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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根源在哪儿？就在剩余价值与资本剥削理论。按照这个理论，资方永远是赚钱的。如果发生亏损，资方可以压低工资弥补亏损。但事实不支持这个理论——亏损的企业到处可见，企业永远是有赚有赔。事实正像很多经济学家指出的，剩余价值并非无偿被资产阶级占有，因为在企业创办发展过程中存在种种风险，所谓的剩余价值有时为正、有时为负，但不论正负都由资本拥有者承担。所以它并不是被资本家强占的利益，而是资本家承担风险的报酬。而且同资本家相比，打工也有打工的好处，工人下班后自由自在，没有压力，只管领工资。而当老板的人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即使下了班也得时刻想着企业的经营。打工者之所以能领到工资，正是因为老板不分昼夜费尽心思赚到了钱；老板能够赚钱，也是靠打工者的劳动。他们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如果把雇佣关系看成是简单的对立或剥削，就会助长双方损人利己的心态和动机，把合作双赢的关系引向斗争动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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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正是以零和博弈的思维看待劳资关系，导致社会“多输”的结果。这个理论一度被广泛接受，引导很多国家走上公有制计划经济之路。但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实践，大部分人懂得了它的错误。这些国家先后放弃了计划经济，回到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来，其中包括中国。2010年前后，张维迎通过总结两个概念“市场的逻辑”与“强盗的逻辑”，完整阐释了中国改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的内在含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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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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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维迎看来，人类历史发展过程表明，人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分两种：一种是通过使别人不幸福，自己变得幸福，比如偷抢别人的东西，让别人不能享受，自己可以享受，这叫强盗的逻辑（当然，也不一定是简单的偷和抢，有些隐蔽的强盗逻辑是合法的）。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使别人幸福，让自己变得幸福，也就是给别人创造价值，自己获得收入，过上富足的生活，这叫市场的逻辑。人类历史大致就是在这两种逻辑作用下演进发展的，有时候强盗的逻辑占主导多一些，有时候市场的逻辑占主导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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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最大的不同是，在计划经济下，权利是依附在职位上的，你有多大的职位，就能行使多大的权利。例如部级干部、局级干部、处级干部等，每一级干部都有特定的权益，从生产资料的调拨，到生活资料的享受，都是根据权力大小和职位级别决定的，可以叫它职权经济。而市场经济呢？可以叫它产权经济。简单地说就是，只要有钱，你不需要当官也能享受当官的待遇。例如出差可以坐飞机，出门可以坐小轿车，可以买到和部级官员一样大的房子，等等。总之计划经济是权说了算，市场经济是钱说了算，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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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不同制度的后果是什么？在职权经济下，政府官员要爬上一个高位，比如从科长到处长，从处长到局长，从局长到部长，等等，是一个漫长的、激烈竞争的过程。但他们竞争的不是创造价值的能力，而是在官场上钩心斗角、摸爬滚打的手段。这种竞争不是创造财富的竞争，而是互相伤害的竞争。结果是在计划经济下，人们折腾那么几十年，生活没有改善。1978年改革以后，国家走向市场经济（产权经济），权力在资源调配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一个人要想过上舒适的生活，必须通过给别人提供价值去交换，可以当个体户，可以长途贩运，可以创办企业，不论做什么，一定要满足别人的需要。所以同样是中国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斗来斗去，互相伤害，不创造社会价值。而到了市场经济，每个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就必须给他人创造价值，结果就是社会的财富不断增加，百姓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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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看，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与资本剥削理论是建立计划经济的基础。而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想得到幸福，必须首先使别人幸福，这是市场能够促进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的根本原因。为了实现这一点，市场需要一系列制度设计前提，譬如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企业、企业家、利润，等等。它们的确立与财富观念密切相关。拿利润来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它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象征，是需要被纠正和消灭的东西。而在市场经济的观念中，它是鼓励企业创新和促使企业家承担连带责任的重要机制。正因为有了这些制度安排，才使跨区域、跨血缘的陌生人可以互相信任，从事分工、交易、合作；才保证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不干损人利己的事；才使得企业家为了生存、发展而不断创新，为消费者创造更大的价值。结果，就把个人对幸福的追求转化为创造社会财富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这样，才有了西方世界过去两百多年的崛起，也才有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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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分清“杯水”和“井水”这两种不同的财富观是多么重要。在中国经济改革与制度变迁背后，伴随着财富观念的转变，这两种财富观念的划分至今并没有过时。因为在现实中还有很多社会、经济问题，例如穷人与富人的收入分配、工人和企业主的权益界定、国与国的贸易竞争，等等，都需要通过零和博弈或非零和博弈的思维去辨析和解决。对这些问题稍有不慎，就会陷入“阴谋论”、“剥削论”、“掠夺论”的误区，重蹈历史覆辙。为了避免再犯历史错误，需要在社会中继续强调健康、正确的财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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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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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老夫少妻”——中国经济增长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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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一个社会由4个人组成，两男两女，男女各有一个80岁，各有一个20岁。如果政府规定20岁的姑娘和80岁的老翁结婚，20岁的小伙子和80岁的老太太结婚，那谁都生不出孩子来，即使每个人都长生不老，这个社会的人口也不会增长。这就像计划经济。现在如果允许人们自由组合，20岁的姑娘和80岁的老翁会离婚，20岁的小伙子和80岁的老太太也会离婚。然后，20岁的小伙子和20岁的姑娘结婚，他们都有生育能力，就可以生出孩子了，整个社会的人口就会增加。这就是配置效率导致的增长。假如生育技术的进步使得年轻男女的生育能力可以提高，甚至80岁的老人也能生育，这样的人口增长就是生产效率导致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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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4年，在一次政府官员的培训讲座[3]中，张维迎对中国经济增长提出的独特的解释。在这个寓言中，张维迎借助“老少配”的比喻提出两个重要概念——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来回答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来自何处、未来前景会如何的问题。他认为在1978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中，经济增长的动力首先来自配置效率提高，也就是寓言中所说的纠正“老少配”错误的资源配置方式。具体表现为允许劳动力流动、企业家资源重新配置、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开发利用国内外市场，等等。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因配置效率不同而存在的增长潜力越来越小。要想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就要从配置效率的提高转向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就是比喻中所说的“生育技术的进步”）。为此，中国社会必须完成一系列变革与积累，包括扩大经济自由、加强产权保护、完善教育体系、增加研发投入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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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改革与经济增长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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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改革以来优异的经济增长，外界一直感兴趣两个问题：一是这种经济增长的来源是什么，二是它能持续多久。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张维迎使用了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概念和分析框架。