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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170453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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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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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还没有到最后下结论的时候。在上一节中，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想要通过计算来“发现”剥削行为，还需要指定某个特定类型的行为主体，他们会进行探索。在未来，我们希望通过计算能够自动“发现”我们没有想到过的、更广泛多样的可能剥削行为，并且对它们进行测试，从而提前预测到可能的操纵。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无疑理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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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究竟如何？针对美国–墨西哥边境的偷渡，基于计算机的模型将会给出什么预测（如它是否能够想象到16米高的梯子）？基于计算机的模型在得到了我们的提示后，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些。我们为计算机仿真程度提供不同的“梯子高度”，如8米、12米、20米等，这样计算机仿真程序就会“学会”：16米高的梯子是有效的。但是，这其实是在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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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偷渡攻防战”这种情形而言，我们真正希望做到的是，计算机仿真程序能够在完全没有人为提示的情况下自主地“思考”：当边境上竖起了防止偷渡的高墙时，怎么办？我们希望计算机仿真程序能够在没有任何内置提示的条件下，“发现”梯子这一类工具，或者发明其他合理的方式来战胜障碍。而要想做到这一点，计算机仿真程序就需要有关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必定是一种深刻的知识。为此，计算机仿真程序必须成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智能体，知道世界的各种可能性、知道什么是可用的、知道一般来说“外面会有什么”。换句话说，它需要某种类似于我们人类智力的东西。不难感觉到，这里有一些人工智能的味道。是的，我们其实是在要求得到一台“发明机”，即一台能够意识到自己身处的世界、能够在概念上将一系列构件组合到一起去解决一般性问题的机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属于“人类认为不难，但对机器来说却很困难的计算问题”，即所谓的“人工智能完备性”问题，诸如阅读和理解文本、解释语言、翻译语言、识别视觉对象、下棋、裁判司法案件等问题，均属此类。考虑到我们关注的焦点，我们还可以加上一项：对解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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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问题绝对不仅是一个概念性的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能够认识到这一点，那就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良好开端。我们能够“教会”计算机识别不同情境，并让它建立一个庞大的、通用性的实用知识库。众所周知，早在2010年，IBM就“教会”了一台计算机，并让它成功地参加了电视智力竞赛节目《危险边缘》，它就是通过建立一个庞大的知识库来实现这一点的。因此有朝一日，计算机也会拥有一个庞大的、关于以往各种情形的，以及这些情形如何被“剥削”的语义性知识的“图书馆”。有了这样一个“图书馆”，计算机就可以“识别”出类似的情形，并利用它们来为当前的目的服务。这并不是一个遥远的预言。例如，在2003年，如果在美军向伊拉克发动进攻之前，已经进行过了计算机仿真实验，那么就应该能模拟出或计算过历史上的入侵，以及随着这种入侵而来的叛乱，还应该能就伊拉克的可能未来提出警告。它会预料到种种“涌现”出来的行为。在未来，计算机模拟应该可以很好地融入历史，找到类似的东西，如找到作为对高墙反应的梯子，并将这些东西呈现给我们。尽管从概念上看，这是完全可行的，但是我认为要充分利用这种类型的实用机器智能，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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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上“失败模式反思”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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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1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经济学理论在稳定宏观经济预期、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监管货币体系、推行中央银行制度和执行反托拉斯政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它未能防止金融崩溃和经济危机，而绝大部分金融崩溃和经济危机都是由剥削行为造成的。在我们的时代，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异数。航空安全、建筑安全、地质安全、食品和药物安全、疾病安全、手术安全等，所有这些在过去的50年中一直在稳步地得到改进。相比之下，“经济安全”在过去50年里却没有什么改变。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也只能说它变得更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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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也许会说，对自由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盲目信心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经济学理论本身的一个弱点，即缺乏一种能够在政策实施之前找到可能的失败模式的系统方法，也难辞其咎。失败模式研究从来不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核心，因为经济学坚持均衡分析，假定系统会快速地向一个没有任何行为主体有动机偏离其当前行为的地方收敛，并且会稳定在那里，因此剥削行为不可能发生。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经济学家的普遍倾向是，设计政策并对其结果进行一些模拟，但是不会充分地探讨行为假设的稳健性，不能将那些因系统性的剥削而可能失败的地方识别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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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现在是对我们的思想做出修正的时候了。设计一个政策体系并简单地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即便是相当细致深入地模拟政策结果也是不够的。我们不能把社会系统和经济系统视为一组没有改变动机的行为，而必须把它们视为一种总会引发进一步的行为、诱致进一步的策略、导致系统性改变的激励网络。我们需要仿效结构工程学、流行病学或加密科学等学科中的做法，预测我们所研究的系统中可能被剥削的地方。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政策设计进行压力测试，来找出它们的弱点，看看我们能否“打破”它们。数十年来，工程学一直坚持失败模式分析，从而使我们拥有了能飞行数百万公里的飞机、不会在地震中倒塌的高层建筑物……如果将这种失败模式分析应用于政策制定的世界，那么我们将更有可能得到我们所可能的经济和社会结果，从而避免世界上的诸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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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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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是由已经存在的技术构建而成，或者说组合而成的，而且新技术自身反过来又会作为构件，用于创造更进一步的新技术。