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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观念入手，说明子系统是如何构成双向兼容的。现代社会的核心观念是平等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平等的个人不能接受非自愿的支配性权力，这就要求政治子系统采用现代民主制。任何一个社会都要在某种秩序中运转，秩序的建立和维护离不开强制力。在现代社会中，强制力的授权和使用只能来自于全体而不是部分人或者大多数人的同意。“全体同意”说的当然不是每件事都要投票并且一致通过，而是根据一致同意的立法程序和立法规则制定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具体法律，比如《物权法》得到三分之二国民的赞同，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尽管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服从。服从的基础并非大多数人代表真理，而是因为这三分之一的少数事先也同意了三分之二多数的立法规则。就像下棋，输棋的一方必须接受令人不悦的失败结果，因为游戏规则是在开局前双方一致同意的。政治子系统中的“一致同意”原则赋予每个人否决权，体现了平等的权利，政治子系统与观念子系统达成目的性兼容。反过来讲，只有民主法治才能保护平等的个人权利，我们称之为工具性的兼容。自由平等要求民主法治，民主法治保障平等权利，这就是观念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双向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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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类似地，平等的个人权利包含了经济机会的平等，这意味着实行自由市场制度而拒绝强制性的计划指令，因为行政指令限制了人们的选择机会，被认为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自由市场经济中可以有政府的监管和干预，但必须经过所有人的一致同意，也就是必须在法治的基础上进行。从工具性的角度讲，只有在自由市场中，个人才能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和财务自由，而财务自由是个人思想、社会活动等其他方面自由的前提条件。正像民主之于现代社会的观念，自由市场经济既体现了平等权利，又是平等权利的保障，同时满足目的性和工具性双向兼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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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政治子系统和经济子系统，除了通过观念子系统间接关联，两者还存在直接的耦合。市场经济的最基本活动是自愿交易，如果没有私人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有效保护，如果没有严格的市场规则，经济秩序就无法维护，市场交易就无法顺利进行，而民主和法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正是保护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私人产权的另一功能——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实现交易——在于激励创新，从蒸汽机到互联网的技术创新以及从手工工场到跨国公司的组织创新构成现代社会的财富源泉。产权制度为企业家建立了关于未来的稳定预期，鼓励他们进行长期的研发活动；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也保证了创新成功后的回报，为企业家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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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仅需要物质激励，也需要自由的思想环境。突破了中世纪教会的束缚和禁锢之后，哥白尼、伽利略等人才能开展他们的科学研究，继而引出彻底改变人类思维方式和生产方式的科学革命，科学的进步为工业化时代的一系列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持续的和系统的科学研究以及研究成果的广泛商业应用是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只有在现代的、自由的观念子系统中，理性才得以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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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高度耦合的现代制度体系带来经济和社会治理的高效率，不仅使现代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优势，而且维持了国内社会的长期稳定。一方面，技术创新使社会财富的蛋糕不断做大，收入分配因此有可能实现“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绝对收入的提高弱化了相对收入下降引发的怨愤，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另一方面，现代制度体系的具体安排减少了冲突，且在冲突发生时能够提供相对公正的法治化解决方案，避免社会的剧烈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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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中破坏稳定的因素通常有精英和草根阶层的斗争，以及统治精英内部不同集团的斗争。精英与草根的对立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但已被大大缓解。现代民主法治保障的平等权利给予草根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精英阶层无法通过掌握国家机器和修改博弈规则（法律）取得利益分配的优势地位。草根阶层或许对博弈的结果不满，但不会用非常手段，例如革命强行改变或推翻博弈规则，因为现行规则是经过程序意义上的全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现代社会的流动性为上下层之斗进一步釜底抽薪，平等权利打开了社会上下层对流的通道，出身贫寒的少数族裔可以当选总统，一文不名的小字辈可以奋斗而成名流巨富，与其上街游行闹事，不如在现有体制中寻找通往上层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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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也少有上层的政变或内战，而威胁传统社会稳定的，经常是统治阶层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由于现代的产权保护制度增加了当权者剥夺民众的困难，政治权力的“含金量”或者寻租收益大幅下降，当官未必能发财，从政的回报和官场的风险不再匹配，社会精英分子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弱化，一些人转而创业经商，同样达到扬名立万的人生目标。现代制度在改变社会精英激励机制的同时，也减少了“权贵资本主义”和腐败，有助于缓和社会上层与底层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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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和效率并非现代制度体系的两个彼此独立的性质，而是相互关联的。在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企业和企业家才能建立对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才可能做出长期的投资计划。