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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学——我指的是，目前在顶尖大学中教授并实践的这种经济学——倾向于自下而上的研究问题的方式：从个人开始，到家庭、村镇、地区、州郡、国家，直到整个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个人决策会从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所面对的可能发生的情况；理论、常识和事实都告诉我们，我们都在做的事情，其结果会有无数种可能性。这些结果中的一部分是我们所希望的，但很大一部分又是我们所不希望的。然而，这里又会出现一种反馈信息，因为这些结果反过来会决定人们接下来能做些什么，会选择做些什么。当贝基一家驾驶汽车和使用电力时，或是当德丝塔一家制造混合肥和烧柴做饭时，他们都会使地球上的碳氧化物排放量有所增加。这种增加量当然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这种增加量以百万计，就会成为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招致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可能经历的各种结果。反馈信息有可能是“正的”，因此总增加量会大于各部分之和。引人注目的是，我们并未期望的那些结果中可能会包括必然存在的情形，例如在某些市场价格下产品的需求基本等于其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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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对贝基和德丝塔的生活做出了简单的描述。要真正理解她们的生活，还涉及很多其他的内容；这需要做出分析，而分析通常要求进一步的描述。为了进行分析，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这两个女孩的家庭在不确定的偶然性下所面对的物质前景——现在的，还有未来的。其次，我们需要揭示它们所做出的选择的特点，以及数以百万计的像贝基家和德丝塔家那样的家庭所做出的种种选择是通过何种方式来决定它们所面对的前景的。再次，相关地，我们还需要揭示这些家庭是通过何种方式继承了它们目前的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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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可以说是无理的，甚至是有些令人望而生畏的要求。而且，我们头脑中很可能回荡着这样一种想法：既然万事万物都有对万事万物产生影响的可能性，我们如何来弄清这个社会性的世界？如果我们被这个忧虑压倒，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进展。我所熟悉的每一个学科，都是通过给这个世界画“漫画”来弄清世界的本质的。现代经济学家则通过建立模型来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模型被“剥掉”了对外部现象的表述。当我用“剥掉”这个词时，我的的确确是要表达“剥掉”的意思。在我们经济学家中，着重强调一两个有因果关系的因素，而将其他因素排除在外的情形并不罕见，这样做是希望这能使我们理解现实的各种方面是如何运作并相互作用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这样描述我们这个学科的：“经济学是这样一门科学：它把按照模型进行思考与选择和当今世界相关的模型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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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学家对能够量化的对象（消耗的卡路里数、工作的小时数、生产钢铁的吨数、铺设电缆的英里数、被破坏的赤道雨林的平方公里数）进行研究的时候，所用的模型几乎都是用数学方法建立起来的。这些模型其实可以用文字来叙述，但在表述一个模型的结构时，数学却是一种效率极高的方法，更为有趣之处则在于用它来发现一个模型的深层含义。应用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了，但经济学家们开始大胆地采用这种研究技巧，则仅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时候。相关的学科，如生态学，也是如此。可以通过模型对少数几个有因果关系的因素进行着重考察，成功建立模型的艺术可以使得人们领会更多的东西。我用了“艺术”这个词，是因为建立一个好的模型是无章可循的。一个模型所面对的最严峻的考验，就是它是否能从一个现象的多个解释中，辨别出最好的那一个。那些通过了实证测试的解释被接受下来——至少能够保留一会儿——直到有进一步的证据来推翻它们。这时，经济学家们就要重新回到他们的绘图板前，建立更好的（并不一定是更复杂的）模型。后面的事情就依此类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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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简要描述的这个方法论，能够让经济学家们做出一种预测，这种预测并不是对未来的预测，而是要去预测：尚未从当前世界中收集到的那些数据能够告诉我们什么。这可是件很冒险的事情，但如果想让一个模型具有启发性的话，那么它就不应当仅仅做些“事后诸葛亮”式的解释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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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和历史学家研究社会政治史的方法一直相差无几，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通过指出他们所认为的事件发生的关键驱动力，经济学家们试图揭示为何事件能够在某个特定的地点，以特有的方式发生。这里的重点在于所研究的事件的独特性。这种研究模式中的一个经典题目是去探究为何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而它又为何发生在英国。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三个前提假设之上的：的确有第一次工业革命存在，它发生在18世纪，它又发生在英国。这三个前提假设当然都曾受到质疑，但就是在通过历史研究而认同这些前提假设的人们当中，仍然有大量的遗留工作没有完成。结果是，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写出的文献就成了经济史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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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近些年，经济学家们才在对过去的研究中加入了统计学的方法。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将重点放在决定事件之序列的一般性上，与经济学理论紧密联系。它采纳了这种观点：一种理论理应揭示在经济路径上的不同地点和时间中所共有的特征。诚然，没有两个经济体是完全一样的，但现代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是人类实践的共同性，而并不是它的差异性。比如，你想要找出德丝塔和贝基所处的两个世界的同时代特征，这些特征能够解释为何前者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后者。