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4534738
1704534740
大众经济学 亲社会倾向
1704534741
1704534742
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都是值得信任的，或者当别人对他们好的时候，他们也会给予回报。进化心理学家们认为，我们都习惯性地拥有知恩图报的性格倾向。发展心理学家们发现，亲社会倾向可以通过集体生活、角色建模、教育和接受奖惩而形成（无论是今世还是来世）。
1704534743
1704534744
我们无须从这两种观点中选择一种，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具有的诸如羞耻、内疚、恐惧、爱慕、愤怒、得意、互惠、善意、嫉妒等感情，以及我们的公平感和正义感都是在选择压力下产生的。文化有助于形成偏好和期望，以及我们关于何为公平的概念。这些反过来又会影响行为，而每个社会中行为都是互不相同的。但文化的坐标却可以使我们能够指认出产生羞耻、内疚、恐惧、爱慕、愤怒、得意、互惠、善意和嫉妒的情形。它们并不会取代这些感情在人类天性中的中心地位。我在这里试图探寻的想法是，作为成人，我们并不仅仅对诸如还清我们的债务、付出代价来帮助别人、还一个人情这样的行为有倾向性，我们也会通过惩罚那些故意伤害我们的人来减轻自己的痛苦，对那些违背协议的人敬而远之，对那些和违背协议的人混在一起的人蹙眉不悦，等等。通过内化行为准则，一个人将这些行为准则加入其行为的动力之中。简而言之，他有了一种遵守规范的倾向，无论该规范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当他确实违背规范的时候，羞耻感和内疚感通常都会出现，但如果常常这样，这种行为就会被他认为是合理的。许下一个承诺对于这个人来说是一种义务，而别人也承认这一点，这对于他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704534745
1704534746
人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可以信赖的。当我们克制自己不要去触犯法律的时候，这并不一定是因为惧怕被捉到。问题在于，虽然亲社会倾向对于人性来说并不陌生，但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仅仅依赖它而存在。人们究竟该如何分辨可以信赖一个人到何种程度？如果背叛自己的良心所获得的利益足够巨大，我们中绝大多数人都会去背叛良心。大多数人心里都有个价格，但很难说清，谁的价格是多少。
1704534747
1704534748
每个社会都曾试图建立这样的制度：在此制度下，人们有足够的激励互相交易。这些激励虽然在细节上有所区别，但它们有一点是相同的：那些无故违背协议的人要受到惩罚。让我们来看看，这一点是如何实现的。
1704534749
1704534750
1704534751
1704534752
1704534754
大众经济学 法律和规范
1704534755
1704534756
这里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依靠外部的强制执行者，另一种则是依靠共同的强制执行。每种方法都会产生一种特殊类型的制度。根据要从事的事业性质的不同，人们会采用二者之一。方法一的正式说法为法治，而方法二则为社会规范。富裕世界的人们主要依靠前者，而贫穷世界的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后者。接下来，我们将研究这个论点：富裕世界的人们现在之所以富裕，正是因为他们在多少个世纪以来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前者。
1704534757
1704534758
我将借助一个关于双边协议的数字案例，来解释这两种强制的执行方式。这些数字能够让我们很容易就豁然开朗。这个例子本身以“包买主制”的生产方式为基础，这一制度在17至18世纪的欧洲和今日贫穷国家的手工业中极为普遍。这种制度称得上是一种主雇制，但为了我们的说明目的，这里可以将其看作一种合作关系。
1704534759
1704534760
假设有一个人A，他拥有一些流动资本（例如，原材料），对他来说价值4000美元。A与B熟识，B具备利用这些流动资本来生产市场价值为8000美元的商品的技术，A则不具备这种技术。然而，A有市场准入权利，而B却没有。于是A提议，将他的资本预支给B，并约定，当B生产出这些商品时，他就会把它们卖掉，并与B共享收益。如果B不愿这样为A工作，她将用她的时间，来为自己的家庭生产对于她来说价值2000美元的商品。为了让B接受他的建议，A提出了一个被他的传统视为神圣的收益分享规则：所得的这8000美元，首先全部用来补偿双方的成本——A得到4000美元（A从对其流动资本最优的使用方式中获得的数量，这被经济学家们称为流动资本的机会成本），B得到2000美元（这是B的时间和精力的机会成本），而剩余的2000美元将在二人之间平均分配。A得到5000美元，而B得到3000美元。每个人都会从这种安排中获得1000美元的收益。
1704534761
1704534762
B认为这个提议非常公平合理，但她担心一件事情：为什么她应该相信A不会违背在协议中的承诺，将所有的8000美元据为己有呢？
1704534763