通过这种方式，技术，即社会可用的设备和方法的集合，从自身构建出了自身。我将技术进化的这种机制，即创造新的组合并选择那些有效的组合，称为“组合进化”。在2009年出版的《技术的本质》一书中，我对这种进化机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这种进化机制不同于达尔文的进化机制，后者依赖于因变化和选择而发生的增量变化的不断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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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进化（Combinatorial Evolution） 是技术的一种进化机制。所有技术都是从已经存在的技术中被创造出来的，已有技术的组合使新技术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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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能不能在“实验室”中证明技术的“组合进化”呢？2005年，沃尔夫冈·波拉克和我设计了一个用来检验“组合进化”的计算机算法。从一组原始逻辑电路，即与非门开始，让它们随机地组合成其他更复杂的逻辑电路。如果所得到的某个电路能够完成逻辑上有用的事情，就保留下来并封装好，然后作为一个构件加入到原来的“电路之汤”中，用于进一步的随机组合。在实验中，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连续集成的过程越来越复杂，我们最终得到了大量复杂的加法器、比较器和异或器。组合进化确实可以创造复杂的技术，但这是通过先创建更简单的、作为构件的技术来实现的。我们的结果响应了生物学的发现：复杂的特征只有在较简单的特征首先被进化女神青睐并成了“垫脚石”之后，才有可能被创造出来。我们还发现，有证据表明，由此而产生的技术集合存在于自组织临界状态下。总之，我们的结果证明了这种进化形式的强大力量。本章是我和沃尔夫冈·波拉克合撰的一篇文章，最初发表于2006年的《复杂性》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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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永远不可能无中生有地凭空出现。新技术是用以前就存在的组分构建的，或者说组合成的。反过来，这些新技术本身又会成为可能的组分，用于构建更进一步的新技术。[1]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即某个社会或文化可用的机械设备和方法手段的集合，从自身构建出了自身。[2]1912年，人们将原先就存在的三极真空管与其他一些现存的电路组件组合起来，发明了放大器。放大器使得可以产生纯正弦波的振荡器的出现成为可能。这些新组件与其他组件的组合，又使得可以改变信号频率的外差混频器的出现成为可能。这些新组件与其他标准组件的进一步组合，又使得连续波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成为可能。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与其他元件的组合，又使得无线电广播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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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体”意义上，技术形成了一个由多个元素构成的集合或网络，在这个集合中，现有元素不断地构建出新元素。[3]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集合不断地通过组合简单元素来构造更复杂的元素，而且可以用很少的构件元素创造许多元素。这种进化不仅是由先前技术的可用性驱动的，它还受到了人类的需求以及技术本身所带来的需求的驱动。特定的需求，如在人类历史上，对食物、交通、疾病治疗、田地灌溉和排水等方面的需求，总是先通过简单的技术来满足，然后用更复杂的技术替代这些简单的技术。被替换的技术（想想马车运输）变得过时后，还会使得依赖于它们的其他技术（想想马车车厢制造业和打铁业）也变得过时了。因此，新元素不仅会使网络扩增，同时还会产生熊彼特所称的“创造性破坏”。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经济能动性，以及工程师、科学家和开发人员的人类能动性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将经济视为一个安排技术去满足需求的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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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考察人类历史上各项技术一步步地被构建出来的过程，可以探索技术的进化规律。但是，在本章中，我们采取了不同的研究策略。我们在计算机内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人工世界，来模拟技术被构建的过程。在这个人工世界中，技术，即被构建的元素是逻辑电路。逻辑电路的优点是，我们可以精确地描述它们的功能，而且可以将它们通过相互组合而形成的简单规则界定清楚。我们假设，在我们构建的这个人工世界中，存在一些“逻辑”需求，如对执行异或功能或进行三位数加法能力的需求，而且这些需求可以通过适当的逻辑电路得到满足。当然，前提是它们能够被创造出来。在我们的大多数实验中，原始电路就是简单的与非电路。因此，从原始技术开始通过对现有的电路进行随机组合并测试由此而得到的新电路是否满足某些需求，就可以构建出新电路，即新技术。如果一个电路被证明是有用的，即能够比它的竞争对手更好地满足某种需求，那么它就会取代以前被用来满足某种需求的电路。然后，它会被添加到当前的活跃技术集合中去，并且成为可以用于构建另外电路的元件。由此，有用的元素不断地被添加到当前活跃的技术集合中，而那些被其他元素“击败”的元素则被舍弃。也就是说，技术集合以一种自展向上的方式，先创造能够满足简单需求的简单技术，然后再利用简单技术创造能够满足更复杂需求的更复杂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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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要提出如下问题。在我们的人工系统中，技术进化的特性有哪些？技术网络是通过怎样一些步骤扩展进化的？某些技术是否会成为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即在未来进一步的组合中发挥多种多样作用的技术，如矿石冶炼术或晶体管技术，从而使得生成更多技术的有用性的分布是高度偏斜的？我们能不能在这个人工世界中，观察到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的创新风暴？如果我们从一项原始技术开始，我们这个人工系统可以创造出满足复杂需求的元素组合。或者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工系统是不是可以从一个原始的电路进化为我们所需要的电路，比如4位到8位的加法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兴趣在于探究复杂的技术进化过程。我们不关注如何制造能够完成布尔函数运算的有效的逻辑电路，那是一个工程学问题，而且已经得到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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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看上面最后一个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复杂技术的创造既源于更简单技术的存在，也源于使这些更简单的构件得以出现的特定的实际需求。例如，如果没有电子放大器和电子波发生器等构件，如果不存在使这些更简单的构件得以出现的需求，那么雷达的发明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应该预期复杂的电路会在这样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即不存在中间元素，也不存在导致这些中间元素出现的更简单的中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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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在生物学中我们也观察到，如果没有“中间结构”及利用这些中间结构的“需求”，复杂的生物器官，如人眼，是不可能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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