一组经济学模型告诉你，这些特征由变量X、Y和Z来表示。你去查阅关于X、Y和Z的世界统计数据，样本量假定为149个国家。这些国家的统计数字各不相同，但你可以将这些变量本身看作是样本内各个国家所共有的解释因素。换句话说，你将这149个国家看作相同的经济体，而将每个国家独有的特征当作该国的特质来看待。当然，你不能随心所欲地将这些特质按你的喜好整合在模型中。统计学理论——在当前背景下称作计量经济学——将会限制你整合它们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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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你的样本中这149个国家的统计数据为基础，你现在就可以做出测试，看看你是否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X、Y和Z就是决定生活水平的因素。假设测试的结果告诉你，你有理由相信这一点，那么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会使你更加确定，样本中生活水平的变化有多少是由X的变化决定，多少是由Y的变化决定，多少是由Z的变化决定。这些比例会就决定生活水平的各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给你一个感性认识。假如80%的生活水平的变化可以由变量X的变化解释，而剩下的20%则由Y和Z的变化解释，那么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做出尝试性的结论：X是最主要的解释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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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统计学应用于经济数据的过程中，会出现不计其数的问题。例如，问题之一可能是你的经济学模型显示，决定生活水平的因素可能有67个之多（不仅仅是X、Y和Z了）。然而，你的样本中只有149个国家。任何一位统计学家都会告诉你，要弄清67个因素所起到的作用，149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小了。还有其他问题在困扰着计量经济学家们。但在你抛弃统计学，回到叙述性的实证论述之前，请问一问自己，人们有什么理由会觉得一位学者的史实性叙述优于另一位的。你甚至还会吃不准，是不是这位学者的文学天赋影响了你对她作品的欣赏。现在有人会来打消你的顾虑，告诉你就连史实性叙述的作者心目中，都会有一个模型存在。他会告诉你，这个作者的模型影响了她对作品中所罗列的证据的选择：她是在对大量证据的筛选之后，才选择了这些证据的。你反过来会问，你应该如何判定她概念中的模型就一定优于别人的。这个问题又将我们带回到检验社会现象的可选模型上。在下一章中，我们会发现史实性叙述在现代经济学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它是与建模和计量经济学检验共同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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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计量经济学检验基础的一些默认的前提假设，是难以评价优劣的（如何将国家独有的特质整合到模型中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因此，经济统计学家们对问题的理解，常常最多只是处于“半透明”状态。数个相互对立的模型同时存在，每个都有自己的捍卫者，这也不是一件稀罕事。模型的建立、数据的可用性、史实性叙述、计量经济学方法的进步，彼此间互相加强补充。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所表述的，“事实要求解释，而解释反过来要求新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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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专论中，我首先想要给诸位一点感性认识——我们经济学家是如何对决定贝基和德丝塔生活的经济道路进行揭示的。我将通过讲述前面所提到的我们所关心的三个问题，来完成这个任务。接下来我会解释，为什么我们会需要经济政策，我们又是如何来确定最好的经济政策。无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建立模型，但我将主要用文字语言来描述它们。我还将提到实证调查的结果，这些结果来自人类学、人口学、生态学、地理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当然还包括经济学本身。但我们将透过经济学的“透镜”，来研究这个社会性的世界。我们所采纳的关于生存状况的观点，突出了——无论是在当前还是跨时期的——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我的想法是，带诸位转上一圈，看看我们究竟能够对身边这个社会性的世界做出多么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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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第一章 宏观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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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贝基和德丝塔的生存状态，那么必做的一件事就是要去揭示，她们的家族是通过何种途径继承了现有的状况。这也正是经济史的核心内容。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如果足够大胆，我们就可以把眼光放远一些，上溯到11，000年前，人们在新月沃土北部（大概在现在的土耳其东南）开始农耕的时代，试着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许许多多在贝基所处世界的形成过程中曾经起到日积月累的促进作用的创新和实践，并未在德丝塔的世界中出现，或者并未能充分影响德丝塔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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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也已经试图这样做了。例如，地理学家贾尔德·戴蒙德曾经指出，相比其他地区的居民，生活在欧亚超级大陆的人们坐拥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与非洲和美洲不同，欧亚大陆处在以东西向为轴的温带，没有无法逾越的高山和沙漠来阻碍人类和动物种群的迁徙，以及植物种子和思想的传播；其次，欧亚大陆得天独厚，有大量可以驯养的动物种群，使得这里的人们可以从事一些单靠他们自己无法进行的活动。在不同的时期，在欧亚大陆的不同地区，经济的增长和衰退此起彼伏，有时是印度，有时是中国，有时是波斯，有时是伊斯兰世界，有时是欧洲的某个地区，而后又是别的什么地方。总之，超级大陆的规模和发展趋势意味着，过去的11，000年里，人类文明的成就就像金融市场里股票的业绩一样：某些地区的衰落必然伴随着其他地区的崛起，此消彼长。到了16世纪，善于航海的西欧国家和美洲大陆之间的技术差距已经相当大，以至于仅仅凭借着火枪、铁器和欧洲病菌，一小队欧洲入侵者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美洲新大陆。