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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局部的恶，都是整体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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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傲可鄙，只因它不近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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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存在皆合理，这就是清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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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这种语境下，“艺术”意味着技巧，即意味着技术或机制。所以，蒲柏说，我们在自然界中看到的一切复杂的奇迹，实际上是一台巨大的机器，一台像他那个时代的机械钟表的机器。所有看上去复杂的、偶然的东西，背后都有自身的运动方向。所有看上去复杂的、无序的东西，都有隐藏的简单性，就像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看到的行星运动一样。所有对每一个“神的造物”有不利影响的，都以某种无法言说的方式有利于整体的利益。最后，蒲柏引用苏格拉底的名言说：“凡存在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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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仅仅是蒲柏一个人的观点。在亚当·斯密长大成人的那段岁月里，类似的话语充斥着思想空间。在他的《国富论》中，斯密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在这部巨著中，斯密阐明，商人和制造业者、屠夫和面包师等人复杂多样的经营活动背后隐藏着简单的逻辑：经济其实是一门“艺术”，只是它的原理隐而不彰。个人的私利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促进了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因此，“凡存在皆合理。”两个世纪之后，科学哲学家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指出，经济学从来没能从18世纪强加于它的致命的“理性结构”中恢复过来。然而，传统经济学继承的不仅仅是斯密的理性结构。在经济学的传统思想的历史深处，还继承了经济就是一种艺术的观念，即经济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只要我们理解了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我们就可以预测它的整体行为。当然，在25年前，当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读经济学时，许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也曾那样想过，建立经济学的大统一理论是有可能的。从理性人类行为的公理出发，就可以构建出消费者理论；从消费者理论和相应的厂商理论出发，就可以构建出内在一致的微观经济学；而从微观经济学出发，就可以构建出关于经济总体的理论，即宏观经济学。所有这一切将构成一个关于经济的大统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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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还原主义的宏图伟业，从最底部的组件开始构建整个理论大厦，却有两个难解的问题始终挥之不去：第一，经济依赖于人类，而非依赖于有序的机器组件，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情感和偏好；第二，经济中的技术是不断进化的。技术会破坏“整洁性”，因为它使经济持续变化。在经济学中，人类行为是利用“经济人”这个工具加以“巧妙处理”的。“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能够以完全演绎的方式推断出有明确定义的问题的解。至于技术进化，则更难“巧妙处理”，因此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视为外生的。因此，为了得到一个有序的、可预测的理论，经济人，即行为主体，必须只对有明确定义的问题对象进行操作。无论是行为主体，还是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得有任何模糊之处。明确定义的问题才有明确的解，而且得到的解将成为下一个聚合层次的理论的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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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方法可以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当问题涉及了不止一个决策者并涉及了任何程度的复杂性时，这种方法就会遇到困难。然后就必须“英勇”地做出大胆的假设，否则良好的定义就不复存在，行为主体和问题就会变得模糊，而不确定的“口袋”就开始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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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飞时段选择”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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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上述方法在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微观经济学的语境下的典型含义。这个例子是我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产业组织文献中选择出来的。[1]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一个飞机场，24小时都可以供飞机起飞，有许多航空公司，比如说20家航空公司，都在利用这个飞机场，它们必须决定让自己的飞机在哪个时间段起飞，如从拉瓜地亚机场去华盛顿。当然，不同的航空公司有不同的偏好。它们知道自己的偏好，并准备预定适当的起飞时段。所有选择都是一劳永逸的，一经选定就一直适用。在他们真正想要起飞的地方，与不要太接近其他航空公司所选择的这两个起飞时段之间，存在着权衡。在每一个合格的经济问题中，都总是存在权衡问题。所以，给定航空公司的偏好，他们会选择哪些起飞时间，这就是要解决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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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里的情况说成是确定的，也许有人会觉得有些不对劲，因为它看上去挺复杂、挺不和谐的。