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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与正统经济学的第二点不同，在于它与中国改革历史和现实的紧密联系。张维迎1984年研究生毕业后，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6年，奠定了他的学术研究与中国改革密切关联的特点。就像上面提到，在1984年完成的硕士论文中，他提出以“双轨制”方式促使中国由计划价格转向市场自由定价的设想，其中就有将价格比喻为“温度计”的通俗表达，揭示了价格的信号功能，对价格改革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政策变化、政治氛围、舆论环境等，也多次反映到张维迎的改革寓言中。他把当时艰难生存的企业家比喻为“等待营救的囚徒”，把意识形态约束下的政策讨论总结为“只能说皇帝的衣服太透亮”，把推动改革的政治策略寓言为“村长悄悄换斑马”，等等，生动反映了这段历史的时代特征。到了1990年代，中国改革的重点转向企业产权制度，张维迎提出的经济寓言更加丰富。他把国有企业领导人的短期行为比喻为“为吃果子砍倒树”；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比喻为“通过马背上画白道道来制造斑马”；把国有企业的亏损比喻为“盖不住的一筐烂柿子”，等等。这些寓言和比喻反映了张维迎在企业改革问题上的一贯观点和长期主张，并在1990年代中后期推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理论争鸣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社会思潮、经济形势、政治力量等因素影响，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进退交织、困难复杂的阶段。对这一时期的改革倒退和企业家生存环境，张维迎用“被追捕的自由人”来形容；他认为改革需要冒险精神和行动力，就像生孩子应该“先怀孕，再保胎”一样；还通过“华盛顿夫妇解放黑奴”的例子，强调了理念在推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甚至借用“太极图”的比喻，对中国改革的来龙去脉作出全面的概括和展望。毫不夸张地说，在张维迎的经济寓言中，蕴含着当代中国改革道路的历史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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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张维迎寓言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不同，是对企业问题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在一般的经济学体系中，企业是作为一个既定事实与外生变量来参与市场活动的。但是，企业是怎么产生的？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结成企业？企业里的人为什么分为雇员和老板？企业在市场秩序运行中担当着什么作用？这才是能够深入、完整地理解经济现实的关键问题。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张维迎发展了他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并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比喻和寓言阐述了他的观点。他的企业理论影响力之所以经久不衰，不仅源于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和论证的严谨性，也得益于他创造性的比喻和寓言。“在每个人的脑门上标注财产”这个极富想象力的寓言，揭示了在企业的形成过程中，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月光下与树影下”这个非常简单的比喻，阐述了为什么在企业里是企业家监督员工，而不是员工监督企业家的道理；他还通过“和尚与庙”、“找不到别人的错都是你的错”、“小伙子还是老太太”等寓言，解释了企业如何构造市场的声誉机制和责任体系，以及企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约束与激励等重要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深入研究，张维迎对国有企业弊病提出全面、彻底的批判——典型反映在“变压器理论”、“牢固的钉子和摇晃的墙”、“乾隆皇帝的生产率”等寓言中，并揭示了中国股市的内在缺陷，最后得出国有企业要么改革产权、要么走向消亡的结论。或许由于张维迎长期从事商学院教育，他在企业品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生存发展等问题上也作了大量深入浅出的研究和论述。他以“电视机与土豆”为例，说明品牌是市场解决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机制；以“自己凿洞才能当菩萨”为比喻，提示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在经济转型中的极端重要性；还以“叠罗汉”的比喻，解释了企业在市场价值链分配中责任越大、利润越大的道理。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和论述过程表明，张维迎是能够将企业理论追根溯源、融会贯通，并引导企业家将其付诸实践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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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就很清楚，这本《张维迎寓言经济学》的读者对象和阅读价值是什么了。对于那些还在学校里学习的青年学生来说，这本书是“游览车”，让他们可以轻松领略经济理论的丰富内容，以及经济理论和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对于那些关心中国社会变化趋势的普通公民乃至政府官员来说，这本书是“透视镜”，为他们观察中国改革的历史和未来提供富有穿透力的重要启示；对于那些在企业工作的商界人士和企业领导来说，这本书是“定位器”，帮助他们重新思考企业运行的基本逻辑和发展方向……更一般地说，这本书提供了一种真切理解经济生活与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它让每个人都能明白：任何复杂的问题和深奥的理论，只要理解透彻，终究可以转换为浅显的生活经验和日常用语——这对那些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大众求知者来说，无疑是一个福音，也是一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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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寓言毕竟是寓言，任何寓言或者比喻，在知识传递过程中都有它的局限和误差，“张维迎寓言经济学”也同样如此。要想得到更完整和精确的知识，就必须深入到寓言背后的理论细节和事实依据中。为此我们希望，那些对中国改革和企业发展问题有更多兴趣的读者，能以这本相对浅显的小书作为“中转站”，走进张维迎原创的、更加广阔深远的学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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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上篇 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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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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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水和井水——财富瓜分与财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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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这里有一杯水，如果这一杯水我喝了，大家还能不能喝？显然不能喝。这叫自然经济的财富观。就是说，在自然经济下，财富就像杯里的水——你喝多了，我就喝少了；你富了，我就穷了。所以在自然经济下，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财富的瓜分。商品经济社会的财富观是什么呢？财富不是杯子里的水，而是井里的水，是泉水，不是汲之有限的而是掘之无限的，掘井的人可以给整个社会带来福利。所以在商品经济下，人们的注意力不是财富的瓜分，而是财富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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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张维迎在1985年针对财富的分配和创造提出的比喻[1]。当时正值中国改革早期，农村里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引起社会的关注和议论。他通过划分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不同的财富观念，来论证改革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合理性，并引导人们要关注财富的创造。而事实上，在“杯水”和“井水”两种财富观念背后，还有更普遍的制度变迁含义，计划经济的诞生和发展就与此有关。多年以后，在这些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张维迎进一步提出“市场的逻辑”和“强盗的逻辑”两个概念，阐释了中国改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内在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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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先富起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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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的中国社会，受政治意识形态束缚，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近义词，只能用“商品经济”代指，人们的思想状况可想而知。