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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贝基的父母仔细考虑其消费和储蓄决策时，一个将他们所面对的情况公式化的简单方法就是假设，他们将自己看作是某个朝代的成员。这是换一种方法来表达：贝基的父母并非仅仅考虑他们自身以及贝基和萨姆的福祉，还会考虑到他们未来的孙辈、曾孙辈等等的福祉。他们当然并不是很直接地这样做。贝基的父母只是将他们子女的福祉直接考虑进去，但是（这才是重点）父母清楚，当轮到贝基和萨姆做出消费和储蓄决策时，他们也会将他们自己子女的福祉考虑进去，孙辈会将曾孙辈的福祉考虑进去，世世代代，依此类推。贝基的父母为其子女的教育做出了相当大的一笔投资，但他们并未期望能够因此得到回报，他们也并不会为其孙辈的教育而储蓄，因为这件事被看作是贝基和萨姆未来的责任。在贝基的世界中，资源是从父母转移到子女的。子女是父辈福祉的直接源头，而并非投资品。毋庸赘言，对未来事件的预期，在这些有跨世代意义的考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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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人们偏好当前消费，胜于等待未来。这其实就是换一种方法来说，我们都是“不耐”的。我们具有这种倾向，有可能是因为明天对我们来说并不存在（尽管这个概率很小），或者是因为我们害怕，如果我们等待，消费期望可能就得不到了（请回忆一下那句谚语“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无论那个内在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种“不耐”意味着，我们给未来消费打折扣的原因正是在于它将出现在未来。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人们却又有一种使各个时期消费相等的渴望。这其实就是换一种方法来说：比起消费水平较低的情况，在消费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对边际消费的增加怀有较低的欲望。然而，无论是“不耐”还是平衡消费的愿望，都与下面这个事实不一致——在贝基的世界中，几十年来，人们变得越来越富裕，消费越来越高；同时，也与下面这个事实不一致——他们希望在可预见的未来继续这样下去。为什么人们在过去不减少储蓄，以此来平衡消费呢？同样地，为什么贝基的父母不以牺牲子女未来的一些消费为代价，来提高当期的消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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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寻找到解释，我们很现实地做出假设——储蓄的收益率要比人们“不耐”地进行当期消费的收益率高。出于理论上的目的，我们接下来不妨假设，这一“不耐度”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资本市场为储蓄提供了正收益率，例如，每年5%。现在来考虑一下：一个家庭今年可以承受120，000美元的消费水平，明年也可以承受120，000美元的消费水平，我们将其写作（120，000美元，120，000美元）。由于储蓄的年收益率是5%，这一家人显然可以怀有（119，999美元，120，001美元）的期望。对于长期消费均等的渴望，意味着一家人认为（120，000美元，120，000美元）比起（119，999美元，120，001美元）是更加令人期待的。因此，如果这一家人在今年被要求消费119，999美元的商品和服务的话，那么他们将期望下一年能够消费多于120，001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以此作为补偿。是否存在一种这家人能够承受，而且会令他们觉得比（120，000美元，120，000美元）更加令人期待的消费期望呢？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甚至可以多说一句：平衡消费的渴望与储蓄的正回报预期意味着，在一个家庭能够承受的所有消费期望中，这个家庭认为最令人期待的那一组的消费将会是随时间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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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一个新术语将会有助于证明上面的这一观点。该家庭愿意以某个百分比把当年的消费替换为下一年的消费。让我们把这一百分比称为该家庭在这两年之间的消费贴现率。如果这一比率是r，那么该家庭下一年将需要（1+r）美元的额外消费，才能对当年减少一美元的消费进行弥补。这实际是换一种方法来说，这个家庭下一年每一美元的额外消费，价值相当于1/（1+r）美元的当年消费（我们在第二章中使用过这一推理）。例如，一个面对的消费期望是（120，000美元，120，000美元）的家庭，其消费贴现率为零（请记住，这个家庭并非“不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它希望使得跨期消费能够均衡）；反之，一个面对的消费期望是（120，000美元，125，000美元）的家庭，其消费贴现率为正（这个家庭并非“不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它也希望使得跨期消费能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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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来陈述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其现时形式归功于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和数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在一个家庭能够承受的所有消费期望中，最令他们期待的那一组，在其中的任何一个时点上，消费贴现率都等于储蓄收益率。