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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中，生产分工与市场效率没有矛盾，技术进步与企业竞争也没有矛盾。因为企业竞争是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是企业竞争的手段。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性、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等，都不构成破坏市场的因素。它们是市场运行的方式，也是市场存在的理由。如果没有市场，这些问题本身就不存在（如，没有分工，就不会有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许多市场机制（如品牌、信誉）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发展出来的。因此，张维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丑化了市场，奥地利学派理论才是解释市场经济“最透彻、最正确的学说”，是经济学发展的曙光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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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奥地利学派经济理论能不能像张维迎期望的那样，在未来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呢？这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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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经济理论之所以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拥有强大生命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逻辑形式完美。它通过数学形式证明了市场最高效率的存在，尽管使用了跟现实不符的假设条件，却有助于在经济学发展中被精确地代代相传。但正如张维迎指出的，由于它使用了与现实不符的假定，得出市场有效的结论，反而使人们认定现实中市场无效，败坏了市场的名声。这是一个遗憾和谬误。就像我们给一位姑娘画像，画得很美，后来通过对比发现画像跟她本人长相不符，因此就说她丑，这是不对的。她的美可能跟画像的美不一样，是另一种形式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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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张维迎想论证的：即便是在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完全、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市场也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也是行之有效的。他提出的这个观点，以及对“市场失灵”理论的反驳，无疑大大拓宽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为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更坚定的理论基础。但是，张维迎以及奥地利学派理论对市场效率的论证，不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严密和深入，还比较粗糙，有待完善。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有了一套完美的标准，却不能准确描述市场状况的话，奥地利学派理论欠缺的是对真实市场绝对有效的数学化证明，以及更多的经验支持。它的发展壮大还需要旷日持久、艰苦细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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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改革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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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的“太极图”——市场化先于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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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竖椭圆，中间画一条S形曲线，分成两半，自上而下，先大后小的一半是经济改革，先小后大的一半是政治改革。中国不是仅仅经济改革，只是经济改革在前30年比重比较大，到后30年逐渐变成一条尾巴。而政治改革从前30年开始比较小，到后30年逐渐变得比较大。当然，到了最后成功的时候，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基本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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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用一幅仿太极图来比喻中国改革。他提出这个预测[11]的时候，正值苏联政治突变，东欧开始民主化，国际舆论对苏东改革一片叫好，却不看好中国改革，甚至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失败。张维迎却认为中国的改革不会停止，只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改革的力度会比较大，政治改革的比重相对较小。后来事实的发展证明了他的预判。由此，他进一步总结了社会变革中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某种关系。他认为在一个社会的变革中，市场化放在民主化之前通常会取得好的效果，反过来却可能产生不利的局面。当然，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也必须通过政治民主化来巩固和完善，还要跟法治建设和精英治理结合起来。他预计到2040年左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将有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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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发展是硬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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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历史上，1989至1992年是一个关键时期。其间由于中国发生严重的政治风波，苏联、东欧出现政治巨变，对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提出严峻的挑战。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相信，避免执政党丢失政权的有效方法是快速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增强综合国力。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的执政理念。为了贯彻这一理念，邓小平在1992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南方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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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正如张维迎所预测的，尽管中国没有公开推行多党制、民主化等政治改革，但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推动下，经济改革没有停步。中国的创业自由、交易自由不断扩大，民营企业蓬勃兴起，对外开放大步前进，构成了中国新一轮经济高速增长的强劲动力。在1992年以后20多年间，中国经济每年增长基本保持在8%以上，平均增长10%左右，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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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历史，张维迎在2009年回顾改革历程时[12]提出一个总结。他认为在新兴发展国家的行列中，中国改革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是先市场化，再民主化，“这是邓小平的英明之处”。所谓市场化，也就是经济自由化。一个国家在经济自由化之前，如果人们憧憬政治民主化，觉得民主化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带来理想的社会，就会把原本应该通过市场解决的问题推到政府身上，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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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民主化走在市场化之前的国家都经历了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例如印度，就是典型的民主化走在市场化前面的国家。