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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情况下，取消货币政策是极为困难的，除了公众期盼和依赖救世主的情结，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当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某国的主权货币例如美元一旦成为国际准通货，可以给该国带来金融市场上的优势和国内货币政策的更大空间。奥地利学派设想的货币非国家化虽具有经济学的逻辑一致性，实现的障碍在政治而不在经济领域，相对而言，弗里德曼主张的立法规范货币发行的政治可行性更高一些。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给奥地利学派货币理论的现实应用带来一线希望，像比特币（Bitcoin）那样的网上电子货币完全不依靠政府的信用，因而完全摆脱了政府的掌控，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操纵比特币的流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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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讨论了奥地利学派关于市场竞争、创新和经济周期理论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希望这个学派打破孤芳自赏的状态，接受主流经济学的语言，与主流经济学展开对话。同时希望主流经济学改变日益数学化的倾向，走进市场，走进企业，从现实而不是假设出发进行经济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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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年会上的主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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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荡的钟摆 宽广的尺度，狭窄的视野——评《21世纪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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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书评而非书的内容，法国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以下简称《21世纪》）迅速走红，经美国凯恩斯主义者的全力宣传，这部“史上最少被通读的畅销书”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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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7 乃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永恒主题，就像文学中的爱情，或者哲学中的心和物。与文学和哲学不同，收入分配的话题热度呈现出模式化的周期波动。在泡沫膨胀的繁荣年代，人们忙着抢占风口，相信连猪都可以借力飞起来，无人关心分配问题。一旦潮水退去，发财的梦想随着泡沫破灭，裸泳者方在沙滩上大喊起来：是谁扒了我的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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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无数家庭的积蓄被一扫而光，美国人千夫所指的，自然是作恶多端的华尔街，“看那些没有良心的金融大亨！”惊恐的德国白领则将矛头对准政治上永远不会错的犹太奸商。2008年没有什么不同，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中产阶级再次占据道德高地，为自己过去的无知与疯狂寻找理性的辩解。总统和议员们假装义愤填膺，抚慰假装无辜受伤的子民，修改游戏规则，用税收的钞票换取他们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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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本和角色都没有变，只是换了舞台和演员，还有为他们敲边鼓的乐队。大戏的精彩不在动情的演出，而在戏说的科学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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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凯蒂拿出长达一个多世纪、涵盖几十个国家的数据，掷地有声地宣布：糟糕透了！过去三十年间，世界主要国家的收入分配持续恶化，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越来越高，用钱赚钱，富者愈富，而劳动者收入的份额不断下降，贫者愈贫。作者接着用一个疑点重重的不等式外推，预言这种糟糕的趋势不会改变，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没有自然的力量和机制能够自动调节收入分配，除非政府采取坚决的措施，比如说皮凯蒂建议的资本税。坐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皮凯蒂引用前人的分析，暗示社会将陷入剧烈的动荡，例如马尔萨斯推断的瘟疫和战争，或者马克思所预言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就是《21世纪》的逻辑梗概，余下的便都是数据，和那个划时代的前《资本论》相比，肤浅可爱得像卡通米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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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21世纪》的批评多集中在数据的可靠性和适用性上，无意中认可了其简单而武断的方法，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方法论恰恰是该书问题的要害所在。社会稳定固然与收入分配密切相关，却并不是收入越平均，社会就越稳定，两者的关系取决于民众对正义与公平的理解。换言之，收入分配首先是个伦理学问题。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民众有可能容忍、接受甚至欢迎收入差距的增加，倘若如此可以提升个人福利水平的话。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存在，因为收入差距一方面为社会精英提供了创造财富的激励，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有可能积累资本，投入到创新等高风险的经济活动中，努力促进经济的增长。结果是可供分配的饼做大了，虽然普通民众个人的份额下降，但得到的绝对量增加，因而愿意支持这样的收入分配“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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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从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三个维度讨论收入和财富分配。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正义的、正当的？这是伦理学试图回答的问题。经济学分析则聚焦收入分配和财富创造的关系，折射到伦理维度上，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民众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权衡决定他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当两者的互换程度较高时，均平主义者眼中的收入分配恶化不一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当我们把视野扩展到伦理学和经济学的维度，《21世纪》基于趋势外推的警世通言可能只是耸听危言，资本在可预见的将来会继续在道德的鞭笞下，扮演鞭笞者也不愿拒绝的创造财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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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的社会就不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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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未必是出于皮凯蒂教授的原意，热情的读者仍把《21世纪》当作客观的、无可辩驳的“科学”证据，支持他们预设的一个伦理学命题：收入的平均分配是“善”，是正义的（Just）和可欲的（Desirable）；而收入的两极分化是不可饶恕的“恶”。