证明这一点非常简单：如果消费贴现率小于储蓄收益率的话，这个家庭将会希望增加一点当期储蓄；但增加一点当期储蓄就意味着减少一点当期消费，这将会使得消费向未来倾斜，于是将反过来使消费贴现率上升。另一种情况是，如果消费贴现率大于储蓄收益率，该家庭将会希望减少一点当期储蓄；但减少一点当期储蓄就意味着增加一点当期消费，这会使得消费向现在倾斜，于是将反过来使消费贴现率降低。于是，我们就证明了，在最优的一组消费期望的任何一个时点上，消费贴现率都等于储蓄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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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消费的愿望和“不耐”的缺乏说明了，仅当消费随时间增长的情况下，家庭的消费贴现率才会为正。这就解释了为何跨期平衡消费的愿望，会转化为生产性经济中不断增加的消费。我们可以进一步概括这个结果：如果消费的“不耐度”低于储蓄收益率的话，那么一个希望平衡跨期消费的家庭将会进行储蓄，以享受不断随时间增长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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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德丝塔的父母来说，这种计算方式是非常不同的。他们的家庭在跨期转移消费的能力方面，受到非常严重的约束，因为他们无法接触到资本市场。诚然，德丝塔的父母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投资（清除杂草、留出部分休耕地，等等），但这是为了防止土地的生产力下降。而且，德丝塔一家在每个收获季节之后能够消费玉米的唯一方法，就是将它储存起来。然而，严酷的事实是，田鼠和潮湿的空气是一对强大的组合。存货贬值意味着储存行为的收益率为负（今天储存的1千克玉米到明天将少于1千克）。一个和刚才我们为贝基父母而提出的论断极为相似的论点可以被用来证明：德丝塔的父母将会认为，在每次收获之后的几周内比在接下来的各周多吃一些，是他们的最优选择。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随着下一个收获季节的临近，德丝塔一家吃得越来越少，身体变得越来越弱。德丝塔的父母已经意识到，人的身体比起他们储存玉米的地面来，是一个更好的仓库。因此一家人在紧随每个收获季节之后的月份中，比在其他月份中吃掉更多的玉米，他们利用积累起来的体力，度过下一个收获季节前面的那几周——在此之前，所有的玉米储备都已经消耗殆尽了。在这些年中，玉米的消费遵循一种“锯齿”状的模式，这一实践已经在从事生存农业的家庭中被广泛观测到。由于德丝塔和她的兄弟姐妹们也参与日常家庭生产，他们属于经济上的宝贵资产。与贝基一家不同，德丝塔一家中的资源是从子女向父母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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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为何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人们的目标是拥有更多数量的子女。德丝塔有5个兄弟姐妹。不幸的是，人口的高增长给当地的生态系统施加了许多额外的压力，以至于原本管理得很合理的本地公产，现在也逐渐衰败下去。这种现状都反映在德丝塔母亲的抱怨中——近些年来，从本地公产上采集每天的必需品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是越来越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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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170453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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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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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企业定义为一种制度——其唯一的目的就是为市场生产商品和服务。有些企业从那些收入和流动资产超过其支出的人们（年轻的家庭，例如贝基一家）那里把储蓄“挪走”，并将其转移到那些希望支出多于其收入和流动资产的人们（退休的人们，如贝基的祖父祖母）手里——这些企业构成了一个经济体的金融系统。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用卡公司，以及信贷储蓄联盟（在英国则被称为“房屋抵押贷款协会”）等等。类似地，保险企业使得人们能够在不确定的突发情况下，对收入进行转移。接下来还有生产商品（机器工具、维修服务、食品等等）的企业。破产是企业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在美国，1990年有大约646，000个新企业建立起来，但就在同一年，也有大约642，000个企业登记破产。这组数据能让你对贝基世界中这种情形的规模有一种感性认识。很明显地，企业出现了，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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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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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础设施（第四章）相同，制造行业，甚至零售部门都可以享受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为了发展壮大，一家企业通常不得不进行大规模投资，这意味着它需要为它的新投资拓宽资金来源。