而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地区等，则是经济市场化走在政治民主化前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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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先于民主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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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济市场化应该走在政治民主化前面？张维迎认为，首先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用它来解决社会问题是迫不得已的，不该是第一选择。市场决策和政治决策的区别可以打这样一个比方：在某个团体中有300人想去吃饭，市场决策就是每个人自己选择，想吃什么就买什么，这样每个人的偏好都能得到满足；而政治决策是大家必须吃一样的东西，民主就是所有人投票决定吃肉还是吃素，50%以上说吃肉就必须吃肉，不想吃肉也不行。这是一种很糟糕的局面。就像一个国家在确立产权保护制度之前，政府还控制着大量资源，人们以为政治民主可以解决教育、社会公平这样的问题，就搞民主选举，容易把原本应该交给市场解决的决策交给政府，结果必然损害一部分人的权利，并导致效率损失。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应该首先界定好市场与政府的作用范围，尽可能把选择权交给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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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民主制度要建立在公民责任意识基础上；而公民责任意识主要来自中产阶级。民主是人们行使某种政治权利，比如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或决定某一项法律是否通过，后果会影响很多人。它需要有社会责任心。在贫富分化严重的社会里，大部分人要么很富，要么很穷。赤贫的人因为没有财产，在选举投票时容易被贿赂，受人操纵。超富的人则不愿受法律约束。他有钱解决各种问题，甚至可以雇用黑社会为自己服务。所以贫富两极的人对社会都不会有太多的责任心。只有中产阶级，一方面有自己的财产（如房、车等），不喜欢社会动乱，愿意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富到可以随便欺负别人的地步，因此最具有公民意识。这个阶层如果不够庞大，民主制度就容易变成暴民政治。只有通过市场化，发展出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才能保证民主化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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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张维迎看来，民主制度不是如何鼓励政府干好事，而是怎么防止政府干坏事。一个国家的民主要发挥积极作用，前提是政府管的事情比较少。如果政府管着很大的资源配置，市场作用范围很小，无论什么样的民主都不能保证产生一个好政府，甚至连腐败问题都解决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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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大势是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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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不是说经济市场化可以代替政治民主化。张维迎相信，社会对民主的要求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是没办法压抑的，必须顺应它才行。因为从政治市场的角度看，政府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它的税收是为民众服务的报酬，要使政府真正为老百姓服务，就必须有民主制度约束和对权力的制衡。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可能更多地遵循“强盗的逻辑”，而不是真正地尊重市场。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张维迎在呼吁市场化改革的同时越来越关注落实宪法、民主问题。2012年，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以“落实宪法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为题发表演讲，提出落实宪法的五个方面：一是司法独立；二是人民代表的竞争性民主选举；三是言论和出版自由；四是私有产权的保护；五是违宪审查。这实际上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公开呼吁政治改革。这是因为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粗放型、低利润的加工制造业，这些产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不高。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要转向附加值高的服务业，对制度环境的依赖度很高，民主政治改革将决定中国人今后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所以说，不论从哪方面看，民主都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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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须与精英治理、法治秩序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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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张维迎指出，其核心挑战是把民主化和精英治理结合起来。民主的重点是让普通人约束政府的行为，但社会的高效运作还是需要精英治理，两者之间有一定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民主化很容易走向民粹主义和暴民政治。民粹主义因为迎合了人性的某些弱点，比如人人都喜欢占便宜、喜欢不劳而获等，容易发展为暴民政治。中国要防止民主化变成民粹主义，就像前面所说，必须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否则不管怎样投票，最后产生的都是暴民政治，而不是精英治理。另外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社会需要建立法治秩序，关键是树立法律和法院的权威。比如在选举中有争议，就需要一个权威机构来裁决。如果法院没有权威，选举失败的一方不承认结果，或一方自认为赢了，另一方坚决不认，最后就会打起来。只有树立法院的权威，大家都认同法院的裁决，才能使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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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于政治改革与民主化的观点，不仅有助于正确看待中国的改革发展，也对理解制度变迁有普适意义。近年来世界各地发生的民主倒退事件彰显了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例如2011年，埃及的穆巴拉克独裁政府在民众的抗议声中垮台，但是在随后的埃及大选中，获胜的穆斯林兄弟会将民主视为“赢者通吃”的制度，在政府中塞满了兄弟会成员，还创建了一个穆斯林永远占多数的上议院。结果2013年，埃及军方介入，逮捕了首任民选总统穆尔西，并囚禁兄弟会的领导层，还杀死了成百上千的游行示威者。这始料未及的变故连同叙利亚战争、利比亚的无政府状态一起，浇灭了民主在中东进一步扩展的希望。类似的混乱还发生在阿富汗、乌克兰、泰国、柬埔寨等新晋民主国家身上。它们充分表明政治民主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复杂甚至曲折的过程，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才能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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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张维迎对中国改革进程提出一个总体判断，并对政治民主化勾勒出大致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他认为在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中，市场化框架已基本完成：前15年基本完成了价格自由化，后15年基本完成了国企股份化。未来30年中国改革的重点将转向政治体制改革，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15年主要任务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体系，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建立法治社会；后15年要推行民主选举制度，慢慢完成向普选民主过渡。也就是到2040年左右，中国改革的“太极图”将全部完成。这是他的预测，也是他的愿望，究竟能否实现，只有等时间作出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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