贝基的世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实质上是不到500年前所发生的社会变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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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以GDP为量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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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像我们现在这样讨论成功和失败，我们还需要一个衡量尺度。目前使用最广泛的一个工具指标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经济学家们发明了这个概念，同时也强调了它的一些局限性，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概念已经在公众意识里根深蒂固了。如果有人声称“经济增长啦”，我们不需要问“是什么增长了”就知道他是在说，实际人均GDP增长了，就是指用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数据修正过的人均GDP增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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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GDP是指一个特定时期（通常指一年）内它的国内居民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的价值总和。它被用来衡量一个经济整体的总产出。当一件商品被生产出来并出售时，用于购买它的钱也同样充实了卖者的腰包。所以，GDP也可以用每个人的收入加总来计算，包括工资、薪酬、利息、利润以及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可以说，GDP和国民收入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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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GDP经常被用来衡量财富，但实际上它并不能做到这一点。GDP是一个流量（比如说，美元/年），而财富则是一个存量（某一个时期内得到的美元数）。由于GDP的概念最初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前提建立的，它所说的价值也是产品的市场价格。但是通过巧妙地构建一个名义价格（称为“影子价格”，参见第七至第八章）的概念，经济学家把GDP的概念也应用于德丝塔所处的经济世界，那里的经济活动是在非市场化的制度中进行的。通过给德丝塔所在村子里的村民的产品赋予价值，经济统计学家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当于她家庭收入五分之一价值的产品直接来自她所在地区的自然资源。这个数字是我在描述德丝塔的世界时使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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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整，剔除了世界各地生活成本的差异之后，现在全球的人均收入大概是8000美元/年。但是在人类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里，人们的贫困程度可以用“水深火热”来形容。著名的经济统计学家安格斯·麦迪逊曾经根据支离破碎的现存史料进行过估计，在纪元之初，世界人均年收入如果以现在的价格表示，大约为515美元。如果麦迪逊的估计能够八九不离十的话，那就意味着2000年前的人们，平均每人每天也就能支配1个多美元，这个数字位于世界银行认为的极度贫困线以下。麦迪逊还指出2000年前的收入分配是非常平均的：几乎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一贫如洗。他提供的数据还告诉我们：公元1000年左右，世界的平均收入和地区收入分配的状况还是与1000年前的纪元初基本类似。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变得明显是在19世纪初才出现的：那时候西欧的人均收入是非洲的3倍，但世界的人均收入以今天的价格标准计算仍然是755美元/年，说明在过去的1800年里，总增长率还不到50%，折合成年增长率还不到0.02%。用当代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简直是低极了：在过去的40年里，人均年收入增长率大约是2%。（一个有用的公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如果一个数字单位——比如说是实际人均GDP——以每年g%的速度增长或减少，那么这个单位大概每70/g年会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举个例子，如果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那么人均GDP每35年就能翻一番；而如果以每年0.5%的速度下降，那么每140年，人均GDP就会减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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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的地区性贫富收入差距是最近不到200年间的事情。美国和非洲平均收入的比例从19世纪初的3倍已经扩大到今天的超过20倍，大约分别是38，000美元/年和1850美元/年。美国的实际人均GDP在200年里增长了30倍，意味着那里的人均年收入增长率大约达到了1.7%。与此同时，令人难过的是，今天埃塞俄比亚的人均收入和200年前的几乎一样（现在的数字是每年700美元多一点），这一事实也恰恰反映在贝基和德丝塔的家庭成员平均收入的巨大差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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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按现在的人均GDP给国家排个队，你会发现它们分成两组：一个贫穷（德丝塔的世界），另一个富裕（贝基的世界）。的确有一些中间收入的国家零星分布在两极之间（中国、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但为数众多的一大批国家（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印度次大陆、东南亚、美拉尼西亚和中美洲）总共拥有23亿人口，但人均年产值才2100美元；而另一个小得多的群体（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日本），总人口还不到10亿，却享受着人均30，000美元的年收入（表1）。世界明显地两极分化了。而且，除了印度还有一些可能性之外，贫穷世界的国家要想在可预见的未来赶上富裕世界的国家，希望十分渺茫。在过去的40年里，富裕国家的实际年人均GDP增长率达到2.4%，而贫穷国家只有1.8%（表1）。更糟的是，在贫穷地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实际人均GDP在过去 40年里还有小幅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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