独资企业（一个所有人）或合伙企业无法做到这一点。一个企业的所有者们如果获得有限责任权利的许可，就能够吸收更大的风险，这时，这个企业就可以称为公司了。公司可以通过“上市”和发行股份（称为该公司的股票）来募集资本。通过购买一家公司的股票，投资者就有权拥有该企业红利的一部分份额。该公司有责任偿还它的一切债务。万一它破产了，它的资产就会被出售。通过出售其资产获得的资金，首先要支付给其债权人（银行、公司债券持有人），如果还有剩余，将会支付给股东。如果一家公司破产，股东们很有可能把通过购买其股份而投资的金钱损失殆尽，但他们的损失并不会超出原始投资（这就是有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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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企业上市，意味着它的股份可以在股票市场上交易。股票市场通过允许人们购买（或在他们愿意的时候出售）不同公司的股份，使得投资者们能够分散其风险——即使他们正在为了未来而进行储蓄。从购买某家公司的股份中所获得的收益，是红利加上这些股份的资本收益（或损失）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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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能够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为它们的新投资筹措资金：（i）从金融机构贷款或发行债券，（ii）保留公司的部分收益，（iii）发行更多的股份。从股东们的角度来看，一个公司管理层最理想的行为方式将能够使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价值最大化。问题在于并没有两个股东会就那种理想的行为方式究竟是什么达成一致，管理层也不太可能与股东们就这一点达成一致。而且，股东们会面对一种道德风险，因为管理层的很多行为很可能是无法确认的。公司股份在股票市场上的价格，综合反映了投资者们对购买的股份中涉及的风险的看法。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会对管理层的激励产生影响：如果债务太少，管理层努力工作提高效率的激励就会不足；如果债务太多，则较高的破产风险会对公司的行为起到扰乱作用。因此，一家公司的财务结构对外部世界来说是一个信号。它会影响市场对该企业的前景所持有的信念。从管理层的角度来看，发行债券的行为示意股东们，管理层会被激励去努力工作，并保证和提升公司的前景。而且，在美国，公司债务引起的利息支付是可以税前列支的，而红利直到最近才是可以税前列支的。这些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成熟的企业为大部分的投资筹措资金（指的是超过留存盈余的部分）时，都是通过向银行借贷或发行债券的方式。时至今日，在美国有超过90%的公司的新投资经费都是由债务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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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进行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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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的股份公司的出现（在1855年由英国国会的《有限责任法案》所巩固），被普遍认为是商业史上最重要的制度改革之一。在公众的心目中，公司反映的是“大企业”。这并非没有道理，但它却根本没有抓住要点。在美国，股份公司的数量还不到私营企业总数的20%，但它们却获得了80%以上的收入。前面说过，家庭可以通过公司这样的机构，在很远的地方进行投资，同时也能够分散其风险，这是社会的一个极大的进步。这是贝基世界的经济成功的背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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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1704534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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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经济学 第七章 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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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是一件好事。虽然它并不一定会换来幸福（第二章），但它通常会换来更高的生活质量。表1说明了，实际人均GDP的增长与人们能够享受到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齐头并进的。但经济是否能够无限制增长？增长有没有一个限度呢？用一个更现代的方式来提这个问题：实际GDP的增长是否能够与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共同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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