1704534764
外部的强制执行
1704534765
1704534766
这里有一种可行的方法，能够使B相信A：该协议能够为一个业已确立的政权组织所强制执行。在很多社会中，部落的酋长、村落或宗族的长者，以及军阀们会强制执行协议，并对争议做出裁决。在这里我们设想一下，这个外部强制执行者是国家政权，而该协议是拟好的法律合同。我们将这个在不会违反法律的国民们中默认的“社会契约”加进该清单中。但是，如果这些契约意在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行事方法，则那些违约行为应该是可认定的；否则的话，当外部强制执行者被要求进行裁定时就会无从下手。当然，像贝基父亲一样的律师会过着很富裕的生活，这是因为这种认定是一个很困难的过程。一个粗略的估计表明，在美国，每年在法律行业（律师、法官、调查员）、保险从业人员（损失理算师、保险代理人）以及执法部门（警察）上的支出高达245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GDP的2%左右；而且我这里还没有将人们对可能发生的诉讼、入室抢劫和盗窃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包括进去。
1704534767
1704534768
我们把在违约行为的认定中所发生的问题搁置一边（不过可以参考第四至第五章），来注意一下，如果相比起A所面对的诱惑，国家政权对违反契约做出的惩罚要更加严厉，那么A就会受到威慑而不敢这样做。如果B深知这种威慑力，那么她也会相信A不会背信弃义。在贝基的世界中，管理市场交易的法规是在合同法中体现的。像金融机构那样，贝基父亲的事务所是一个法人实体，他可以通过它来积累自己的养老金，为贝基和萨姆的教育进行储蓄，等等。他和他的事务所有一份雇佣合同。他在储蓄和养老金制度上所达成的协议是法律合同。甚至当某个家庭成员去杂货店购买的过程（无论是用现金还是用卡付账）也涉及法律问题，法律能够为双方提供保护（在钱是伪钞或信用卡无效的情况下，保护杂货店老板；在产品被证明是次品时，保护买主）。人们在需要时出出进进的、规范的市场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正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复杂的法律框架来强制执行这种被称为“购买”和“销售”的协议。此外，正是因为贝基的家庭、杂货店老板和信用卡公司都有信心地认为，政府有能力和意愿来强制执行合同，他们才能够在一起进行交易。
1704534769
1704534770
既然强制执行合同要涉及资源，这种信心又以何为基础呢？毕竟，眼下的这个世界已经证明，各种各样的政权都是存在的。一种答案是：在一个正在运行的民主政权中，政府会为其名誉担忧。一个自由的、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有助于使政府变得审慎起来，并相信政府的无能和腐败会意味着其统治的结束、下一届大选的来临。请注意这如何涉及一个系统，此系统将彼此对能力和意愿的信任联结在一起。贝基的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家庭都相信（或多或少地）他们的政府能够强制执行这些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政府的领袖们清楚，不有效强制执行协议的话，将意味着被赶下台。对于他们来说，一个协议的双方都相信另一方不会违约（再一次，或多或少地），因为他们都知道，对方同样知道可以信任政府会强制执行协议。如此等等。那些违反合同者会受到惩罚的威胁（一笔罚款、一次入狱、被解雇，等等），信任以此来维持，这里的合同可能是法律合同（贝基父亲的雇佣合同），也可能是社会合同（选举人和贝基所在世界的政府所达成的维持法律和秩序的契约）。我们生活在信任的世界中，这些信任是自发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前面所说的条件[2]）。
1704534771
1704534772
我刚才所讲到的仅仅是一个论题的纲要。整个论题和另一个十分相似，后者则证明了，社会规范同样提供强制执行协议的途径。所以我们就来详细地说说它。
1704534773
1704534774
共同的强制执行
1704534775
1704534776
尽管德丝塔的国家也有合同法，但她的家庭却不能指望它。最近的法庭都遥不可及，附近也没有律师。因为交通运输费用十分昂贵，她的村子就像一块与世隔绝的飞地。这里的经济生活超出了正式的法律体系所控制的范围。然而，德丝塔的父母依然在与别人进行交易。为葬礼进行储蓄就相当于说“我接受社区保险计划的条款和条件”。因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并没有正规的信贷市场，村民们以一种互惠的方式来达到平衡消费的目的。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尼日利亚的一组村落样本中，几乎所有的信贷交易都是在亲戚之间，或是在同村的家庭之间进行的。没有书面合同，还贷的日期和金额也并未在协议中明确。社会准则被默认地遵守了。这些贷款中只有不到10%没有清欠完毕。
1704534777
1704534778
