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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利制度的系统应用是1474年始于威尼斯的，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保证发明者对新技能和机器拥有10年的特权。但当今专利法的鼻祖，则是1623年英国的《垄断法规》。该法规阐明了一般性原则，即只有一种新产品的“第一位的、真正的”发明者，才能够被赋予垄断性专利——在1623年的法规中，这一期限是14年。即便是当今专利法的鼻祖，也规定了不能将专利赋予“自然品”，因此习惯上会将专利看作是属于技艺领域。但近来发生的生物技术领域中关于专利的诉讼纷争则表明，在何为自然品方面达成一致往往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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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用前面几章中的语言来做一下总结：Technology中的行为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因此是由法律所强制执行的；然而在Science中，行为则是受到社区左右的，因此是由规范所强制执行的。两种制度都可以创造知识；但在前者中它被看作是一种私人品，在后者中它则被视为一种公共品。Science和Technology都鼓励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用其所属制度之中的道德观念来看待他们的产品，但两者的激励方式是不同的。这样，所生产的产品的特征不同，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了。Science和Technology之间的传统区别——将前者看作与基础研究相关（其产出作为进一步生产知识的投入品），将后者看作与应用型研究相关（其产出作为生产商品和服务中的投入品）——从产出的角度，对这两种制度做出了诠释。这里所提出的关于将Science和Technology作为制度的观点，在我看来要深刻得多。它有助于解释，为何它们的产品会预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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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8世纪的一项关于为竖琴调音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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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对于Science所拥有的能使科学家们披露其发现的适当激励，我们早已认为是理所应当。但是能够体现这种激励的社会性的创新，并非必然会出现。它们也不是轻易出现的，因为这需要科学家和他们的资助人的共同努力。在使科学声明得到独立检验的过程中，在争夺优先权的竞争选手间做出裁决的过程中，在对那些Science准入者的资质的监督过程中，学会也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同业群体的尊敬、奖章、名册，作为对于科学家们的“货币”报酬，是很非凡的创新，因为它们并未涉及太多的资源。为了使这些社会性的创新发挥效用，科学家所受到的教育中理应包括，培养对非金钱奖励的鉴赏力。这种鉴赏力使得Science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制造知识。但逐渐地，对于这种社会性创新的鉴赏力，不得不与来自Technology领域中的金钱奖励相互竞争。如果金钱奖励增加（实际上这些年来增加得相当多），那么这种对Science领域中道德观念的鉴赏力对于研究工作者来说，就显得愈加弥足珍贵。Science体现了一种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需要不断抵御来自其对手Technology的威胁。已经证明这种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以至于在近些年来，两种制度已经在相互渗透了。科学家们的行为越来越向技术专家们靠拢，而技术专家则同时享受到来自Technology的金钱奖励，和Science不得不授予的奖章和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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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种紧张气氛，Science和Technology仍然在贝基的世界中继续取得进展。今天，富有国家在知识研发上的支出已经达到了GDP的2.5%，而在贫穷国家中相应的数字则大大低于1%。假定富裕国家的GDP是贫穷国家的6倍，我们并不应该对此感到吃惊——贝基的世界正在取得大量的科学技术进步，而德丝塔的世界充其量不过能够成为这些进步的有限的使用者。这里我甚至还没有提到这两个世界对教育的相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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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一笔带过的Science和Technology领域中的制度革新发生在欧洲，开端于历史学家们称为启蒙运动时代的那个时期。后面的这个术语如果从认识论的意义上去解释，就会引起争议了。它确实会在知识分子之间引起争议，因为争议正是该术语通常被解释的方式。知识分子们一听到知识的分析实证基础——这是Science和Technology的共同基础——是欧洲人的发明，就会怒发冲冠。他们会问：“那么那些更早年间的、产生于其他地区的、养育那些为知识做出不朽贡献的学者的文明，又该如何解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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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坚决地承认，知识的分析实证基础并非贝基世界的发明，而那些神秘启示主义的知识获取路径也并不仅限于德丝塔的世界。在每个我甚至只有一知半解的社会中，此二者都曾出现，而且经常是同时存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在今日，哪怕仅有一半的可能性，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能够轻易地对Science和Technology进行实践；他们的“文化”背景似乎并未成为智力上的瓶颈。炫耀性地证明“在贝基的世界尚处于蒙昧时期时，在德丝塔的世界中科学技术已经取得发展”云云，并不能促进知识的发展，而只不过是将老生常谈又重复了一遍而已。欧洲在启蒙运动时期所获得的成就，远比认识论中的某次变革更加显著，这是因为没有其他地区以前曾经做到这一点。欧洲确立了制度，这些制度使得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实际上是整个知识领域——能够从精英小众转向公共大众，这一转变使得分析实证的推理模式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成为了人们惯用的模式。这一成就很好地诠释了我在第一章中所列举的宏观经济数据中相当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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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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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将此二者视为两种制度。其中Science指的是共众资助的研发，Technology指的是民间资助的研发。在译文中保留英文（首字母大写）来区分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和技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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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第六章 家庭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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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和市场乃是包罗万象的制度。