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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商品和服务：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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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两件物品碰巧有所差异时，最好将它们区分开。通常，商品和服务是通过其物理和化学属性来彼此区分的（例如，饮用水和小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人们都会承认：商品和服务同样应当通过其所在地域来彼此区分，正如那句略带轻蔑语气的“某人正在往纽卡斯尔运煤”中所暗示的那样。这样一来，撒哈拉地区的饮用水就是与阿拉斯加的饮用水完全不同的一种商品了。经济学家埃里克·林达尔在很多年以前就证明了，为了真正了解借贷、储蓄、贷出和投资（第六章）的意义，我们理应将商品和服务通过其出现的日期来彼此区分。既然今天的饮用水与明天的饮用水是不同的商品，我们就应当承认其中的区别。从林达尔的叙述中可以推得的结论是，一件耐用商品应当被看作是它被预期能够在长期内提供的服务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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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证明了，商品应当更加细致地彼此区分。他提出，为了真正理解保险和股票市场，我们也应将商品和服务按照其出现的不确定情况来进行区分。从林达尔的叙述中可以推得的结论是，明天天冷情况下的饮用水和明天天热情况下的饮用水是不同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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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未来，就要求我们为了将来的日子在商品和服务上做好准备。当贝基世界中的一个交易者买入小麦期货（这是指，他现在花钱买了一蒲式耳小麦，而这一蒲式耳小麦将在，比如说，6星期之内交割），他就买入了某一种品质（颗粒大小、水分含量，等等）的小麦，而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小麦都要在6星期之内交割。而将玉米储存在家里的德丝塔的父母，则在力图保证一家人在直到下一个收获季节临近之前，无论如何都能够有玉米吃。根据林达尔的分类方法，那个交易者和德丝塔的父母都在购买“时间商品”。但不可避免地，未来是不确定的。通过每年缴纳房屋财产保险金，贝基的父母为他们的房屋购买了一份下一年的替代品——当且仅当他们的房屋被毁掉时。（如果到本年年末，他们的房屋完好无损，他们就得不到任何赔偿。）他们所购买的商品是：一幢在下一年用以替代目前房屋的房屋——当且仅当他们的房屋被毁掉时。用阿罗的术语来说，他们正在购买一种“应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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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品、公共品与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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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私人品是指：一件商品，对它的使用是竞争性的和排他性的。食物，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私人品。如果某个人从固定数量的食物中多吃掉了一单位的食物，那么所有其他人加起来，就要少享用一单位的食物（这就是“竞争性”）；而且，只要一个人拥有食物的权利得到保护，他或她就能够将别人排除在外，不允许他们来享用（这就是“排他性”）。我们正在享用或使用的商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私人品。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公共品则是指：一件商品，对它的使用是非竞争性的和非排他性的。立刻映入头脑中的是国家防御。如果一个国家有了保护自身不受攻击的装备，它并不仅仅保护业已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同时会保护来这里居住的任何一个人，而不用多花一分钱（这就是“非竞争性”）。此外，它也不可能将来这里居住的任何人排除在这种保护之外（这就是“非排他性”）。同样存在“劣等”的公共品，从造纸厂中排放的污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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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与开放获得的资源截然相反。与被过度使用的开放获得的资源形成对比，如果人们为所欲为的话，公共品将是供给不足的。经济学家肯特·威克塞尔和保罗·萨缪尔森将这种供给不足的原因归结为，人们所固有的、在别人碰巧所做出的准备中搭便车的激励。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件公共品一旦被提供，那么它就成了一件能够开放获得的商品。但是，私人提供这件商品的激励却没有将这种收益考虑在内。威克塞尔和萨缪尔森主张，这一问题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得到解决。这种行动有两种方式：（i）公共提供，（ii）公共补贴下的私人提供。当一件公共品的地理范围受到限制时（小分水岭地区所覆盖的森林、当地的排水系统），这里的“公共”就可以指社区或当地的政府。在两者中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涉及了当地的政治领域。在德丝塔的世界中，当地的公共品通常由社区来提供；而在贝基的世界中，这是当地政府的责任。而市场在这两个世界中都没有起带头作用。当公共品限于一个国家的界限之内时（例如国家防御），集体行动就意味着国家政权的介入，这就是国家政治。当公共品是非限制性的时候（影响气候的全球循环系统），集体行动就意味着世界社区的介入，这就是国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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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品的私人提供问题带来了一种效应的极端形式，这种效应的极端形式被称为外部性。提到外部性时，我们指的是某个决策对并不属于该决策任何一方的人们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些影响是有益的（它们被称为正的外部性）；而在其他情况下，这些影响是破坏性的（负的外部性）。初等教育和公共卫生措施都会带来正的外部性。如果我变得能识字，那么我受益了；对于其他业已能识字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因为他们现在可以用非口头方式与我交流了。