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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方案真的可以在经济学中付诸实施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现在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成功例子，如萨金特的研究、“爱尔法鲁”问题、圣塔菲人工股票市场研究。这种类型的研究通常都会发现，必须通过计算来生成“解”、信念及基于这些信念的行动的模式，因为异质信念会使复杂性急剧增加。这些研究通常还会发现一个更加丰富的世界，一个“心理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关于被研究的问题的各种信念形成了一个生态。有时，这个生态会收敛于某个标准的信念均衡，但是在更多的时候则不会收敛，因为永远都会发现新的假说、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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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170453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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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很重要，经验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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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将从经济学的建模转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经济学的教育。这个领域也可以从认知科学的洞见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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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想先提请读者注意，我们要理解某事物，或者说使某事物有意义，有两个途径，即我们可以构建两种不同类型的关联。这两种关联不是完全不同的，不过确实分别位于一个频谱的两端。我把其中一端称为“理论”，另一端称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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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就是包含了蕴涵关系的隐喻。如果在1705年，埃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接受了牛顿的引力理论，并应用这个理论分别对在1531年、1607年和1682年的一颗彗星的轨道进行分析，那么就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蕴涵关系：这颗彗星将于1759年“返回”。在应用牛顿理论时，哈雷实质上是在彗星和牛顿所研究的天体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联，而且这种关联的蕴涵关系允许哈雷做出这类预测。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理论是一种“薄”的关联。因为只有在满足一组有限和精确的条件的情况下，理论才会很好地拟合现象，而且蕴涵关系本身也是有限和精确的。假如正确地拟合了，或者说假如理论给出了一个好的关联，而且自身是内在一致的，那么其蕴涵关系就是可靠的。理论描述的是有限的拟合、有限的蕴涵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理论是“薄”的，但是其关联则是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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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则与理论不同。假设我是一名经理，被派往韩国开发业务，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当我到达韩国后，我想知道我应该如何行事。我不知道与当地人见面时我应该向他们鞠多少次躬，甚至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向他们鞠躬。我也不知道进餐时是不是应该把鞋脱掉。我也不清楚，如果我想结束交易，我是不是得等到晚餐结束之后？但是我有许多在日本和中国做生意的经验，所以我可以利用这些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当我到达韩国后，我的脑海中会浮现出许多画面。这也是一种关联，但这种关联有点像梦境，它更加丰富多彩。它还涵盖了更广泛的案例。当给定了某些东西，要预测将会有什么东西随之出现时，经验是非常有启迪价值的。但是，经验与理论相比，要不精确、不准确和不可靠得多。但是无论如何，体现为记忆和情况的图景的经验，是一种“厚”的关联，也是强有力的。它的力量体现在它的覆盖范围和启发性上。我们通常会从人们的对话和故事、小说和戏剧中去寻求这种经验。这就是说，我们会试图吸收别人的经验，使“他们的情况”进入我们的记忆图景，以便供我们日后所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构建出或想象出一个“梦想”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逻辑是不重要的，精确度也是无关紧要的，但启发性和覆盖面却自有其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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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这两种类型的关联并不是完全水火不容的。关联是一个频谱，一端是“窄”的“准确性”，另一端是“宽”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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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与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又有什么关系呢？有很大的关系。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让受教育者懂得如何联想或建立关联，而且关联的频谱范围也是从一端的狭窄的、精确的理论，到另一端的宽泛的、启发性的和不精确的图景。作为人类，我们同时需要这两种类型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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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中，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必须在一两年内掌握至少20或30个经济学理论模型，即“薄”的关联。这些理论模型包括委托代理模型、世代交迭模型、囚徒困境模型等。这种教育隐含的理念是，待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后，这些理论隐喻会在他们的工作中化为有用的关联。我们希望，如假设某个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后在世界银行就业，那么只要他观察到某种情况就能够说出一番“道理”来。比如说，“非洲农业中出现的这个问题部分是一个委托代理问题，某些因素则可以用世代交迭模型来处理，同时还包含了博弈论的成分。所以，我可以建立一个把这三个理论模型结合起来的混合模型，以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更深刻的洞见。”这当然很好。好就好在经济学已经认识到，它已经使理论具备了一种循环结构。我们希望，同时也可以合理地预期，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经济学研究生会以这些理论为组件，建立起一系列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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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模型并不是我们所应该教的一切。很长一个时期以来，许多研究生院一直倾向于强化理论教学，而不惜牺牲经济史和案例教学。至于学生自己，当然还可以选择，如他们可以去自学经济中的各种经验或细节，但是他们很清楚这种努力对他们毕业后的职业生涯并没有什么助益。1990年，科兰德和克拉默（Klamer）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对经济的全面了解”对作为一名成功的经济学家的重要性如何？只有3%的人认为非常重要，认为不重要的人却高达68%。在这些学生眼中，更加重要的是“要聪明，即要善于解决问题”和“数学能力突出”。带着这种偏爱理论、鄙视经验的倾向，我们取消了来自历史-经验的更广泛的隐喻，即“厚”的关联。来自历史-经验的更广泛的隐喻，可以让学生将他们的模型置于一个适当的视野中，或者说理论提供了语法，它们则提供了词汇。他们所能提供的丰富的思想和广泛的关联，是理论不可能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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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决策者面对着高度复杂的情况时，如果过于匆忙地应用理论，即一套精确但适用面狭窄的隐喻，就很可能会导致非常危险的后果。