在研发上的长期投资和长期的技术积累是市场经济效率的根本保障，如同前面讲过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反过来有助于达成帕累托改进的收入分配，从而有助于维护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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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制度体系稳定性的批评集中在收入分配和公平上，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以一本《21世纪资本论》红遍半个世界，他在书中主张征收资本税以改善收入分配。类似这样的劫富济贫体现了社会公平吗？未必。现代公平观讲的是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而不是收入或财富的均等，皮凯蒂搞错了基本概念。乔布斯是亿万富翁，苹果的软件工程师每年也就二三十万美元收入，不公平吗？收入差距反映了对财富创造的贡献不同。没有乔布斯，苹果的500个工程师也做不出智能手机；有了乔布斯，在市场上招聘500个工程师就做出来了，这500个人可以是张三、李四、王五……也可以是约翰、彼得、保罗……乔布斯却只有一个，不可替代。皮凯蒂要征收资本税，劫富济贫的结果是弱化创新激励，抑制创新，公众于是要在两种方案之间做出选择：宁可让乔布斯成为亿万富翁，世界上有智能手机可用；还是宁可没有智能手机，也要收入平均分配？既要智能手机又要收入平均分配是不可能的，逻辑上和现实中都不可能。中国人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理性的选择当然是有乔布斯的世界更好一些。现代社会的公平需要民众的理性，实现社会公平的办法不是资本税，而是坚持机会的平等，让具有乔布斯那样潜质的人都能够成就乔布斯那样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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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一下，现代制度体系的特点一是高效，二是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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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现代社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民众会想到明君清官，学者则偏重教育和启蒙。从历史上看，形成现代社会的首要条件是多元利益，而且多元利益中没有一方具有支配性的力量，不可能“通吃”。这时各种不同的利益之间就要寻求妥协，商量和制定游戏规则，按照一致同意的规则进行合作。合作中又有竞争，竞争再激烈也不会破坏合作的大局面，不会搞暴力革命打倒哪一方或哪几方，因为合作的收益大于竞争造成的损失。这种状态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纳什均衡，一种自我实现的稳态，不需要超然暴力的震慑和干预，均衡中的各方没有一家愿意偏离或打破目前的状态，因为任何偏离都会导致自己利益的减少。多元各方商定的、达到并维持纳什均衡的规则就是法律，或许还有约束力较弱的道德规范。现代社会只能出现在纳什均衡中，非支配性的多元利益是均衡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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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实质是什么？美国日裔经济学家青木昌彦认为，法律、制度并不是白纸黑字写的条文，条文必须转化为社会成员的“共有信念”才成为制度。所谓共有信念就是一致的预期，而预期在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以《交通法》为例，法律条文写得很清楚，为什么大街上还是到处看到违反交通规则的人，法律为什么不管用？根据青木昌彦的观点，在没有转化成共有信念之前，纸面上的条文不起作用，因为违反规则可以获得超额收益。《交通法》规定车辆、行人在红灯前要停下来，但有人就是要闯红灯，你们都停下，他正好借机冲过去，用最短的时间通过十字路口，这在博弈论中叫作“流氓的优势”，靠违反规则在博弈中获得超额收益。如果闯红灯的人多了，你也不想停车，谁老实谁吃亏，小人多到一定程度，君子也变成小人，大家都闯红灯，《交通法》就成了一张废纸。你什么时候守法呢？预期别人都守法时，你才守法，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预期，纸面上的条文才成为有约束力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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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承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人多手杂，人多心杂，怎么能形成一致预期呢？这就需要理性，更准确地讲，需要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所说的，将个人理性上升到集体理性。闯红灯是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但如果大家都闯红灯，十字路口堵死了，包括违规者在内的所有人在道路上花费的时间将更多。最终，个人理性引导每个人认识到，“流氓的优势”会变成对自己不利的劣势，从长远看，守规守法其实符合自己的利益。当人们把认识落实在行动上，守法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守法的一致预期逐渐形成，《交通法》就真正变成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规则、法律、制度的实质就是一致预期，现代化制度转型的困难在于所有社会成员预期的同步转换，用博弈论的话讲叫作“囚徒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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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难在预期的同步转换，具体而言，存在两方面的困难。第一，从旧的潜规则预期转到新的法治预期，有可能谁先转变谁吃亏，比如在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混乱环境中，你要率先守法不是犯傻吗？按照陈规旧习行事的反而占便宜，还是前面讲的违法有超额收益，以及协调预期时碰到的“囚徒困境”。只有经过多期的重复博弈，人们认识到旧规则的低效和对自己的伤害，才愿意尝试建立新的规则，开始漫长而代价巨大的转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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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传统社会也是一个纳什均衡，均衡的规则已在传统社会的长期存续中内化为绝对价值，或者叫伦理道德。人们连改变它的念头都没有，认为这样的道德是天然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例如“孝”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孝”并不是天赋或生而有之的，这个概念由儒家倡导，被历代统治者定为正宗。为什么要行孝呢？儒家说父母养你这么大，你当然要回报。有人不买账，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说：父母养了我，不过是他们情欲的偶然结果而已，我为什么要背上这个道德的负担呢？我不欠他们什么债。所以“孝”的观念是历史的，父慈子孝，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实践，保持家庭和谐稳定的外在规则内化成心中的道德，似乎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是绝对不可更改的。现代社会没有“孝”的概念，美国父母对儿女的责任就到18岁，18岁以后赶出家门，自谋生路。儿女大学毕业后找到工作，挣钱自己花，从来不给家里，父不慈，子不孝。