类似地，如果我接受了预防某种疾病的注射，那么我受益了；对于其他那些容易受这种疾病感染的人来说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再也不会受到被我传染的威胁。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教育和接种疫苗都被制度化为私人品，那么每个家庭都会对其投资不足，因为没有人会考虑到这些将带给别人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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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高速公路上的拥堵和城市上空弥漫的硫氧化物则包含了负的外部性。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大概你是会受益的；但你同时也加重了道路的拥挤程度，导致其他人在高速公路上受罪。类似地，当你的车子排放出硫氧化物，生活在同一天空下的其他人也会遭受损失。每一个这样的案例都涉及搭便车问题，这一问题如今多被政治评论家们提及。搭便车和外部性密切相关的提法由来已久。经济学家A.C.庇古在20世纪2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积极倡导运用税收和补贴来降低负的外部性的私人供给和增加正的外部性的私人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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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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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生存农业时，经济学家们着眼的是自给自足的农业家庭。德丝塔的家庭并不完全是这样，但也与之很接近了。贝基的家庭则非常不同。她父母的收入被用来获得家庭消费的商品和服务。这通过一家人在市场上交易来实现。如果你想分项列出贝基一家每年所进行的交易数目，那么绝大部分——包括的大多是小件商品，例如杂货——都是即期消费。贝基的世界中，每一笔支付都是用以美元表示的货币来完成的。“货币”这个词部分指是的纸币和硬币，纸币和硬币本身并不拥有任何内在价值。那么，为什么人们要持有它们？为什么我们首先需要一种交易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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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虚构一个世界，在那里所有人都被认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人们在计算、记忆和识别别人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成本；任何一笔交易——无论是此时此地的，是穿梭时空的，还是含有不确定偶然因素的——都可以毫无成本地完成。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们是可以仅仅在口头的基础上进行交易的。这里并不需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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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为了知道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中，货币为什么是一种交易不可或缺的媒介，先来想象一下： A拥有小麦，B拥有大米，C则拥有玉米。让我们也假定一下，A偏好大米，B偏好玉米，而C偏好小麦。这时，商品的双边交换（更常见的称呼是“物物交换”）是不可能的，因为经济学家们所称的“双向需求偶合”并未出现。A想要B的大米，但无法与B进行物物交换，因为B并不偏好A的小麦；依此类推。这个例子十分刻板，但它提出的问题却是非常普遍的。使用货币作为一种交易媒介，使得人们即使在“双向需求偶合”并不存在的情况下，也能够彼此交易。“金钱”在贝基和德丝塔的世界中都是一种法定货币，这是因为她们国家的政府宣称它是法定货币，并用其权威性作为这一宣言的后盾。保罗·萨缪尔森构建了一个模型——与我们刚才研究过的那个（关于A和B建立合作关系的）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来表明：虽然货币并不具有内在价值，但人们持有货币，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在并不拥有用以物物交换的商品和服务的前提下，就可以购买到商品和服务。因此，货币不仅仅是一个交易媒介，而且是一种价值的储存方式。如果不是生活在货币经济中，贝基一家人就无法生存。基本自给自足的德丝塔一家，也不过仅仅能够生存而已。但是，我们在因果关系并不存在的情况下，就应当避免把事情的原因归结于此。如果贝基一家生活在没有市场的地方，他们也会设法自给自足。如果她的父亲试图依靠当律师的技能生存，那么一家人就会变得穷困潦倒。当然，即使是德丝塔的父母也会需要货币，从村子周围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市场去购买商品。他们通过出售德丝塔母亲酿造的酒和她父亲种植的埃塞俄比亚画眉草，获得了一些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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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发行的纸币和硬币，并不是贝基世界中仅有的货币种类。商业交易中常常会用到一家银行开给另一家银行的支票。既然支票账户的余额也能够当作交易的媒介，那么它也是货币。当签署一份合同的时候，相关各方怀有对美元未来价值的某种信念，这里我说的信念指的是，对一美元在未来所能购买的一揽子商品和服务的信任。这种信任是部分基于他们对美国政府能够将美元价值控制好的信赖——更准确地说，是信心——之上的。当然，这种信任也是以各种其他因素为基础的，但重要的一点仍然在于，货币的价值能够保持，正是因为人们相信它能够保持。类似地，如果出于任何原因，人们担心它的价值无法保持，那么它的价值一定不会得到保持。货币崩溃，如1922——1923年发生在德国魏玛政权下的那次，正是信心的灭失如何自我强化的一个实例。银行挤兑具有相同的特征，股票市场的泡沫和崩盘也是如此。有多种多样的社会均衡存在，每一种背后都有一套自我强化的信念存在。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货币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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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使得交易匿名化成为可能。这些匿名的交易在瞬间就能完成，正如贝基在镇上购物中心的百货商店里购买CD光盘并以现金付账那样。每一天，数以百万计的交易在素未谋面今后也不会谋面的人们之间发生。