波斯尼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这一点。不妨假设，美国国务院负责波斯尼亚事务的那位高官，毕业于名校政治学研究生院，掌握了许多理论模型，但是却没有多少实际经验。他的反应有可能是，匆匆忙忙地将波斯尼亚硬塞进一个预先构建好的框架内。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反应是先等待一下，仔细观察一番。同时，在观察的过程中构建一个随时可以变动的各种图景的集合，利用这些图景可以建立更加丰富的一系列关联。这种“自由关联”源于对历史的研究，而不是死板的理论。如果采取这种思维方式，那么这位官员就会发现：“哦，现在的局势与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有点接近，而且与这个地区处于1831年土耳其统治时的情况相雷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的一些因素又类似于1875年的民族冲突，后者最终导致了奥匈帝国的接管……”类似这样的历史图景可能有成千上万，它们都是有用的，可以用来拓展思路、值得考虑。最终，从无数次这样的思考和权衡中，即从大量做梦般的联想中，会涌现出一系列假说或复合图景。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之后，才可以考虑如何应用理论的问题。过早建立理论关联，而不先去考虑一下大量的可能图景，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在我出生的地方，贝尔法斯特这个城市与另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势密切相关，人们经常说：“如果你从来没有困惑过，那么你其实什么都不知道。”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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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是要强调学生不仅需要理论，还需要经验和细节。这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学习经济史。经济学不是作为理论模型的辅助材料，它自己就是认知意义上的理解的“供应商”。那么，经济学思想史的教学又当如何呢？经济学思想史是经济学教育中另一个有“生存危机”的学科。从认知的角度来看，经济学思想史可以让我们对所做的联想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没有这种认识，联想就可能是“下意识”的，不太可能适合我们要面对的情况。例如，考虑那些在17世纪末或19世纪初来到澳大利亚的英国画家的经历。这些艺术家希望将澳大利亚的树木画入画中，因为他们在英国时就已经学会画树了。他们在英国的艺术学校中学习过，个个训练有素，知道如何画树。但是在澳大利亚，大多数树，典型的如桉树的叶子都比较薄，阳光可以穿过树叶，因此澳大利亚的树看起来与英国的树有很大的区别，它们枝叶更稀疏、更不挡风。结果是，这些来自英国的画家没有画好澳大利亚的树。事实上，澳大利亚本土出生的画家，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画出了看上去真正像澳大利亚的树的画。在此之前，来自欧洲的画家会在不知不觉间进行“欧式”联想，并“强加”给澳大利亚。同样地，这个时期的欧洲画家，把非洲原住民画成了“黑皮肤的欧洲人”。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批评这些艺术家，而只是想提醒读者注意，我们采取的行动其实建立在我们的无意识联想之上。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的想象是什么、它们来自哪里。我们必须对它们持怀疑态度。我们需要一种“禅意”，即我们必须先超脱一点，以一个“初生儿”的心智角度观察一番。我们必须意识到，理论不是外生的。恰恰相反，它们是人构建出来的，而且这个“人”在其他情况下也要有计划，那些计划在那些情况下有时是适合的。因此，我们只有掌握了经济思想史，才能对我们在经济学中建立的关联以及它们的出处有充分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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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经济学研究生教育中，我们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当然需要理论。作为理论经济学家，我怎么会说我们不需要理论呢？但是，我们也需要对历史和制度研究提供丰富的图景。我们同时需要两种类型的关联：我们既需要定量的、精确的理论框架，还需要成千上万的基于案例的、生动的图景。只教授理论，就相当于仅仅通过教授内科学和病理学来训练医生，而不让学生参与诊断和实习。无论掌握了多少理论，都只是初学者。在这里，可以想一想通过了“理论考”的学车者。在我们能够无缝地将理论与生动的图景，即理论与经验整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成为专家。我认为，我们现在教出来的学生当中，许多都只掌握了理论，而没有学会利用图景。我们这样做，是在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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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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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求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考虑认知的影响，这会不会是个有用但不必要的“奢侈”要求？我不这样认为。鉴于经济学目前的发展水平，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倾向于那种尽管有价值但显然完全出于想象的一般均衡结果：各项制度都已到位、市场将顺利运行，同时所有激励都是正确的、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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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主体不仅有自身的偏好和禀赋，而且有他们自己的理解，即他们会从以往的行动和经验中获得关联和意义。在面对那种“标准化”的、微不足道的经济学问题时，我们可以忽略这一点。但是，在涉及发展和重建的重大问题时，在为创建一门适用于复杂性和界定不明确问题的经济学时，我们就绝对不能忽略这一点了。是的，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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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170453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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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经济思想的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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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确定论和理性主义思想主导了理论经济学，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却对此深感不安。本章是对这种狭隘的“高理性”思维的一个反应，它指出经济中存在着根本的不确定性。我们根据预测或预期采取行动，因此我们的预期创造了正在试图预测的世界。没有关于他人的预期的知识，或者没有关于每个人都知道他人的预期的知识，任何一个行为主体的预期在逻辑上看都是不可能形成的。所有其他人的预期也是这样。因此，理性预期就成了一个可疑和脆弱的假设，而现实世界则受到了根本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这种不确定性意味着，经济行为是建立在主观信念的基础之上的，而主观信念是涌现出来的、共同进化的、不断变化的、相互加强的、相互否定的、会衰变的。我认为，经济学应该承认并接受这样的主观推理，并以之为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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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原本是我于1999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当爱因斯坦遇见马格利特”研讨会上的一次演讲，它里面有一些例子曾经出现在本书其他章节中。本章最初发表于那次会议的文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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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科学发展史可以说是决定论和确定性一步步丢城失地的历史。许多在20世纪初时仍然像机器一样真实、客观和确定的东西，到了20世纪中叶，已经变得像幻象一样不可预测、主观和不确定了。20世纪初用来定义科学的那些性质，如预测能力、清晰的主客观区别等，都不能再定义科学了。“科学后的科学”已经失去了它的“清白”，但这恰恰说明，“科学后的科学”成长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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