这个看似不言自明的公理，实际上并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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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做一个测试，在没有任何压力与胁迫的情况下，请说出你心目中的公平与正义。假定幸福感和绝对收入及相对收入正相关，所谓绝对收入就是货币与实物收入之和，相对收入是你的收入与社会平均之差。为什么相对收入影响你的幸福感呢？别人赚钱多少和你有什么关系？正如诺奖得主索洛教授所言：“你吃的是你的工资，而不是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8 当然有关系，因为人人都有嫉妒心。“嫉妒”两字听起来或许有些刺耳，其实是中性的，没有任何褒贬的含义。在言必称春秋大义的环境里，性欲都要用孝道包装，若嫌“嫉妒”难听，不妨换上带有“正能量”的“同情”。杜甫见“路有冻死骨”，意欲倾力相助，无奈囊中羞涩，不禁悲从中来，挥笔怒斥“朱门酒肉臭”。总而言之，收入越是低于社会平均，人就越痛苦。同理，高于社会平均的收入带来额外的兴奋和愉悦，我们称这种心理为“贪婪”。贪婪和嫉妒乃同一硬币的两个侧面，均为相对收入产生的心理满足，只不过符号一正一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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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源于嫉妒还是贪婪，生而有之的人性决定了相对收入和个人幸福感息息相关。在既无妒嫉也没有贪婪的桃花源社会中，人人安贫乐道，安富乐道，丝毫不在意他人收入的高低，也就不存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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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了相对收入和幸福感的正相关后，我们从如下的自愿选择中推测你的公平观。设想方案A：你的绝对收入10万元，相对收入等于零，即社会平均收入也是10万元，你的绝对收入正好等于社会平均。方案B：绝对收入12万元，相对收入-1万元，这时的社会平均收入为13万元，你的绝对收入比社会平均低1万元。均平主义者会选择A，因为方案B的收入分配“恶化”了。但是理性的你有可能选择B，牺牲一定的相对收入以换取更高的绝对收入是值得的，毕竟绝对收入决定你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而相对收入仅带来心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幸福或痛苦。选择B的事实说明收入分配的“恶化”对你来说不一定是坏事，如果你在绝对收入上得到了足够的补偿。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收入分配的怨恨一般在经济衰退期间爆发：绝对收入停滞不前，收入差距的增加令人感到格外地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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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选择了A，我们会解读为绝对收入还不够高，不足以弥补-1万元相对收入造成的精神损失，于是将方案B中的绝对收入增加到15万元。这时你还会选择A吗？究竟绝对收入高到多少你才接受-1万元的相对收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之间是否存在补偿替代关系。如果认可这样的替代，你还会同意“公平”的含义就是收入的平均分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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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现实世界中人类行为的观察，我们相信这样的替代关系确实存在。在计划体制下，前东德的收入分配较为平均，东德人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翻越柏林墙，逃往收入差距大的西德？用我们的语言讲，绝对收入和绝对生活水平比均平与否更为重要。同样地，人们通过合法与非法的管道，从改革开放前相对均平的大陆，跑到两极分化严重的香港。类似的现象今天依然存在，从古巴潜入美国，都是为了更高的绝对收入而离开收入差距较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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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收入的平均分配为代价实现绝对收入的提高，并且绝对收入产生的幸福超过相对收入带来的痛苦，这样的收入差距非但不应谴责，反而要作为“善”予以保护和鼓励。如果公众也持有同样的公平正义观，对收入差距有较高的容忍度，《21世纪》的主要结论就不成立了——收入分配“恶化”的趋势未必导致马尔萨斯推论的战争或者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管这趋势从数据上看如何地不可避免。收入分配是否危及社会稳定取决于社会伦理以及公众的理性程度，即他们能否和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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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理想主义者也许会问，何不设计一种完美的社会模式，让财富在韩国的市场经济中充分涌现，再按照朝鲜的计划经济规则进行分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效率与均平的兼顾。遗憾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精华与糟粕往往同生共灭，去其糟粕，精华也就不存在了。中国和前苏联、东欧的计划经济历史都证明，收入平均分配阻碍经济的发展，致使国民的生活水平长期落后于贫富分化明显的市场经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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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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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展经济，必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只有让他拥有和享受财富，他才愿意“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尽其所能地创造财富。财富连同社会地位以及弗洛伊德的“性”，是人类行为的根本驱动力。均平主义者大概可以承认这一点，但仍会怀疑“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为什么不是“让所有人同时富起来”呢？答案既简单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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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回答是，大家同样富等于大家同样穷，财富一旦平均分配，就失去了激励的作用，尤其对于社会精英，他们的目标不是优秀，而是杰出，也就是相对于芸芸众生的优秀。设想在政治领域中，如果人人都是国王，无异于人人都是草民，那样的话，谁还愿意赌上身家性命去争夺天下？富可敌国的工商巨子仍在孜孜不倦地赚钱，驱动力已从自己致富转变为比别人更富，也就是更高的相对收入，即最容易激起大众仇恨的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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