但是，在这种不和谐的情况下找到一个和谐的解，正是我想向你们展示的经济学中的现代启蒙方法的精要所在。这种现代方法被称为理性预期。我先将它讲清楚，然后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它、拆解它，使它露出不确定性的端倪。下面就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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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预期方法中，首先假设我们知道各航空公司提交选择的顺序。现在不妨先看一下第20家航空公司的选择，想象一下它的推理过程：“只要知道前19家航空公司将选择什么，我会知道我自己想选择什么。”因此，无论任何前19家航空公司的选择是什么，我都知道自己将选择哪个起飞时段。对于第20家航空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那么，第19家航空公司会怎样选择？第19家航空公司在选择时，知道前18家航空公司的选择，能够计算出自己应该怎么做。给定第20家航空公司，将根据其他18家航空公司和第19家航空公司的选择，来选择一个最佳起飞时段。接下来，第18家航空公司又会怎样选择？没问题。第18家航空公司知道前17家航空公司的选择是什么，知道第19家航空公司将会怎么做，也是可以解决这个最优选择问题的。因为第19家航空公司将会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而第20家航空公司也将基于第19家航空公司的选择结果，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复杂吗？这是挺复杂的。但是你可以通过逆向演绎法，或者更准确地说，通过动态规划以相反的顺序搞清楚这里的逻辑，并推断出所有20家航空公司将如何做出自己的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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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推理过程的性质。问题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是一个序贯决策问题，而且假设所有航空公司都运用逻辑上的逆向演绎推理法，得到的解在数学意义上是精确的、“干净”的。因此，这个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数学问题。所有这类问题都会变成数学问题，从而使经济学变成了数学。这类问题通常还有另一个属性，那就是个人行为对整体是有好处的，也就是说，部分的恶是普遍的善。尽管在现在这个例子中，情况不是这样，但是在经济学中，这是一个一般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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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解还带有很多的“附带条件”。各航空公司必须准确地知道自己的偏好，不仅如此，它们还必须准确地知道所有其他航空公司的偏好。此外，它们还必须知道，每一个其他航空公司都准确知道每个其他航空公司的偏好。它们还必须知道，每家航空公司都知道，每家航空公司都知道每家其他航空公司的偏好……这是一个无限的递归。此外，每家航空公司还必须足够理性，以求出那个最优解。更进一步，每家航空公司还必须确信，每一家其他航空公司都是理性的，并且都会运用完全理性来制定解决方案。此外，每家航空公司都必须知道存在一个无限的递归，知道每一家其他航空公司都正在使用这种理性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些航空公司当中只要有一家“搞砸”了，就会使每一家其他航空公司的解全都乱成一团。在使用这种逆向演绎法求解时，每家航空公司的最优解都必须是唯一的。在这个“需求网络”中，任何一个链条一旦中断，解也就不复存在了。对此，我的评语与那位法国元帅康罗贝尔（Canrobert）在比利时留下的评语一模一样：“这确实极为壮观，但是这不是在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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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型的多行为主体选择问题在经济学中是非常普遍的。所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种求解方法。假设我们是第三家航空公司，如果我们不能确定第17家航空公司将会怎么做，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作为第三家航空公司，我们也许会说：我不相信第17家航空公司的人都有那么聪明，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运用上述完全理性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不知道我作为这个序贯决策问题的第三个决策者的最佳选择是什么。这种不确定性足以打乱整个情况。而且更加糟糕的是，第三家航空公司可能会将这种不确定性“传染”给其他航空公司，于是它们就可能无法再依赖第三家航空公司和第17家航空公司。这样一来，整个解也就开始土崩瓦解了。得到的解是航空公司的预期或对其他航空公司将要做什么的预测的函数。因此问题的要害是，如果我是一个有“代表性”的航空公司，我要找到的是我的预期应该是什么，这也就是说，我正在试图预测一个由我自己和所有人的预期创造的世界。这里存在一个自我指涉的循环。每家航空公司试图预测的结果，取决于它和其他航空公司可能形成的预测。换句话说，这些预测正在形成这些预测试图预测的世界。除非有某种协调装置，使得各航空公司可以从逻辑上确定其他航空公司的预测，如上面这种“折磨人的”逆向演绎推理方法，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确定其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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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里存在一种逻辑不确定性。这就是说，在经济中，人们正在创造一个从他们的预测中形成的世界，但是如果他们试图以一种完美的演绎推理的方式形成这些预期，那么他们就会进入一个自我指涉的循环。标准的经济学思想存在一个逻辑漏洞。我们的预测共同创造了我们的预测正在尝试预测的世界。如果不知道别人如何确定他们的预测，那么我的预测就是不确定的。当然，在经济学中，在某些情况下，很显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像上面提到的那种方法是有效的。但是除了这类情况之外，我们在所有其他情况下都会面临这个根本的不确定性问题。经济中的行为主体生活在一个马格利特式的世界里。当我们的想法和偏好共同创造了它们试图预测的世界时，自我指涉就会使得问题变得不确定。我们可以将经济的主体，即形成经济的行为主体与客体经济完全区分开来，这种想法是有问题的。不确定性的“口袋”在经济中随处可见。现代形式的经济决定论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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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定价”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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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两个问题是我们要追问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一点很重要吗？