰假装无辜受伤的子民，修改游戏规则，用税收的钞票换取他们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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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和角色都没有变，只是换了舞台和演员，还有为他们敲边鼓的乐队。大戏的精彩不在动情的演出，而在戏说的科学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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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拿出长达一个多世纪、涵盖几十个国家的数据，掷地有声地宣布：糟糕透了！过去三十年间，世界主要国家的收入分配持续恶化，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用钱赚钱，富者愈富，而劳动者收入的份额不断下降，贫者愈贫。作者接着用一个疑点重重的不等式外推，预言这种糟糕的趋势不会改变，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自然的力量和机制能够自动调节收入分配，除非政府采取坚决的措施，比如说皮凯蒂建议的资本税。坐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皮凯蒂引用前人的分析，暗示社会将陷入剧烈的动荡，例如马尔萨斯推断的瘟疫和战争，或者马克思所预言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就是《21世纪》的逻辑梗概，余下的便都是数据，和那个划时代的前《资本论》相比，肤浅可爱得像卡通米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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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21世纪》的批评多集中在数据的可靠性和适用性上，无意中认可了其简单而武断的方法，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方法论恰恰是该书问题的要害所在。社会稳定固然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却并不是收入越平均，社会就越稳定，两者的关系取决于民众对正义与公平的理解。换言之，收入分配首先是个伦理学问题。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民众有可能容忍、接受甚至欢迎收入差距的增加，倘若如此可以提升个人福利水平的话。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存在，因为收入差距一方面为社会精英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激励，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有可能积累资本，投入到创新等高风险的经济活动中，努力促进经济的增长。结果是可供分配的饼做大了，虽然普通民众个人的份额下降，但得到的绝对量增加，因而愿意支持这样的收入分配“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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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从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三个维度讨论收入和财富分配。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正义的、正当的？这是伦理学试图回答的问题。经济学分析则聚焦收入分配和财富创造的关系，折射到伦理维度上，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民众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决定他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当两者的互换程度较高时，均平主义者眼中的收入分配恶化不一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伦理学和经济学的维度，《21世纪》基于趋势外推的警世通言可能只是耸听危言，资本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继续在道德的鞭笞下，扮演鞭笞者也不愿拒绝的创造财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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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的社会就不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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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未必是出于皮凯蒂教授的原意，热情的读者仍把《21世纪》当作客观的、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支持他们预设的一个伦理学命题：收入的平均分配是“善”，是正义的（Just）和可欲的（Desirable）；而收入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饶恕的“恶”。这个看似不言自明的公理，实际上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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