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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的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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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阐述了复杂性随进化而增长的三种机制。这三种机制是:通过自我增强的多样性的增加,或者通过结构复杂性的增加来突破性能限制,或者通过系统“捕获”更简单的元素,并学会将它们“编程”为“软件”来用于它们自身的目的。当然,我们不能指望这种复杂性的增长是稳定的。相反,在所有这三种机制中,我们都预测复杂性的增长是间断性的、世代性的。我们也不能指望复杂性的增长是单向性的。前两种机制肯定是可逆转的,所以我们会预期,复杂性的坍塌随时都可能随机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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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更加深入细致地对进化进行研究时,我们在生物领域之外发现了大量我们感兴趣的例子。任何一个系统,只要它的结构要面对提升自身性能的压力,并有一个“继承下来的、可变的结构的世系”,都会呈现出进化现象。我相信,能够证明复杂性与进化之间的联系的例子会不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来自生物学领域,还来自经济学、自适应计算科学、人工生命、博弈论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能找到复杂性与进化之间的联系。重要的是,本章描述的这些机制,适用于所有这些进化情境中的任何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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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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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当人类行为主体面对复杂的决策问题,或者面对包括了具有根本不确定性的决策问题时,他们在推理时所运用的不是演绎理性。那么,他们用的是什么呢?认知科学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联想地”进行思考:我们会从自身的经验中找到类似的情境,并用这些情境去拟合所面对的问题,然后从中得到一些启示。现在这篇文章探讨了这种类型的推理对经济学的意义,并提出了在经济学中对这种推理建模的若干方法。这篇文章还强调,各种情境的记忆和经验,对于我们的推理是必不可少的。有鉴于此,学习经济学的学生应该深入地钻研经济史,而不能仅仅关注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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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最初是在2000年出版、由戴维·科兰德主编的《复杂性视野与经济学教育》(The Complexity Vision and the Teaching of Economics)一书中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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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自传中告诉我们,他在学习了半年的经济学后,就对这门学科失去了兴趣,因为他认为它实在太简单了。马克斯·普朗克也在中途放弃了经济学,可是他的理由却是因为它实在太困难了。至于我自己,之所以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是因为我接受过数学方面的专业训练,而且我一开始也像罗素一样,觉得经济学很容易。几年之后,我就从罗素的立场转换到了普朗克的立场。从其本质上来说,经济学是非常“难”的。在本章中,我将详细解释我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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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从本质上说到底是难是易,取决于提出经济问题的方式。如果在构建一个经济问题时假设决策是理性的,那么通常而言都可以求得一个确定的“解”。这种经济学是简单的,无非是从问题跳到问题的解而已。但是,在这种经济学中,行为主体到底如何从问题得到问题的解的,却仍然是一个黑箱。而且,行为主体是否真的能够到达那个解,也是无法保证的,除非我们能够打开这个黑箱看一看。但是一旦我们试图打开这个黑箱,经济学马上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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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经济学家们认为,我们对问题与问题的解之间的联系的假设是有道理的。在一篇现在已经很著名的文章中,拉斯特讲述了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大都会公共汽车公司维修主管哈罗德·泽克(Harold Zurcher)的故事。在整整20年里,泽克一直负责为他的公司制定更换公共汽车发动机的计划。这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他平衡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最小化维护成本与最小化发动机意外故障率。拉斯特用随机动态规划方法找到了这个组合优化问题的解,并将这个解与泽克的优化方案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拟合得相当好。据此,拉斯特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尽管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哈罗德·泽克还是找到了问题的解,因此经济学家的假设,即个体能够找到复杂问题的最优解并不是一个坏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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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克的例子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个体能够找到经济问题的最优解这个假设,是不是合理的。如果是合理的,我们是否就可以不用去研究决策过程的细节了?在简单的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答案却是否定的。读者不妨想象这样一个“决策问题之海”,它包含了所有我们感兴趣的、有明确定义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海水浅表层,复杂的决策问题构成了海水的深层和底层,海水越深,问题就越困难。海平面附近是类似于“井”字游戏的那些问题,下面是跳棋一级的问题,更深的是国际象棋和围棋一级的问题……在理论上,我们可以说,国际象棋的“解”是存在的,它将采取纳什混合策略的形式,但是我们不能保证人类行为主体肯定能得到这种“解”。因此,可以求得“解”的、像“井”字游戏这样的问题,只存在于海平面及海平面以下半米左右的海水内。而在比这更深的海水处的问题,则无法保证有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列出这些行为主体要面对的许多更加复杂的问题。但是,大多数问题是没有明确界定的。泽克面对的问题恰好位于经济主体可以通过“理性”求解的问题与不能通过“理性”求解的问题之间的分界线上。若“海水”比它更深一点,那么经济问题的“解”就无法与“理性”匹配了,甚至可能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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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这些更深的层面上会发生什么呢?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决策者绝不会因为一个问题很难或尚未明确界定就望而却步。