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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设一下，你采纳了某个关于社会福祉的概念（通过增加所有人的福祉），并在头脑中拥有了一幅未来的经济景象（一切照旧）。原则上，你现在就已经可以对每一种资本资产的社会生产力进行评估了。你可以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这是这一实践的描述部分），通过评估每一额外单位的资本资产对社会福祉所做出的贡献（这是这一实践的评估部分），来达到这一目的。经济学家们将各资本资产的社会生产力称为它们的影子价格，以此来和市场上观察到的它们的价格进行区分。虽然影子价格通常和商品有关，而非仅仅与资本资产有关，我们这里还是以资本资产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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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价格反映了资本资产的社会性稀缺。在我们所知的这个世界上，对影子价格进行评估，困难重重。有些为我们所持有的伦理价值多半是无法进行量度的——如果它们遇到我们所持有的其他价值的话。这并不意味着，伦理价值不能给影子价格强加范围——它们是可以的。因此，如果我们希望避免就可持续发展问题做出那些沉重但一钱不值的声明的话，那么有关影子价格的讨论就将举足轻重。当前用来对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子价格进行评估的大多数方法，都是很粗略的，然而运用这些方法，总比根本不去对它们进行评估强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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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体的资本资产存量的价值若以其影子价格来衡量，这个价值就称为它的总括财富。“总括”这个词旨在提醒我们：不仅自然资本被包括在资产的清单中，而且在评估这些资产的时候，外部性也被考虑进去。总括财富是各个资本资产的价值总和。这是用国际货币（当然也可以是别的）来表达出的一个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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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总结：一个经济体的总括财富和制度，共同构成了它的生产基础。如果现在我们想去确定一国的经济发展在某一段时间内是否是可持续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它的总括财富和制度在这一时间段内所发生的变化——当然，这是相对于其人口而言的——进行评估。在第一章中我们注意到，知识和制度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会在全要素生产率中体现出来。因此，我们将对相对于人口而言的一国经济的生产基础在任何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变化进行评估的过程，分解成五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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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对制造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在数量和构成上发生的变化值——我们称之为总括投资——进行评估。（如果总括投资被发现是正的，那么我们可以下结论说，制造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的总和在这一段时间有所增长。）第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进行评估。第三，将这两个数值变换形式，使其能够让我们计算出这两种变化对生产基础的影响。第四，将这两个估值结果整合成一个数值，使其能够用来反映该经济体的生产基础所发生的变化。第五，对人口的变化做出校正，得出一个相对于人口而言的该经济的生产基础所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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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五个步骤上花费了如此多的笔墨，这是因为它们可以在对过去的研究中派上用场。但是，当然，用这五个步骤来对未来进行预测，同样是有效的。上面概述的这一过程，对于任何想了解我们所追求的经济路径是否会通向可持续发展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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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性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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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对不同国家近几十年内的总括投资做出了评估。他们用人力资本的净投资加上已有的国家范围内对制造资本的投资估值，再扣除自然资本投资的减缩量，完成了这个任务（这是上面的第一步）。这些经济学家们用官方的国民净储蓄的评估值作为制造资本净投资的替代物。而对于人力资本的净投资，他们则用教育支出作为替代物。为了对自然资本上投资的缩减进行量化，他们考虑了商业林区、石油、矿藏，以及以二氧化碳含量为依据的空气质量的存量的净变化量。石油和矿藏的估值，是用其市场价值扣除开采费用后计算出来的。全球碳氧化物向大气排放的影子价格，就等同于由其所导致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损失。这一损失被定为每吨20美元——这极有可能是一项严重的低估。对于森林的估值，是用其市场价值扣除采伐成本后计算出来的。森林对生态系统的运转所做出的贡献则被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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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所列出的自然资源清单并不完整。它并没有把水资源、渔场、空气和水的污染物、土壤以及生态系统包括进去。世界银行关于人力资本的概念并不完备，因为健康并未被计算进去。并且世界银行对影子价格的估计极为粗略。然而事情总有开始，世界银行的开头，是一项极其复杂纷乱的任务的第一步。我在这里想做的是，对一群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最近发表的一组数据进行研究——他们将世界银行做出的关于总括投资的估值进行了校正，并接下来对贝基和德丝塔世界中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在近几十年内的经济发展是否是可持续的做出了确认。表2是这一组数据的精练版本。虽然这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很粗略的开始，但它毕竟是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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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研究的区域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都是贫穷国家），中国（中等收入国家），以及英国和美国（都是富裕国家）。研究的时间段是1970——2000年间。表2的第一列中包含了世界银行做出的总括投资的平均估值所占GDP的比重，以百分比表示（第一步）。第二列给出了年均人口增长率。第三列给出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的估值，我们这里将用一个关于知识和制度的综合指数的年均变化率来解释（这是第二步）。我用前三列的数字来得出人均生产基础的年变化率（这将第三步到第五步结合起来）。它们由第四列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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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这些发现做出总结之前，来感受一下表格中的这些数字能告诉我们什么，将是非常有意义的。来考虑一下巴基斯坦。在1970——2000年之间，总括投资所占GDP比重是每年8.8%。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0.4%的速率增长。由于这两个数目都是正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巴基斯坦2000年的生产基础要比1970年的有所增长。但再来看一看巴基斯坦的人口，它在以每年2.7%的速率增长。