为什么这些村民会彼此信任？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协议是被共同强制执行的：来自社区成员们的、“要严厉制裁那些协议违反者”的威胁，将会对每个人起到震慑作用，这样他们就不会违反协议了。这是在贫穷世界中进行交易的共同基础。例如，在尼日利亚科夫亚地区的农民当中，农田是私有化的，但一旦庄稼被收割完毕，人们可以获准在这里自由地放牧。像德丝塔的家庭一样，科夫亚地区的家庭也在致力于生存农业，因此劳动者并不会被给付工资。然而，与德丝塔的家庭不同的是，科夫亚人制定了在私田上的集体劳动制度。虽然其中的一部分是以8至10人的小组形式组织起来的，但也存在全社区性的集体劳动。一个没有正当理由而无法提供所需劳动定额的家庭，将会被要求缴纳罚款（这里的罚款是成罐的啤酒）。如果罚款没有缴清，这个有过失的家庭就会受到禁止参加集体劳动甚至被驱逐的惩罚。在另一个不同的环境下，巴西北部的沿海村庄中也有用来保护渔业的规章制度。违反规章的行为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制裁，包括受到孤立、渔具被破坏等等。
1704534779
1704534780
共同的强制执行是如何使协议得以维持的呢？我们大可以说是因为机会主义者会被加以制裁，但为什么这种威胁值得相信呢？如果制裁是社会行为规范的一个方面，它就是值得相信的。为了看看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假设一下：在当前，所有各方都能够观察到每一方究竟是否恪守协议。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假设，但就“可认定性”来说，这是一个很有用的起点。一旦我们从这里得出结论，我们便能够推知在这个假设连不严格成立都算不上的情况下，这些社区是如何对其制度做出调整的。任何曾经造访过贫穷国家的村庄的人都会知道，在这里，隐私根本算不上一种基本权利。在我所走访过的热带村落中，农舍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建造和聚集起来的：人们想要阻止别人观察到自己在做什么，那一定很困难。
1704534781
1704534782
说到社会规范时，我们指的是一种为人所接受的行为规则。行为规则一般是这样说的：“如果你做Y事，我就会去做X事”；“如果Q事发生，我就会去做P事”等等。一种行为规则要成为社会规范，就需要在所有其他人都依据它行事的前提下，依据它行事会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行为规则符合纳什均衡的条件。为了看看社会规范是如何起作用的，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数字案例，来研究一下在长期关系基础上的合作是否能够在A（现在我们将其称为雇主）和B（现在我们将其称为雇工）之间保持下去。
1704534783
1704534784
想象一下，在A和B之间发生交易的机会被预期正在不断上升，例如，逐年上升。假设B在生产她的产品上花费的时间不超过一年。用t来表示时间。那么t的值就是0，1，2，……依此类推，直到无穷。0代表当前年份，1代表下一年份，2则代表再下一年份，依此类推，直到无穷。虽然在未来年份中，通过合作所获得的收益对于A和B双方来说都很重要，但这些通常会低于当前收益的重要性。毕竟，一方在未来不复存在，以致合作无法继续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事情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变化，例如A不再拥有对其资本流动的控制。为了将这个想法公式化，我们引入一个正数r，用它来衡量每一方对未来合作收益的贴现率。（我们将在本案例中了解到，B的贴现率是多少是无关紧要的。但为了阐述上的方便，我在这里假设双方对未来成本和收益的贴现率都是r。）这种假设是说，在对当前年份（t=0）进行计算时，每方都会用一个除数（1+ r）t（这一项代表（1+r）自乘t次）来除他/她在未来年份t中所获得的收益。因此，如果r是一个正数，则对于所有未来年份t而言，（1+r）t大于1；而且，由于在当前年份做出计算时，第t年所获得的收益要被（1+r）t除，因此在目前看来，这些收益的重要性每年会以固定百分比r“缩水”。r的值越小，在未来年份合作所获收益的重要性就越大。我们现在就来证明，在r值很小的前提下，双方将会在大体上成功地达成长期合作关系——每年A给B 4000美元，将B所生产的产品以8000美元的价格出售后，再付给B 3000美元。关于长期合作关系的正式理论是由数学家罗伯特·奥曼和劳埃德·夏普利所提出，再由朱·弗登伯格、埃里克·马斯金、艾瑞尔·鲁宾斯坦等经济学家所发展的。我在这里所展示的是该理论如何起作用的一个例证。
1704534785
1704534786
来考虑一下A有可能采取的以下行为准则：（i）以将4000美元预支给B为开端；（ii）如果B在当年生产出了产品，就将产品出售；（iii）根据协议，分享成果；（iv）只要双方都不违反协议，就每年一直这样进行下去；但是（v）如果出现任一方首次违反协议，就永久性地中止合作关系。类似地，考虑一下B有可能采取的以下行为准则：只要双方都不违反协议，就诚心诚意地为A工作；但一旦任一方首次违反协议，就永远不再为他工作。
1704534787
[
上一页 ]
[ :1.70453473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