也许所有这一切都只发生在一个零测度集上，也许这种困难仅仅局限于经济学中的一些琐碎的、无关紧要的例子中。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真的很重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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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就来回答这两个问题。我将举出一个来自资本市场领域的例子，即资产定价理论。我可以先告诉大家，这个理论与前面解释航空公司的选择理论遇到了同样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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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区别是，资产定价理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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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我在香港受聘担任花旗银行的顾问。该银行试图开发一个复杂的神经网络模型，用以预测外汇市场的价格变化。作为经济学家，我的初步反应是对此表示怀疑。我相信标准的有效市场理论，它的其中的一个结论是，没有办法预测金融市场。但是很快地，我就发现外汇市场上的交易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至少看在能帮助他们赚钱的事实上，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预测价格走势。不过，我还是先得快速地概述一下标准理论。标准的有效市场理论说，所有进入金融市场的信息都会被投机者和投资者利用，而且对未来价格变化有任何预示的所有信息都会被“用尽”。换句话说，通过一个与上面那个航空公司的例子非常类似的推导过程，每个投资者对每只股票的出价都会定格到一个唯一的水平上，它只取决于当前可用的信息。根据这种观点，使用过去的价格模式来预测未来价格，即技术交易方法是不可能带来更多的利润的。不然的话，过去的价格内含的信息可以用于获得更多利润，并且根据假设，投资者已经将所有信息都折现为当前价格了。因此，标准理论认为，投资者利用所有可用的信息形成预期。这些预期将会确定股票的价格，而平均的价格又将支持同样这些预期。这又一次说明，理性预期是存在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赚到钱，市场是有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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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交易者则认为市场是可以预测的。他们认为，可以从过去的价格中发现某种有助于预测的模式，即他们相信技术交易。他们认为市场是拟人性的，也有自己的“心理”和“动机”，如“市场昨天一度很紧张，但是它对坏消息没有太多过激反应，最终稳下来了”。经济学家则对此持怀疑态度。我记得，我曾经听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说过：“如果技术交易可以赚钱，那么就会出现很多极其富有的公司和银行。”这句话着实令我迷惑不解。因为在现实中，确实有很多公司和银行通过各种形式的技术交易，变得越来越富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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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标准理论是很成功的。它有它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是完整的，而且具有所需要的一切属性，如数学上的唯一性。但是，标准理论必须面对一些不明原因的现象所带来的挑战，它称这些经验现象为“异常现象”。“异常现象”一词的基本含义是，这些现象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不符合理论。据说，“异常现象”并不能说明理论有问题，尽管它不能解释这些现象。因此根据标准理论，即使1987年10月的股票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损失了23%以上的价值，也只能被称为一种“修正”。但是，1987年10月并没有任何消息要对这次崩溃负责。另一个异常现象是“泡沫”，如著名的荷兰郁金香泡沫。“泡沫”指价格保持在极高的水平上，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此外，市场交易量也比理论预测的高出了几个数量级。已经有好几位经济学家，如布洛克、拉克尼肖克（Lakonishok）和勒巴伦等证明，技术交易在统计上确实是有利可图的。另一个谜题是所谓的GARCH行为，它指的是股票价格的高波动期与静止期随机地交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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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资产市场上至少存在6个重要的统计上的异常现象，是标准理论无法给出解释的。这也导致了许多更现代的、更巧妙的新理论，有些运用了特殊的行为观察结果，有些则给出了更加复杂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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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来阐明，对于资产市场，标准理论是如何崩溃，并导致了不确定的“口袋”，就像前面的航空公司的例子一样。假设投资者可以将他们的一部分资金投入单一的一只股票，它每一期，比如说一天或一年支付一定股息，但股息的具体数额投资者无法完美预测。投资者购买股票，是为了获得股票的股息和任何资本增值（未来的价格），因此他们面临着如何预测未来的股息和价格的问题。为了得到标准理论的解，我们假设投资者是同质性的，即全都是相同的“克隆体”，他们对期末股利的预测、对股票未来价格的预测全都相同。预测的平均结果是无偏的，因此这是理性预期。只要稍作经济学推理，就可以证明，今天的价格等于明天的价格加上股息，再经适当贴现和加权后的共同预期。这样在每一期都会产生一系列方程。然后利用条件期望代数方法，我们就可以解出这些方程，求得以当前信息为条件的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最终得出作为预期的未来股息函数其当前价格的表达式。问题解决了。但是，这只是给定了“假设投资者是同质性的，即全都是相同的‘克隆体’，他们在期末对股利的预测、对股票未来价格的预测全都相同”的条件下的解。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假设会怎样？如果我们假设投资者不是完全相同的，又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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