中国传统社会，“孝”成为观念子系统中的核心价值，推衍到政治子系统里就是“忠”，君父同阶，孝顺父母和忠于君王是一个逻辑。现代社会虽然不一定排斥“孝”，孝作为私人美德可以保留下来，但需要注意，它和平等权利的现代观念是不兼容的，现代社会也不可能像传统社会那样，由孝到忠，比照家庭关系建立政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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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里为止，我们介绍了有关现代制度体系的文献、概念和理论分析框架，下面讲一下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转型，与上面的理论部分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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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封建制为起点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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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研究部分，我们侧重“赶超”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而不是“自然演化”进入现代社会的英国和美国。英、美的现代化主要由国内力量驱动，例如英格兰经历了长期的制度变迁，缓慢而渐进地实现了现代化，有些学者视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现代的滥觞，英国的麦克法兰教授则上溯到14世纪。赶超型的德意志、日本、俄罗斯与中国在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压力下，仓促启动本国的现代化，救亡图存，力争跟上世界的脚步，这些民族是我们的研究重点。我们将后发的赶超型现代化再分为两类，分类方法和摩尔有重合，但着眼点不同，摩尔以前现代传统社会的农村状态为主轴，我们则强调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对现代化路径的影响。第一类赶超型现代化有德意志和日本，以封建社会为起始点；第二类是俄罗斯与中国，从皇权-官僚专制的传统政治体制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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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超型国家被迫离开原有的社会演化轨迹，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改造，原因在于现代制度体系以战争的方式展现了它的效率，借着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它的优越性。仍处于传统社会的民族无可奈何，战败之后痛定思痛，起而师法征服者，走上现代化的道路。1806年，号称欧洲最精锐的普鲁士陆军遭到拿破仑法军的毁灭性打击，普鲁士险些亡国，触发1807年首相施泰因领导的普鲁士现代化改革。1853年，美国海军佩里舰闯入东京湾，用大炮轰开了日本的国门，西方列强接踵而至，强迫德川幕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面对外部危机，西南诸藩的武士和大名于1860年代初期发动“尊王攘夷”运动，很快演变为1866年正式登台的明治维新。1853年到1856年，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惨败于英、法，1857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筹备农奴制等各项改革，1861年正式下诏推行。1905年俄国在远东被日本击败，同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同意召开第一届国家杜马（议会），次年授权首相斯托雷平主持土地改革。中国近代史我们比较熟悉，1898年戊戌变法的直接起因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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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战争的失败清晰地暴露了国内体制的问题，精英统治集团不得不改革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德意志前现代的统治精英包括王室、土地贵族领主、高级行政和军事长官；日本还要加上颇具特点的武士阶层。德意志现代化的早期推动者如施泰因、俾斯麦大多出身贵族，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为西南四藩的武士和大名（统治藩的封建领主）以及皇室公卿。统治阶层面临的紧迫任务是通过国家治理和经济的现代化实现军事的现代化，富国强兵，驱逐外部势力，维护民族独立。民族主义自然成为现代化的思想旗帜，政治上取消地方封建分治，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创设官僚制的全国税收和行政管理系统，提高国家汲取和动员资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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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图一可以看出，赶超型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先行现代化国家有两个明显的差别：其思想观念是族群认同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政治体制在现代的外衣下保留了精英统治的实质（图二）。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现代化运动本来就是由社会精英发动和领导的，目的是挽救他们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精英集团以超越各个阶层的民族事业为号召，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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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半现代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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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起源于世界上首先现代化的英格兰，那里的人们以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形成民族认同；法兰西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是人们熟知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在拿破仑占领了大半个德意志之后，沦为他人附庸的屈辱刺激德意志民族主义兴起，时势和文化传统造就了不同版本和不同内涵的民族主义。个人自由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从未得到发育的机会，个人权利被宏大的民族利益所淹没，欧洲也曾上演过“救亡压倒启蒙”历史剧。君王成为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天然代表，行使国家主权，君权不仅压倒了传统社会的神权，也压倒了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人权。抽掉个人权利的民族主义抑制和阻碍了现代民主制的发展，在理论上和精神上助推德国和日本的海外扩张，并最终走向极端的种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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