他指出，所谓配置效率提高，是在给定资源、技术条件下，资源从效率低的地方流向效率高的地方，使社会总产出价值增加；而生产效率提高，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使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这两个概念在经济理论中往往要通过坐标曲线来说明。但在日常语境中，张维迎通过“老少配”的比喻，使它们的内涵和意义变得简单明了。张维迎认为，在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寓言中所说的纠正“老少配”的错误（废除计划经济下不合理的规定），使资源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形成有效的“生育后代”（创造财富）能力。这跟另一位经济学家茅于轼的观点非常相近。茅于轼在谈及中国改革前后社会财富变化时说：“我们过去对创造财富有很多错误的认识，一种普遍的认识是劳动创造财富，其实劳动也可能消灭财富。”“‘大跃进’把钢铁炼出来，国家变得更穷了……学大寨，不怕苦，不怕累，让知识分子、机关干部下乡去种粮食，以为劳动就创造财富，恰好错了，那种劳动都是消灭财富的。”茅于轼指出，“真正创造财富的原因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经济学叫资源配置，包括土地、水、劳动、外汇、煤炭、电力，每样东西都要将它‘物尽其用’。”茅于轼的观点，贴切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财富创造原理。而张维迎则系统总结了中国改革以来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方式和表现，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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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1980年代，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19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由内地流向沿海的巨大的“民工潮”。此前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农民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甚至为负。他们进入工业领域之后，生产出有较高价值的产品，社会财富也随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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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企业家人力资源重新配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那些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从政府部门或者学术机构转向企业。过去这些人是寻租者，不仅自己不创造价值，还阻碍别人创造价值，后来他们开始创造价值——至少是一边寻租一边创造价值。这一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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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结构调整。改革开放前，企业是为计划而生产，不是为市场而生产，大量产品没有实际价值。而在198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发生一个巨大改变，就是由重工业为主转向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使从城市到农村所有人的生活水平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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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重组国内资源和区域分工。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下，政府规定的地区和部门分工几乎全都是不合理的。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市场和企业家配置资源，使资源流动趋于合理，区域分工效率得到发挥，也带来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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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初是靠沿海省份带动的，从广东的来料加工，到浙江的手工业品出口，都是以国际市场为主。另外，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引了大量外资，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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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配置效率提高转向生产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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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相信，正是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未来这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潜力越来越小，要想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越来越难。一方面是因为，过去中国主要靠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很少有自己的原创核心技术，随着时间推移，可供学习、利用的先进技术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的原因在于，过去中国的要素配置效率提高，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劳动成本优势。例如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只相当于美国的1/7～1/6左右，所以有很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工资收入提高，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如果生产率提高赶不上工资提高，劳动力优势就会缩小，甚至荡然无存。因此在未来——张维迎预计是在2015年以后，中国能否在原创技术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能否出现一批有技术实力的优秀企业——或者说，能否从配置效率的提高转向生产效率的提高，就成为能否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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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实现这样的跨越式转变，并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呢？首先当然是要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紧跟其后的是提高教育水平，包括科技知识推广和产业工人培训，也包括整个社会人文素养的提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对社会资本的培育。所谓社会资本，是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概念基础上，体现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的能力。要提高社会资本，就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和产权保护，因为产权是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基础。有了产权保障，人们才会考虑长期的未来，讲信用、守承诺，发展出精细的社会分工网络，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在此过程中，政府的行政效率和行为规范极其重要。中国之所以缺乏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度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管制经济。政府过多地干预社会生活，扰乱了人们的正常预期。政府行为越不规范、自由裁量权越大，企业就越是追求短期利益，不会投资于长远的未来。要改变这种状况不仅需要借助技术手段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更需要从体制上、观念上将原有的统治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因此可以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一个政府转型与政治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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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观点中，张维迎的视角是全局和战略性的。也就是说，这些意见如果要寻找合适的建议对象的话，最佳人选应该是政府官员和高层决策者。但张维迎的研究不止于此。他在另一个层面，即企业发展层面上，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作了分析描述。他认为经济增长动力从配置效率提高转向生产效率提高，对企业而言，就像在改革开放早期，市场上到处是机会，企业家随便找个“山洞”钻进去念念经、打打坐，就会有人给他烧香磕头进贡，很容易赚到钱。但随着市场的发育和成熟，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以后企业家必须靠硬本事在岩石上“凿洞”，才能创造出赚钱的机会。这就需要企业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或产业整合能力。可见，对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两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划分、解释和预判，不仅值得政府官员重视，同样值得企业家们认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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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1704536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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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让狼照看羊——社会保险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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