人们除了直接在其中活动之外，还要通过很多更小的制度在其中活动，在这些更小的制度中，家庭和商业企业则是最为突出的。在探索这些制度的过程中，我们不妨问问，人们通过它们，究竟想要得到什么。诚然，家庭是深深植根于人类当中的，因此去探寻它的经济目的，可能会显得有些奇怪。但人们知道，即使是这一最为普遍的制度，对资源稀缺所做出的反应也会发生变化。我将不会详述家庭和商业企业在使得人们能够生存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那些更为明显的作用——如果他们彼此间充分协调，又比较幸运的话，还能够兴旺发达。相反，我们将会研究它们的一些更加与众不同的特征，以更好地理解贝基和德丝塔的生活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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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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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居住的社区中，家族就是那个长期以来维系着最紧密的人际纽带的制度。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发现，使用一个更加现代的术语——家庭——是大有裨益的。家庭是一个比家族更小的单位。家庭通常被用来指代一个持家或消费的单位。它的成员们在一起进餐，或共享同一存量的食物做成的餐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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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家长们希望对家庭的福祉起到保护和促进的作用。这里的家庭福祉是指家庭成员福祉的加总。但是，对于“福祉的加总”，家长们也许会抱有不同的观念。在德丝塔的世界中（在那里广义上的家族对家庭的决策会起到影响），除了父母一级的家长有发言权外，祖母一级（甚至更大范围的亲属们）也会影响家庭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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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们已经发现，在德丝塔的世界中，基本必需品——闲暇、食物、健康保障和教育——的家庭分配是很不平衡的。部分的不平等纯粹是出于需要的原因。来考虑一下食物分配。在营养均衡的状态下，一个人每天能量摄入的60%到75%是为了维持体力（血液循环、大脑活动、组织修复、新陈代谢等等），而其余的25%到40%才是花在较随意的活动（工作和闲暇）上的。这60%到75%更像是一种“固定的”需要：从长期来看，人们无论做什么，这一底限都是必需的。因此，我们应该预期，在非常穷困的家庭中，食物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尽管，在它们变得富裕起来之后，食物分配将会变得平均。如果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假设一下每人维持体力的能量需求为1500千卡。考虑一个每天只能获得5000千卡的四口之家。平均分配将意味着每个人都无法获得足够的能量。不平均分配食物，将会使得最有生产力的成员能够正常工作，从而增加整个家庭未来得到改善的几率。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家庭每天能够获得的能量大大多于6000千卡，它就将能够在不危及未来的前提下，将食物平均分配。当食物非常稀缺的时候，即使将年龄上的差异考虑在内，德丝塔一家中的较小较弱的成员们分得的食物还是比其他人要少些。然而在年景好的时候，德丝塔的父母也能够做到不偏不倚。与此相对照，贝基一家总是能够买得起足够的食品。每天，她的父母都平均地分配食物——这里重申，要将营养的需要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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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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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刚概述过的这些想法本身无法解释在贫穷世界中这种长期而大规模的家庭分配不均。在一篇著名的论文中，人口学家普拉文·维萨里亚注意到，在印度，女性和男性的比例自从1901年印度人口普查以来，就一直在下降；更为糟糕的是，这个比例一直显著低于1。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数据，在印度，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只有93：100。在今天的富裕国家中，这一比例是106：100。在回答流行病学家林肯·陈针对维萨里亚的发现而提出的“妇女们都到哪儿去了”这一问题时，他和他的同行们从印度次大陆收集了以性别为基础的死亡率，以及人体测量学方面的数据，他们发现了在贫穷家庭中，食物和健康保障的分配是偏向男性一方的。可疑之处在于，家长们不仅扼杀女婴，而且拒绝向其提供出生后的健康保障，以减少家庭中的女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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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孩的健康歧视并非仅限于印度次大陆，这一现象在其他国家也存在。在社会规范坚持家长要为女儿支付不菲的嫁妆，而男孩应该照顾他们年迈的父母的情况下，穷困家庭对男孩的偏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如果我们假设，相比起父亲来，母亲更容易对女儿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在其他条件一致的前提下，如果家庭中的妇女受过教育，或有雇佣工作，或能够掌控家庭预算，那么我们可以预期在食物和健康保障方面，对女孩的歧视将不会有那么严重。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在印度次大陆和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都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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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女性和男性的比例是102：100，这说明印度的男女比例失调并不仅仅是贫困的反映。人口学家埃丝特·伯瑟拉普观察到，妇女在以锄为农耕工具的地区（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这与以犁为主要农耕工具的地区（例如印度次大陆地区）形成对比。伯瑟拉普在作物耕作技术和妇女地位之间建立了关联。印度次大陆地区的性别歧视在不同的生态地区也存在区别。妇女更多地从事稻田耕作，稻田耕作需要更多的灵巧人力而非肌肉膂力。妇女较少从事麦田耕作，就麦田耕作而言，肌肉膂力是一种必需的投入品（使用犁来工作需要体力）。在印度，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在以产稻为主的各邦（主要在南部和东部）较高，而在以产麦为主的各邦（主要在北部）则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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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世界的家庭中，在健康方面的性别不平衡和生育选择密切相关。由于妇女们在生育和养育子女时比男性承受着更为巨大的成本压力，我们可以预期，相对于女性，男性渴望拥有更多的子女。另一方面，如果妇女在经济上比男性更为脆弱，那么比起男性，她们会渴望拥有更多的子女，因为子女们为极其恶劣的境况提供了一份“保险”。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可以预期，在妇女获得更多权力的社会中，生育率将会较低。关于德丝塔世界中妇女地位的数据，显示了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高生育率、妇女的高文盲率、妇女的低就业率、妇女在家从事无报酬劳动的高比例，是共同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