第四列表明，结果巴基斯坦的人均生产基础在以每年0.7%的速率下降，这说明2000年的生产基础只有1970年的80%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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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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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投资所占GDP比重（1970——2000年间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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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要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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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2000 年间的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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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K.J.阿罗、P.达斯古普塔、L.古尔德、G.德利、P.R.埃尔利希、G.M.希尔、S.莱温、K.-G.马勒、S.施耐德、D.A.斯塔莱特、B.沃克，《我们是否消费过多？》，《经济展望杂志》，2004年，第18卷，第3期，147——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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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来考虑一下美国。总括投资所占GDP比重是每年8.9%，仅比巴基斯坦的这一数字略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年均0.2%）甚至低于巴基斯坦。但人口却只是在以1.1%的年增长率增长，这意味着美国的人均生产基础在以1%的年均增长率增长。在1970——2000年之间，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而巴基斯坦的经济发展则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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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如果你用人均GDP来衡量它们的经济表现，你将会得到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表2的第五列表明，巴基斯坦在以相当高的年增长率（2.2%）增长，而美国却只是在以1.1%的年增长率增长。如果你现在看一看第六列就会发现，联合国给出的巴基斯坦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提高。HDI的变动丝毫没有告诉我们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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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表2中的令人震惊的消息则在于，在1970——2000年之间，我们这张清单上所有的贫穷国家，其经济发展要么是不可持续的，要么是勉强可持续的。诚然，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情况并不令人吃惊。它的总括投资是负数，这说明这一地区在制造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上的投资的缩减量占GDP的2.1%。人口的年增长率是2.7%，而全要素生产率基本没有什么增长（年增长率0.1%）。即使不做任何计算，我们也应当会觉察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人均生产基础水平在下降。表格证实了它确实如此，下降的年速率是2.9%。如果你现在看看第五列的数字，你将会发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人均GDP保持得相当稳定。但该地区的HDI却显示出提高的迹象。这又一次确认了，对HDI变动的研究并不会使我们能够对可持续发展做出任何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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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是印度次大陆地区经济表现最差的国家，但如果对这一地区的其余国家加以评价的话，它们也不过是勉强达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每个国家（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的总括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加都是正数。这两者合在一起，意味着每个国家的生产基础都有所扩张。但人口增长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人均生产基础的年增长率分别只有0.1%、0.4%和0.6%。即使是这些数字，也极有可能是被高估的结果。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在对总括投资进行评估时所使用的列表各项中，并没有包含土壤侵蚀和城区污染，而这两者都被专家们认为是印度次大陆的问题。而且，前面曾经提到，人们要求降低风险的渴望意味着，自然资本降级带来的负面风险——比起与它相应的、能够比预期往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概率——理应被给予一个较高的权重。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风险厌恶，则对总括投资的估值又将降低。人们免不了会怀疑，在1970——2000年之间，印度次大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可持续的。然而在这里，你并不是从GDP或是HDI的数字中了解到这一情况的。在这一地区的每个国家中，前者有所增长，而后者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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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总括投资占到了GDP的22.7%，这在表2的样本国家中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高达3.6%。人口的增长率相对较低，为每年1.4%。我们并不应该对中国的生产基础有所扩张——以7.8%的年增长率——感到惊奇。人均GDP同样以7.8%的年增长率在增长，HDI也得到了提高。在中国，人均GDP、HDI和人均生产基础，是在齐头并进地增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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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并没有对英国和美国做过多的评论。这两个国家都是富裕而成熟的经济体。1970——2000年之间，虽然总括投资并不高，但人口增长也很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也不高。虽然这些数字意味着在这两个国家的人均生产基础均有所扩张，但我们还是应该谨慎一些，因为前面曾经提过，世界银行对碳氧化物排放的损害做出了过低的评估。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都有所增加，HDI也在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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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刚研究的这些数字都是比较粗略和直白的，但是它们却展示了，自然资本的计算方式是如何对我们对于经济发展过程的观念产生重要作用的。在表2中，我有意地对自然资本的减值做出了保守的假设。例如，将排放在大气中的每吨碳氧化物折合成20美元，这一价格几乎肯定低于它的社会成本（或负的影子价格）。如果我们将这个影子价格以另一并非不合理的价格（每吨75美元）来代替，那么表2中的所有贫穷国家在1970——2000年间的人均生产基础，都会呈现出下降趋势。我们从中得到的信息是发人深省的：如果从人均生产基础来判断，那么在过去的30年中，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目前有7.5亿人口）是变得更加贫穷了，而印度次大陆地区（目前有14亿多人口）的经济发展要用“不可持续”或“勉强可持续”来形容。以下的这一推断是错误的：贫穷国家的人们应该靠减少消费的方式来更多地投资于其生产基础。在这本书中，我们曾不止一次地提到，在德丝塔的世界中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是非常低效的。将消费和对生产基础的投资看作一笔数目固定的资产中此消彼长的两部分，这是错误的。更优越的制度将会使得德丝塔世界的人们消费更多，投资更多（当然指的是总括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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