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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经济学家一方面担心信息不对称，一方面又想限制企业规模，这是自相矛盾的。大企业不仅是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而且是建立市场信任与合作关系的核心纽带。试图通过政府管制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不仅困难极大，而且适得其反，制造出许多贪污腐败的机会，阻碍技术进步，社会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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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种种，张维迎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被歪曲和丑化了。由于这套理论跟现实世界偏差太大，理论自身存在矛盾，它不能很好地解释和预测人们的经济生活，有不少经济学家对它提出质疑和挑战。正像张维迎在寓言中说的，当发现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画像”有问题后，一些人并未完全否认画像，而是修改画像，力图使它更接近市场的真实面目——这就是芝加哥学派。在张维迎看来，因为芝加哥学派是在新古典理论的框架下为市场辩护，所以经常自相矛盾。他们虽然提出“政府失灵”理论来对抗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却不能明确回答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应该如何取舍的根本问题。至于主张政府调控经济的凯恩斯理论，更被张维迎看作是一种应该被清除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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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发展的曙光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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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经济学是不是一塌糊涂、没有希望了呢？张维迎认为希望还有，那就是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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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市场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静态均衡；它是企业家不断创造、利用新的信息，发现、获得盈利的协调过程。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不需要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例如，不需要假定信息完全对称，相反，正因为信息不对称，人们才需要市场经济。信息是主观的，藏在每个人的头脑中，只有在市场过程中才会显现。计划经济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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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生产分工与市场效率没有矛盾，技术进步与企业竞争也没有矛盾。因为企业竞争是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是企业竞争的手段。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等，都不构成破坏市场的因素。它们是市场运行的方式，也是市场存在的理由。如果没有市场，这些问题本身就不存在（如，没有分工，就不会有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许多市场机制（如品牌、信誉）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因此，张维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丑化了市场，奥地利学派理论才是解释市场经济“最透彻、最正确的学说”，是经济学发展的曙光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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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能不能像张维迎期望的那样，在未来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呢？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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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拥有强大生命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逻辑形式完美。它通过数学形式证明了市场最高效率的存在，尽管使用了跟现实不符的假设条件，却有助于在经济学发展中被精确地代代相传。但正如张维迎指出的，由于它使用了与现实不符的假定，得出市场有效的结论，反而使人们认定现实中市场无效，败坏了市场的名声。这是一个遗憾和谬误。就像我们给一位姑娘画像，画得很美，后来通过对比发现画像跟她本人长相不符，因此就说她丑，这是不对的。她的美可能跟画像的美不一样，是另一种形式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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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张维迎想论证的：即便是在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完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也是行之有效的。他提出的这个观点，以及对“市场失灵”理论的反驳，无疑大大拓宽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更坚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张维迎以及奥地利学派理论对市场效率的论证，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严密和深入，还比较粗糙，有待完善。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有了一套完美的标准，却不能准确描述市场状况的话，奥地利学派理论欠缺的是对真实市场绝对有效的数学化证明，以及更多的经验支持。它的发展壮大还需要旷日持久、艰苦细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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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改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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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太极图”——市场化先于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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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竖椭圆，中间画一条S形曲线，分成两半，自上而下，先大后小的一半是经济改革，先小后大的一半是政治改革。中国不是仅仅经济改革，只是经济改革在前30年比重比较大，到后30年逐渐变成一条尾巴。而政治改革从前30年开始比较小，到后30年逐渐变得比较大。当然，到了最后成功的时候，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基本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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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用一幅仿太极图来比喻中国改革。他提出这个预测[11]的时候，正值苏联政治突变，东欧开始民主化，国际舆论对苏东改革一片叫好，却不看好中国改革，甚至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失败。张维迎却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会停止，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改革的力度会比较大，政治改革的比重相对较小。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了他的预判。由此，他进一步总结了社会变革中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某种关系。他认为在一个社会的变革中，市场化放在民主化之前通常会取得好的效果，反过来却可能产生不利的局面。当然，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必须通过政治民主化来巩固和完善，还要跟法治建设和精英治理结合起来。他预计到2040年左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将有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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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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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历史上，1989至1992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其间由于中国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东欧出现政治巨变，对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提出严峻的挑战。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相信，避免执政党丢失政权的有效方法是快速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增强综合国力。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执政理念。为了贯彻这一理念，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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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正如张维迎所预测的，尽管中国没有公开推行多党制、民主化等政治改革，但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推动下，经济改革没有停步。中国的创业自由、交易自由不断扩大，民营企业蓬勃兴起，对外开放大步前进，构成了中国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在1992年以后20多年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基本保持在8%以上，平均增长10%左右，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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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历史，张维迎在2009年回顾改革历程时[12]提出一个总结。他认为在新兴发展国家的行列中，中国改革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是先市场化，再民主化，“这是邓小平的英明之处”。所谓市场化，也就是经济自由化。一个国家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如果人们憧憬政治民主化，觉得民主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带来理想的社会，就会把原本应该通过市场解决的问题推到政府身上，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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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国家都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例如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的国家。而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则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前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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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先于民主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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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市场化应该走在政治民主化前面？张维迎认为，首先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用它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迫不得已的，不该是第一选择。市场决策和政治决策的区别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在某个团体中有300人想去吃饭，市场决策就是每个人自己选择，想吃什么就买什么，这样每个人的偏好都能得到满足；而政治决策是大家必须吃一样的东西，民主就是所有人投票决定吃肉还是吃素，50%以上说吃肉就必须吃肉，不想吃肉也不行。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就像一个国家在确立产权保护制度之前，政府还控制着大量资源，人们以为政治民主可以解决教育、社会公平这样的问题，就搞民主选举，容易把原本应该交给市场解决的决策交给政府，结果必然损害一部分人的权利，并导致效率损失。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应该首先界定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范围，尽可能把选择权交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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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民主制度要建立在公民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责任意识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民主是人们行使某种政治权利，比如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或决定某一项法律是否通过，后果会影响很多人。它需要有社会责任心。在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里，大部分人要么很富，要么很穷。赤贫的人因为没有财产，在选举投票时容易被贿赂，受人操纵。超富的人则不愿受法律约束。他有钱解决各种问题，甚至可以雇用黑社会为自己服务。所以贫富两极的人对社会都不会有太多的责任心。只有中产阶级，一方面有自己的财产（如房、车等），不喜欢社会动乱，愿意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富到可以随便欺负别人的地步，因此最具有公民意识。这个阶层如果不够庞大，民主制度就容易变成暴民政治。只有通过市场化，发展出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才能保证民主化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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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张维迎看来，民主制度不是如何鼓励政府干好事，而是怎么防止政府干坏事。一个国家的民主要发挥积极作用，前提是政府管的事情比较少。如果政府管着很大的资源配置，市场作用范围很小，无论什么样的民主都不能保证产生一个好政府，甚至连腐败问题都解决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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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大势是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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