在贝基的世界中，通过建立对货币这一交易媒介的信心，信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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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平整的道路、电力设施和自来水都不存在，因此市场无法渗透到德丝塔的村庄中。与此相反，贝基居住的郊区小镇植根于一个巨大的世界经济体中。贝基的父亲能够以做律师为专长，正是因为他确信，他的收入可以用来购买超级市场中的食品、水龙头中流出的自来水、煮饭炉和电暖器中散发出的热量。与多样化的生产活动相比，专业化使得人们能够生产总量更多的产品。亚当·斯密曾做过著名的论断：劳动分工要受到市场程度的限制。在前面，我们曾提到德丝塔一家人并未进行专业化生产，但在原始状态下生产出了大量的日常必需品。而且，在社会规范的基础上，这一家同其他人所进行的很多交易都是出于个人的需要，因此是十分有限的。作为经济活动的基础，市场和社区之间存在无数的差别，因为在法律和社会规范之间就存在无数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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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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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这些模型抓住了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情形的要点——在某些情形下，合作是需要制度（协议的实施安排，它指出了应该由谁来监控谁，谁该去向谁负责，等等）介入的；而在另一些情形下，即使这些制度早已存在，最终出现的结果也可能就是不合作。我们知道，某些制度在一些地方会运转顺利，但在其他地方就并非如此了。一个国家有可能采取一种开明的制度，但它的国民们是否能够真正接受它，又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人们在很多事情中间所做出的选择取决于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我这里详述的理论并不对这些信任做出解释；它只是去识别这些信任中哪些是自我强化的。经济学家们将这些自我强化的信任称为理性信任。这里的“理性”并没有什么哲学上的深层含义：理性信任，就是那些自我强化的信任，仅此而已。这些模型已经告诉我们，在大多数的日常情况下，理性信任并非独一无二的。有些能够带来对我们人类的福祉起到保护和促进作用的结果，有些则对其起到阻碍作用。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某一种理性信任而非另一种理性信任的出现？这有可能是文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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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著名的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著作中，将一个社区的文化而并不仅仅是信仰看作这个社区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和性格倾向。像韦伯那样涵盖广泛的研究是难以进行归纳总结的，但貌似韦伯自己在其关于清教徒道德规范及资本主义精神的著作中，所偏好的因果关系是：由宗教信仰开始，通过个人的实践和政治文化来影响制度，由此对经济上的结果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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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来，用文化来对经济表现的好坏做出解释，在社会科学家中并不算流行，但是它的确有复苏的迹象。例如，经济学家们从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中构建了一种社会信任度的测量方法。该调查项目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曾经在40个国家各随机挑选出1000个人做调查，问他们一般是否会认为大多数人是值得信赖的，或他们是否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小心谨慎。如果回答“大多数人值得信赖”，那么作答人就会被计数。信任就是通过这个人数的百分比来度量的（这两个调查中做出这样回答的百分比基本相同）。调查者们通过对比，剔除了被调查国家中人均GDP的差异。这些数据揭示了，信任和司法效率、税收遵从、官僚机构质量、公民参与、婴儿成活率、教育方面的成就、大公司业绩以及人均GDP的增长，是呈同方向变化的。用统计学的行话来说，它们是正（而且显著）相关的。意料之中的是，数据同样揭示了信任和政府腐败共同变化，但方向相反。这两个变量是负（而且显著）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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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得出结论：信任，除了对经济增长有益以外，还对其他几个良性现象有益。但以上调查却并没有指明每个被调查国家中的信任程度为何如此的原因。它也不可能指出这些原因。这就摆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信任并非凭空产生，所以它的存在迫切需要解释。这意味着，并不应该用信任的存在来解释其他事物的存在。这些统计学发现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经济体的显在特征，比如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与经济发展紧密联系。除此之外，它们再也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别的了。统计学家们曾经反复提醒我们中的某一部分人，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并不相同。这句提醒，是社会评论家们经常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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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到信任和经济进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我们在这里一直讲述的理论已经对这种正相关关系做出了预言。如果这种相关性是负的，那我们恐怕要目瞪口呆了。那样我们将会对这些发现提出质疑，回到我们的绘图板上，要么将调查重新来过，要么就得试图找出数据中所隐含的、能够对它做出解释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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