农村变革后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先富起来的人。有人说：有一个发财的，就有一个倒霉的；有人富了，肯定就有人穷了；蛋糕给他多切一点，我就少了一点；诸如此类。虽然在1984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已首次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写进中央文件，但对于如何看待“先富”和“共富”的关系，如何理解改革对财富分配和创造的影响，深入的理论解释还是比较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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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张维迎提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两种财富观的区别。他认为在自然经济下，财富被当做大自然的恩赐，“土地乃财富之母”，土地的有限性决定了财富的有限性。所以传统社会注重的是财富的瓜分，而不是财富的创造。如历代的战争大多是瓜分土地的战争，历代的变革如同轻徭薄赋之类，都是分配的变革。而在商品经济下，财富母体从生产要素本身转向要素的组合方式，如分工、创新、交换等。这些要素的组合方式可以说是无限的，财富生产潜力也是无限的。在这种状况下竞争也免不了失败者，但成功者之所得并非失败者之所失，所以市场中的企业家不畏惧竞争，还乐于竞争。因为竞争可以激发人的首创精神，改变要素的组合方式，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扩大社会财富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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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的观念看中国农村改革，地还是原来的地，人还是原来的人，但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因何在？除了包产到户带来的积极性提高，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自由扩大，农村出现许多能人，给农村带来了生产、交易的活力。这些人先富起来并不是把原来的财富瓜分了，而是像企业家一样靠着机敏和才能参与交换，促进分工，创造出新的财富。因此张维迎认为，改革不是利益的再分配，而是利益的再创造。“损人利己”这个流行口号给人灌输了一种思想：利己就等于损人。这在自然经济下有一定道理，但在商品经济中就不对了。一个体制下如果“利己”总要“损人”，这个体制肯定有问题，它就需要改革，改成利己又能利人的制度。这就是社会变革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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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和思维与剥削理论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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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的这些观点，指向经济理论中两个重要的基本概念：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所谓零和博弈，是指参与博弈的各方在严格竞争下，一方的收益必然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他们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永远为零，也就是说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而在非零和博弈中，参与者之间的收益或损失的总和不是零，不存在“你之得即我之失”的简单关系，而可能形成某种共同的利益，即蕴含着“双赢”或“多赢”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双输”或“多输”的局面）。这背后有深刻的制度含义，足以揭示计划经济诞生和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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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核心是剩余价值理论。所谓剩余价值，按马克思的观点，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即剥削）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由于剩余价值的存在，工人所得的总收入永远少于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否则没有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的购买力总是低于社会生产的财富价值，因此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为了消除经济危机，消灭剥削，社会必须取消私人资本和市场交易。这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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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理论提出来以后被很多政治家、革命家接受，对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既然资本雇佣工人是剥削，劳资双方就是互相对立的关系，社会因此分成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为了实现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抛头颅洒热血，牺牲无数人的生命，从事革命斗争。他们一度取得胜利，建造了没有“剥削”的国家。可在这样的社会里权力取代货币成为经济的主宰，结果农民的生活更惨，工人的收入更低，人们吃尽苦头，甚至出现大规模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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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就在剩余价值与资本剥削理论。按照这个理论，资方永远是赚钱的。如果发生亏损，资方可以压低工资弥补亏损。但事实不支持这个理论——亏损的企业到处可见，企业永远是有赚有赔。事实正像很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剩余价值并非无偿被资产阶级占有，因为在企业创办发展过程中存在种种风险，所谓的剩余价值有时为正、有时为负，但不论正负都由资本拥有者承担。所以它并不是被资本家强占的利益，而是资本家承担风险的报酬。而且同资本家相比，打工也有打工的好处，工人下班后自由自在，没有压力，只管领工资。而当老板的人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即使下了班也得时刻想着企业的经营。打工者之所以能领到工资，正是因为老板不分昼夜费尽心思赚到了钱；老板能够赚钱，也是靠打工者的劳动。他们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如果把雇佣关系看成是简单的对立或剥削，就会助长双方损人利己的心态和动机，把合作双赢的关系引向斗争动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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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正是以零和博弈的思维看待劳资关系，导致社会“多输”的结果。这个理论一度被广泛接受，引导很多国家走上公有制计划经济之路。但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实践，大部分人懂得了它的错误。这些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回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来，其中包括中国。2010年前后，张维迎通过总结两个概念“市场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完整阐释了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的内在含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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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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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迎看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表明，人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分两种：一种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比如偷抢别人的东西，让别人不能享受，自己可以享受，这叫强盗的逻辑（当然，也不一定是简单的偷和抢，有些隐蔽的强盗逻辑是合法的）。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也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自己获得收入，过上富足的生活，这叫市场的逻辑。人类历史大致就是在这两种逻辑作用下演进发展的，有时候强盗的逻辑占主导多一些，有时候市场的逻辑占主导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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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是，在计划经济下，权利是依附在职位上的，你有多大的职位，就能行使多大的权利。例如部级干部、局级干部、处级干部等，每一级干部都有特定的权益，从生产资料的调拨，到生活资料的享受，都是根据权力大小和职位级别决定的，可以叫它职权经济。而市场经济呢？可以叫它产权经济。简单地说就是，只要有钱，你不需要当官也能享受当官的待遇。例如出差可以坐飞机，出门可以坐小轿车，可以买到和部级官员一样大的房子，等等。总之计划经济是权说了算，市场经济是钱说了算，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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