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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37 [2] 关于这个问题的经典论述,请参阅卢卡斯(1978)的文章,或者迪巴(Diba)和格罗斯曼(Grossman)(1988)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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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39 [3] 有关证据请参阅弗兰克尔(Frankel)和弗鲁特(Froot)(1990)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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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41 [4] 在此不妨引述最成功的交易者之一乔治·索罗斯在1994年所说的一段话:“这种有效市场理论对金融市场运行方式的解释,严重歪曲了现实……这个明显不真实的理论,竟然被如此广泛地接受,这实在是一件令人啧啧称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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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43 [5] 有关圣塔菲研究所的人工股票市场的早期报告,见帕尔默等人(1994)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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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45 [6] 还有第二个解,那是一个常数指数增长的解,通常可以通过适当的横截性条件将它排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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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47 [7] 这个术语是汤姆·萨金特在1993年首创的。像我一样,萨金特也认为,在宏观经济背景下,为了形成预期,行为主体需要先成为某种“市场统计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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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49 [8] 将归纳推理应用于资产定价和决策问题的早期研究,请参阅我以前写的几篇文章(阿瑟,1992,1994,1995)。例如,“爱尔法鲁问题”,也请参阅萨金特(1993)的文章。关于心理学以及适应问题的相关文献中对归纳推理的研究,请参阅霍兰德等人(1986)、鲁梅尔哈特(1977),以及尚克和阿贝尔森(1977)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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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51 [9] 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在利用市场数据来学会运用适当的预期模型,并在预期模型之间切换。完美的归纳理性当然也是不确定的。会学习的行为主体的智力可高可低,在不知道他人的学习方法时,无法先验地确定他们的学习方法是不是最有效的。他们要想知道他们的方法的有效性,只有用市场数据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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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53 [10] 在写作本章时,我们发现,如果我们只改变遗传算法的调用速率,那么这两种体制都会出现,而且结果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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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55 [11] 在一个更简单的模型中,布卢姆(Blume)和伊斯利(Easley)在1982年从数学上证明了,理性预期均衡的进化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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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57 [12] 我们也尝试过,当这些实验运行到100万期时,也没有观察到技术交易位消失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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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59 [13] 自相关的波动率,通常与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时间序列拟合,因此这种行为被称为“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行为”。请参阅波勒斯莱弗等人(1990),古德哈特和奥哈拉(1995)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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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61 [14] 对于不同模型中的波动率聚类的讨论,请参阅尤瑟弗米尔(Youssefmir)和胡伯曼(Huberman)(1995),以及格兰南和斯温德尔(Grannan & Swindle,1994)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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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63 [15] 模型设计时的不同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我们在评估预期信念的准确性时,所依据的是它们的准确性,而不是它们带来利润的能力。在现实世界的市场中,这种替代方案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例如,在存在“滑点”的情况下,即指市场一方的交易者很难找到市场另一方的交易者时,如果根据上涨预期买进时用利润而不是用准确性来验证,那么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尽管没有证明,但是我们还是认为,这两个标准会导致相同的定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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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65 [16] 索罗斯在1994年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我们在这里采用了他的“反身性”这个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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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67 第04章 收益递增和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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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69 [1] 见H.金(H. Kim)、A.莫尔斯(A. Morse)和L.辛加勒斯(L. Zing-ales),《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中的重要工作》,载于《经济展望杂志》,2006年,第20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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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71 [2] 罗森伯格(Rosenberg,1982)称之为“干中学”,请参阅阿特金森和斯蒂格利茨(1969)的文章。例如,像波音727这样的喷气式飞机的设计,不仅经历了反复的修改,同时还通过航空公司的飞行,积累了大量实际的使用经验,所以它们在结构健全性、机翼设计、有效载荷能力和发动机效率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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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73 [3] 这里使用了一些我引入的术语(阿瑟,1983)。“资助开发的技术”(sponsored technologies)是专有的、能够被定价和策略性地加以操纵的;“无资助技术”则是通用的,不能被操纵或定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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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75 [4] 在技术正处于不断改进的时候,使用者在某些情况下“暂且等待一段时间”可能是合算的,但这会导致技术不被采用。请参阅巴尔塞和李普曼(Balcer & Lippman,1984),马默(Mamer)和迈克卡德尔(McCardle)(1987)的文章。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假设采用者需要先采用某种过时的技术,该技术在时间{ti}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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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77 [5] 更现实的情况是,技术带来的货币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冯·诺伊曼-摩根斯坦型行为主体,那样一来,表4-1就可以解释为由此而得到的确定的预期效用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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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79 [6] 另一个可以用的效率标准是在n次选择之后的总收益。但是,在目前这个问题中,我们的行为主体有两种类型,且具有不同偏好。根据所谓的“贪婪算法”,每个行为主体都会选择当前对自己来说最好的选择。很容易就可以证明,在任何收益体制下,总收益的最大化从来都是无法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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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81 [7] 在讨论收益递增情况下的商品竞争动力学的文献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请参阅斯彭斯(Spence,1981)、弗登伯格(Fudenberg)和梯若尔(Tirole)(1983)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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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83 [8] 关于这项研究,更通俗的一个版本请参阅阿瑟、埃尔莫利耶夫和卡尼奥弗斯基(1987a)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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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533485 [9] 这方面的例子还包括,英国铁路采用的窄轨距,请参阅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83)的文章;美国的彩色电视制式;20世纪50年代的编程语言FORTRAN;当然还有QWERTY键盘,请参阅阿瑟(1984)、戴维(1985)、哈特威克(Hartwick,1985)的文章。在这些例子中,收益递增的来源是网络外部性,而不是学习效应。法勒尔(Farrell)和沙隆纳(Saloner)还研究了被锁定的技术标准的突破(1985,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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