也许,当问题太复杂以致无法求解时,或者当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界定时,我们应该说行为主体面对的不是传统的问题,而是一种情境或情况。他们必须处理好这种情况,他们必须自己框定(framing)问题。从许多方面来看,这种框定正是决策过程的最重要的部分。在考虑如何框定问题时,你必须考虑问题和要采取的行动之间的关系。介于问题与行动之间的是认知,而且在问题与问题的解之间有很多很多东西,只要将这些东西纳入考虑的范围,那么经济学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关于介于问题与行动之间的认知问题,我可以将它转换为如下几个问题:人们如何理解一个问题的意义?个体如何处理更加复杂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真正认识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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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中,我想从认知心理学家的角度来考虑认知问题,并利用得到的结果来讨论以下两个问题:经济建模和经济学研究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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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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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中,我们一直秉持着一个简单但陈旧的心智概念。心智(Mind)被视为一个保存数据的容器。数据通过与世界的互动不断更新,而心智则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演绎推理。所有这一切在经济学中都是隐含的假设,因为在经济学中我们不会谈论“心智”。但是,我们确实认为心智或“那个推理机”,是在数据集的基础上进行演绎推理的。在经济学理论中,这种观念反映的是,将对世界的信念视为以当前数据,即当前信息为条件的变量的期望值,以及基于这些信息来制定解决方案。这是一种“速记”,也是一种合理的抽象,各门学科在许多情况下都可以利用这种方法,而且效果不错。但是我们必须超越它,只要我们来到了比“决策问题之海”海平面低半米左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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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应该从更加深层的观点,即认知科学的观点,来讨论心理和认知过程。请读者想象一下,在某个静谧的晚上,你正在读一本小说,或者就拿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Halldór Laxness)所写的《独立的人民》(Independent People)来说吧,你很喜欢这本小说。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实际上却很复杂。印在纸页上的那些黑色和白色的标记,会聚焦到你的视网膜背面的光传感器或“像素”上。这些感官知觉随后会传递到你的大脑的后部,并映射到特定的视觉神经结构。然后,不知怎的,字母和单词被解析出来。同样不知怎的,这些字母和单词通过对句法的理解而结合在了一起。我在这里说“不知怎的”的意思是,认知科学家不知道在这个知觉过程中,发生这些事情的确切机制是什么。再然后,意义不知怎的从句法结构中涌现出来了。但是,“意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个例子中,意义指的是一组关联或联想。你可能刚好读到了一句描写雨景的话:“雨一直下,平稳地、执着地,把整个郡都笼罩起来了。它落在衰朽的沼泽草上,落在那个‘是非不断’的湖上,落在铁灰色的砾石砌成的地上,落在了俯视众多小山的阴沉沉的大山上……把所有的风景都玷污了。”这些词会触发联想,事实上是触发相关的记忆。然后,你的脑中会形成一副画面或一组画面。这些相关的记忆和画面,反过来又会触发你所称的“情感”或感觉。感觉往往是很微妙的,在拉克斯内斯的世界中当然也不例外:雨的阴暗、砾石铺就的路的泥泞、山的压迫感、小农场的潮湿气味,这些感觉确实非常微妙,它们其实是我们智慧的一部分,是我们认知的一部分。它们是我们赋予符号意义的一部分。阅读并理解读到的内容的含义,涉及相关的记忆和相关的感觉。这种理解何以成为可能?认知科学家们迄今仍然未能很好地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因此法国思想家亨利-让·马丁称之为“神秘的炼金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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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炼金术,普林斯顿大学认知心理学家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这样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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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这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啊!看不见的多姿多彩,听得到的无声无息。这个无形无质的心智国度竟是如此神奇!啊!那不可窥见的本质!那无法触及的记忆!还有那难以预测的遐想!它莫非也要保护它的隐私吗!这是一个秘密剧院,上演的戏剧中充满了无言的独白和抢眼的秘密。这是一幢看不见的豪宅,收藏着所有的心情、冥思和奥秘。这是无限的失望和无穷的发现的胜境。它是一个王国,在这里,我们每个人独立地推行自己的统治,质疑我们想要做的,指挥我们做自己能做的。它是一个隐秘的道场,我们在这里一边研习秘籍,一边反思自己做过的、谋划自己未来要做的。它是一台“内部对讲机”,但所说的,更多的是关于“我自己”,而不是关于任何我可以在镜子中找到的东西。意识就是自我本身,它无所不包,但又什么都不是。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它来自哪里?它的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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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想强调的一点是,从书中抽象出来的意义并不在书本中,而在我们的心智中。对于这一点,哲学家们,如康德在18世纪时就已经开始认识到了,但是直到20世纪还没有完全阐明。我们通过我们所建立的关联来构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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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读者觉得这个论断听起来有些奇怪,那么请想象一下:让一个俄罗斯人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文版小说《独立的人民》,与让一个不懂俄语的外国人看同样的一页纸,会有什么不同。他们两个人获得了完全相同的数据,但是那个俄罗斯人能够在他看到的那些西里尔字母与意义之间建立起关联,从而使他自己获得关于那些书面文字的感觉数据“活”起来。而那个不懂俄语的外国人虽然看到了完全相同的数据,却无法建立起关联,因而那些字母对他没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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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意义是“强加”的,它因我们强加的关联而得以涌现出来。是我,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个人,也不是《独立的人民》这本书给我带来了意义。认为后两者给我带来了意义,那只是一个错觉。是我给《独立的人民》带来了意义。是我在理解,在赋予它意义。是我给我看到的东西强加了各种关联,给我看到的东西强加了意义。而且,不仅是某种陈旧的意义,还有刚刚从这本书与我的神经记忆的关联当中涌现出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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